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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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乾隆正式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他确定编纂的范围是：除了正在整理的《永乐大典》外，皇家内府藏书，各省搜集的图书，武英殿官刻书，一律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成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清高宗实录》，卷929，18页。。由整理《永乐大典》开始，变成编纂包括古今所有书籍的特大型丛书。据乾隆自己说，他将书名定为《四库全书》，是因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不论有多少书籍，“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还明确规定，该书务必在十年内完成。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2）
乾隆为解决各省督抚学政采集图书不认真的问题，采取了限定期限的办法。他说，现在各省奏报采访书籍数目太少，并且多数是清代人所著解释经书的著作或诗文集，唐宋以来的名家著作、珍奇古本一概没有，“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乾隆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遗编著作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豫存宁略毋滥之见。”这种估计倒是很准确，以前的文字狱不仅使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地方官也怕牵连到自己头上，所以瞻前顾后。对此，乾隆明确表示，他绝不会因采访书籍而惩处藏书人。“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做了保证之后，乾隆又反过来威胁说：“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清高宗实录》，卷929，19页。就是说，假如现在不主动将藏书如实报告地方官，将来被发现要从重治罪。最后，这位大清皇帝规定各省督抚以半年时间为期，必须办理稳妥，若再像从前那样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江浙地区文化发达，藏书丰富，乾隆把该地区作为采访书籍的重点。他对江浙一带的藏书情况很熟悉，一些官僚富商的藏书楼都叫得出名字。他举例说，江浙地区藏书最多的人家，有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乾隆说，他不仅知道这些藏书大家的书房名字，还清楚他们的藏书目录。除此而外，他对江浙书籍贩卖商人也了如指掌，认为这些人对采访书籍用处颇大。如山塘地方有一姓金的书贩，“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清高宗实录》，卷929，22页。乾隆要求江浙地方官，可以向这些书商了解本地藏书情况，采取借抄的办法搜书，抄完书还给被借之人，一定会收到大批图书。乾隆又一次声明，即使发现书中有忌讳字样，绝不加罪于藏书人。若确有“诞妄”字句，不应保存者，不过将该书烧毁，转告藏书人不得再收藏而已。若由督抚转呈政府，则不予过问。乾隆要求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和江苏巡抚萨载务必切实负责，把这件事办好。
大批图书运抵北京。乾隆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确实大见成效，自确定以半年为期之后，各省督抚闻风而动。两淮盐政李质颍从商人马裕处借出图书一百九十五种，将书目先送往北京，然后把部分图书送苏州书局校勘，部分送往扬州抄录。浙江士绅鲍士恭向巡抚三宝表示，愿将家藏图书共一千九百多种献给政府。浙江全省报告共采访书目有两千七八百种，江苏省也有一千多种，“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有旧书呈献”。这种情况表明，各省督抚为了完成乾隆所规定的任务，采取了强制的行政手段，不是向藏书家借出书来抄，而是干脆命令他们向官府献书。乾隆只好亲自出面干预，凡各地方所献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人家”。他要求各省地方官，使用官印加盖于采访图书封面，并注明藏书人姓名和负责送书的官员名，书送到北京后，再盖上翰林院印，记录存档，以后返回各省，由督抚负责还给原主。各省送到北京图书的总数，今天已经无法弄清。但自乾隆向各省限定时间后，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清高宗实录》，卷934，1页。。
奖励献书人。乾隆命令，凡个人进书百种以上，选择其中精本送他本人亲自阅览点评题咏。然后，由四库馆优先抄录，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献书最多的是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人。他们各献书五百至七百多种，合计就有两千多种。乾隆下令由政府奖给鲍、范、汪、马四人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为好古之勤”。献书一百种以上者，江苏有周厚堉、蒋曾蓥，浙江有吴王墀、孙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人，各赏给刚刊印的《佩文韵府》一部。《清高宗实录》，卷958，23页。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各省运送到北京的图书已超过了上万种，四库馆里的工作开始大规模铺开。
编纂《四库全书》的领导机构。乾隆从整理《永乐大典》时，就宣布派军机大臣领衔主持。确立编纂《四库全书》之后，乾隆又大量增加人员，“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俱著为正总裁，英廉、庆桂外并添派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清高宗实录》，卷930，20页。。以后又陆续增加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大学士舒赫德、礼部尚书蔡新和户部尚书和热宋懿霉佟Ｇ∪蚊苏饷炊嗟淖懿谩⒏弊懿茫辔蟪肌⒋笱俊⑸惺椤⑹汤傻雀吖俅罅牛硎舅员嘧搿端目馊椤返闹厥印５庑┤硕加写罅空裨谏恚尴竟思按耸拢械幕贡в胁煌捶āＶ祗藿ㄒ檎怼队览执蟮洹肥保笱苛跬逞图峋龇炊裕衔遣患敝瘢铱髁硪桓龃笱坑诿糁腥χС郑攀骨∠戮鲂目目夤荨！肚迨犯澹坑诿糁写罚�319。他们两个人，刘统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去世，于敏中死于六年之后，王际华、刘纶、裘曰修、舒赫德等人都在第一份书未修成前先后病死。即使像于敏中这样热心该书的总裁，也没有时间过问此事，所以总裁制徒有虚名，连乾隆自己也承认：“如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清高宗实录》，卷953，8页。
《四库全书》的编纂实行总办负责制。总裁官们上任之初，由刘统勋正式向乾隆提出：“《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罣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清高宗实录》，卷930，21~22页。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纪昀曾外放任贵州都匀府知府，乾隆爱其才改任京官。他任总办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清史稿？纪昀传》，卷320。，先后编辑成《四库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书目》，对该书贡献最大。除二总办外，陆费墀任《四库全书》总校官，负责全部书的校对工作。总办之下为纂修官，除翰林院原派纂修人员，又调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担任纂修。如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等人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为分校官。他们都是对古籍有特殊研究、造诣极深的大学者，对保证全书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参加《四库全书》实际编纂工作的有三百六十余人，抄写的工作人员则有三千多人。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3）
乾隆亲自制定《四库全书》的编纂方法。他要求纂修人员“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抄、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清高宗实录》，卷934，1~2页。。根据这一指示，各省所进书到四库馆后，纂修官先阅读书籍，掌握内容后，按应刊、应抄、应存三项分类。乾隆具体指示说：“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入总目。”《清高宗实录》，卷935，1~2页。按照这个分类标准，全书修成时，共刊印书籍一百三十八种，两千八百九十一卷，后人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应抄书为三千四百七十部，存目书为六千八百一十九部。
编写提要和简明书目。不论应刊、应抄或应存书，乾隆要求一律编写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解”《清高宗实录》，卷963，26~27页。。简单来说，就是对古籍“提要钩玄”，“为读者指明读书门径”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2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今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出自纪昀之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纪昀》，说四库全书提要和《简明目录》“皆出公手”，纪昀自己也有此说。乾隆说，四库馆将《永乐大典》检出各书送给他阅览，“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灿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清高宗实录》，卷941，8页。，看来也不完全是纪昀一人所写。其时纪昀为学士，陆锡熊是郎中，乾隆将两人都擢至翰林院侍读，以资鼓励。总目提要本来是方便学者检阅的目录书，但介绍书籍多至上万种，本身就成了大部头著作了。是书未成时，乾隆就认识到，将来总目提要刊刻成书，检索必然十分困难。所以他决定在提要之外，再编简明书目一部，只载某书有多少卷，作者是谁，以便查阅，“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清高宗实录》，卷963，28页。。后来即由纪昀等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确实给人们带来很大方便。
《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为方便自己看书，又下令择全书精华部分，编为荟要，“盖彼极其博，此取其精”。《四库全书荟要》共两部，一藏于皇宫内摛藻堂，一藏于长春园味腴书屋。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校勘与存贮
编辑《四库全书》的主要任务是校勘和抄写。其校勘，多由著名学者担当。发现原版书有明显错误，给予纠正，使四库本较原来版本为优，是校勘人员的职责。假如校勘不认真，抄写人员照录原书，可以保留原来面目，问题也不大。抄写比校勘责任为大，因为稍不认真，就会出现抄写错字，甚至违反原意，还不如原本为好。《四库全书》的抄写人员，最初是从三十九年（1774年）顺天乡试落第举人中，挑选了六百多人。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又下令从该年乡试中选出“字画匀净，可供抄录者”《清高宗实录》，卷1037，20页。，共一千四百人担当抄写任务。这些抄写人员“自备资斧”，并不发给俸禄，每天仅供应饭食而已，近乎义务劳动。大部分问题就出现在抄写上面。
三十八年（1773年）十月，乾隆已注意到抄写错误问题。他说：“今进呈已经缮成之荟要各卷内，信手翻阅，即有错字两处。则其书写舛误者量复不少，若不定以考成，难期善本。”《清高宗实录》，卷944，36页。他让总裁官拿出考核办法，提高校对质量。总裁官接到指示后，立刻增设《四库全书》缮本复校官十六人，《四库全书荟要》缮本复校官六人，专门负责抄成书的校对工作。
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阅读已抄成的《圣祖御制诗集》时，发现“桃花”误写做“梅花”，这部书总裁官进呈时保证“校刊精审”，随手一翻，即有错字。乾隆因此下令处分每天到四库馆办公的总裁官王际华、蔡新、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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