乾隆帝-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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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出了个问题。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纂修官黄寿龄把《永乐大典》拿回家中校勘，结果丢了六本。由于追查及时，一个月后找回丢书。这件事发生后，乾隆加强了对四库馆的管理，命令将各省运到翰林院的图书建立档册，纂修人领书要登记，提调人员每日稽查。
常见的是错讹问题。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乾隆在翻阅进呈图书中发现，不单是错字问题，有的原文有讹错，校勘人未能检查改正，抄书人依样抄写，并不“逐条举出，概以轻心掉之耶”《清高宗实录》，卷969，7页。。刘墉进《少阳集》誊写有错字，本人请求处分，算是主动认错。
为了解决讹错问题，乾隆确立处罚制度。凡呈进书籍，由乾隆发现分校、复校人错至两次，总裁官错至三次以上，由军机大臣查明交部议处；总裁进呈书校错一本，罚俸半年，分校、复校罚俸一年。乾隆将分校、复校改为罚俸三个月。总纂纪昀、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责任大，出现问题自然最多，乾隆特地声明他们三人“所办书籍既多，竟应免其处分。而伊等应更详慎办理，期于无误”《清高宗实录》，卷1029，12页。。
乾隆虽制定处罚制度，但没有忘记奖励。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修书已届五年之时，乾隆下令纂修人梦吉、王仲愚、章宝传、黄轩、平恕、邹炳泰、陈昌齐、庄通敏、王嘉曾、吴寿昌、陈初哲、郭长发十二人，“俱著以应升之缺，列名在前升用”。汪如藻、励守谦加恩授为翰林院编修。纪昀、陆锡熊、陆费墀三人已加恩升官，仍赏给缎匹、荷包、笔、墨、纸、砚等物，以示鼓励。《清高宗实录》，卷1051，32页。这年四月，全国举人会试北京，乾隆又准编书有功的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张义年参加殿试。《清高宗实录》，卷1054，16～17页。
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乾隆下令在限期内完成编书任务者给予议叙。王燕绪授翰林院编修，仓圣脉、何思钧晋级，朱钤赏给庶吉士，杨懋珩、缪琪以知县即用。《清高宗实录》，卷1083，15页。总的来看，当时纂修人员的升迁比一般科甲人员要快。所以吏部提出要对应升人员进行考试，以鉴别能力高低。对此，乾隆也承认对纂修人员过优，不免有些弊端，他同意吏部意见，以后升迁人员够五十人时，统一组织考试。但乾隆又告诫吏部，将来考试时要放宽标准，不必照正式考试那样，过严苛求，“以示格外体恤之意”《清高宗实录》，卷1076，18页。。
藏书之法。如何保管《四库全书》，是乾隆十分关心的问题。他早就听说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建天一阁，纯用砖甃修造，不怕火烧，从明朝建成后，书籍保存完好。天一阁源于明代藏书家范钦，钦为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喜购书，筑天一阁以藏之，其后子孙一直坚持其传统。因此，乾隆在书还没有编出时，就派寅著专程去宁波范家了解书房样式。他吩咐寅著到宁波去见范懋柱时，可直按说明奉皇上之命，“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留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故令我亲自看明，具样呈览”《清高宗实录》，卷961，21页。，让范家详细介绍建筑奥秘和藏书办法。
寅著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去宁波天一阁看过后，向乾隆帝报告：天一阁位于范家住宅东侧，是一坐北朝南的建筑。整个建筑以砖为主，房屋前后都有门窗，房梁柱用松杉木制成。天一阁共六间，最西面一间设有楼梯，东面一间因日照不足，恐有潮气，并不贮藏书籍。中间三间，排列大书橱十个专门藏书，其中六个书橱前后有门，可以两面放书，又便于透风。十个大书橱后面还有中书橱两个，小书橱两个。西数第二间屋子，排列中型书橱十二个。每个书橱下都放英石一块，吸收潮气。天一阁前凿池蓄水，以备火灾。关于天一阁的命名，据说当初凿水池时，土中隐约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清高宗实录》，卷961，22页。。
三十九年十月，乾隆下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样式，建造文渊阁于皇宫内，以贮藏第一份《四库全书》。以后又陆续在圆明园内修文源阁，盛京皇宫内修文溯阁，避暑山庄内修文津阁，分别各存一份《四库全书》。从这些地方来看，都是皇家禁地，主要供乾隆个人使用。后来乾隆南巡，命令在扬州建文汇阁、镇江建文宗阁、杭州建文澜阁，供江南文人学士广为使用。
第一份《四库全书》的抄写全部完成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从三十七年初乾隆下诏全国采访书籍算起，历时整十年，若从三十八年二月正式设立四库馆起，实际编纂时间则不到九年。
四十七年（1782年）初，乾隆在宫中接见了以质郡王永瑢为首的总裁、总纂、提调、纂修、分校、督催、收掌等全体四库馆人员，孙士毅以下分别加官。乾隆在文渊阁举行宴会，招待纂修人员，以庆祝成功。《清高宗实录》，卷1149，14～15页。
乾隆在《文溯阁记》中说：“所余三部，惟钞胥之事，然而豕亥陶阴，犹不可不仇校也。”《清高宗实录》，卷1189，10页。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抄写和校对。至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另外六部书也全部完成。后来发现质量问题，又花费几年整理，故有用二十年成书之说。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寓禁于编（1）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暗藏销毁反清复明之书的目的。他在下令全国各地征集古今图书时，就指示江浙等地督抚，若发现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攻击清朝统治内容的书籍，“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然而事与愿违，各省半年之间进呈书籍上万种，竟没有任何督抚报告发现一本违禁书籍。于是，乾隆只好直接挑明寓禁于编的真实用心。他说：
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官，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高晋、萨载、三宝、海成、钟音、德保皆系满洲大臣，而李侍尧、陈辉祖、裴宗锡等亦俱系世臣，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或系稗官私载，或系诗文专集，应无不共知切齿。岂有尚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不知各该督抚等查缴遗书，于此等作何办理？著即行据实具奏。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彻出销毁。至各省缴到之书，督抚等或见其书有忌讳，彻留不解亦未可知。设或竟未交一关碍之书，则恐其仍系匿而不献。著传谕该督抚等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往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即经明白宣谕，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清高宗实录》，卷964，10～11页。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此旨颁布于三十九年八月，《四库全书》的编纂刚刚展开不久。这样，采访遗书的弘扬文化之举变成了摧残文化之弊。乾隆查禁书籍的目标指明在江南，具体要求凡藏书之家都要交出若干数量违禁书来，说明他完全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这一决策的。
各省禁书大量送往北京，乾隆亲自审阅销毁。自收缴禁书令下，两广总督李侍尧首先报告，查出广东人屈大均所著各种书籍均有悖逆字句，请将收藏人屈稔员、屈昭泗斩首示众。乾隆为了推动收缴禁书，故作宽大处理，不予追究。他又威胁说，现在若不及时交出，以后被发现了，“治以有心藏匿之罪”《清高宗实录》，卷970，18页。。一个月后，湖北巡抚陈辉祖报告在收缴书中，查出明末人黄道周所著《博物典汇》一书，进呈销毁。乾隆命令陈辉祖，不仅要毁书，还要连刻板一起毁掉，以求彻底。
乾隆对查缴禁书活动，似乎比编纂《四库全书》更加关心。贵州巡抚韦谦恒曾提出各省收缴禁书于原地销毁的建议，被乾隆斥为“实属乖谬”。乾隆要求各省必把禁书统统送到北京，“并经朕亲行检阅”，以决定存毁。乾隆这样要求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不放心各省督抚能真正销毁禁书，如江浙地方遇有禁书，甚至私下传抄。第二是他担心各地方官不分青红皂白，把不需毁的书也烧掉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的确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各省进呈的禁书。
四十年（1775年），乾隆批示处理僧人淡归所著《遍行堂集》。淡归，俗名金堡，明末进士，授知县，后来在桂王政权中任给事中，桂王失败出家。金堡事迹见《永历实录？金堡列传》，卷21，岳麓书社。乾隆阅读淡归著诗文，发现多有反清字句。该书由高其佩之子、广西韶州知府高纲出资刊刻并作序。乾隆下令去高纲之子高秉家搜查，又发现东莞人陈建著《皇明实纪》一书，“语多悖谬”。还有江宁人清笑生所著传奇《喜逢春》，“亦有不法字句”。乾隆以高秉身为八旗大臣子孙，家藏违禁书籍为由，将他交刑部审办；又下令两江总督高晋、两广总督李侍尧于所辖地方，“细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板，一并奏缴”《清高宗实录》，卷995，7页。。僧人淡归生前所建的丹霞山寺，改名为十方寺，削除淡归开山名目，不准淡归传人留住该寺，别选僧人进驻，并将有关淡归事迹的所有碑石全部推倒毁弃。由此可知，并非交出禁书就太平无事。山西巡抚巴延三报告发现江西人袁继咸著《六柳堂集》，乾隆下令山西各地要追查，江西也要追查，江浙地区为书籍荟萃之地，更应调查有无此书。宁波人周乃祺所撰《历志》一书，已经残缺，乾隆还要追查其他散卷，看到底有无问题。
乾隆规定交出禁书时间，从四十三年（1778年）起，下令各省查缴禁书，以两年为限。如逾期后，仍有隐藏违禁书籍，发现之后，“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清高宗实录》，卷1070，6页。。此旨一出，湖南巡抚李湖报告查出明末检讨陶汝鼐著《荣木堂集》，其孙陶煊编撰《国朝诗的》；江西巡抚郝硕报告查出明末进士黎元宽著《进贤堂集》，其子黎祖功著《不已集》；江苏巡抚杨魁报告查出明末颜季享著《九十九筹》等禁书。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次查缴禁书的高潮。
编纂《四库全书》时，到底销毁了多少部禁书，迄今为止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比较少的可能是安徽，四十年（1775年），巡抚李质颍报告说，安徽全省共查缴禁书一百种。《清高宗实录》，卷995，35页。最多的恐怕是江西，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报告，各地方州县搜买以及民间呈缴应毁禁书共八千多部。虽经家喻户晓，还不能收缴净尽，请求展限购求。乾隆表扬海成办事认真，并说：“江浙为文物所聚，藏书之家、售书之肆，皆倍于他省，不应购获各书转不及江西。”《清高宗实录》，卷1022，20页。据姚觐元《禁书总目》四种，所列军机处四库馆河南、浙江两省题奏，应毁书目共二千六百余种。陈乃乾《禁书总录》，又别得江西、湖北、广东销毁书目，删并重复，校补缺失，合计全毁及抽毁加上书版石刻共二千九百二十九种。肖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45页。以上五省毁书总量就超过了《四库全书》全部。毁书超过辑书，是后来学者们的一致结论。
由于要销毁的明末野史数量太大，乾隆提出区别对待禁书问题。他为此发表了上千言的谕旨，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标准和处理办法。
首先要区别忠奸。乾隆说，像钱谦益、屈大均、金堡等人，原在明朝做官，后来降清，本来是不齿于人类的软骨头。这些人反而在诗文中标榜忠贞，诽谤清朝，以遮盖丑行留名后世。“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而刘宗周、黄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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