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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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榜忠贞，诽谤清朝，以遮盖丑行留名后世。“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而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等人，立朝守正，赤胆忠心，不愧一代完人。乾隆又说，王允成的奏稿弹劾权奸，指陈时弊，“亦为无惭骨鲠”；叶向高请补阁臣疏连上七十七次，足见其忠。保存他们的奏疏对清朝吸取明亡教训有好处。乾隆提出改的办法，“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焚弃”《清高宗实录》，卷1021，3页。。　　　　
　　　　其次，要以书籍的实用性加以区别。乾隆列举黄道周《博物典汇》中关于李成梁谋害努尔哈赤事，说该书“可补当年记载所未备”。他命令将此段事实量加修改后，写进正在编纂的《开国方略》中。朱东观编辑的崇祯年间明臣奏疏，主要内容是揭露明朝秕政的，乾隆说，这部书可以作为教育爱新觉罗子孙的教科书，“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益思兢兢业业”。　　　　
　　　　再次，对合众人之手而成的选集类书，要注意区别。如清朝不少诗文集，都收录了钱谦益、屈大均等人的诗文。“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其众”，只要将他们的诗文削去，原书就可以保留。乾隆说，明朝人编辑的各种类书，只是在边塞、兵防门内，才有关于清朝先世的有碍字句，“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清高宗实录》，卷1021，4页。。　　　　
　　　　关于删改图书的范围，乾隆做了一些具体规定。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寓禁于编（2）

　　　　第一，从维护君权神圣出发，乾隆要求凡对历代帝王大不敬的字句都要更改。他以宋朝人李廌《济南集》有“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诗句，大加发挥君主独尊思想。乾隆说，汉武帝刘彻是有为之君，虽有穷兵黩武、幻想成仙等事，不过是小疵。东汉桓、灵二帝特别腐败，“未闻称名指斥”，怎能将汉武帝与秦始皇并列？汉武帝不能直书其名，应该将李廌诗中的“汉彻”改成“汉武”。乾隆还说，南朝人直呼北朝皇帝的名字，北朝反之亦同，宋人对金、元皇帝，金、元人对宋，都有这种情况。他要求四库全书馆大臣凡遇此类问题，“俱加签拟改，声明进呈”《清高宗实录》，卷1042，13页。。　　　　
　　　　第二，关于少数民族称呼问题。我国汉族文人编纂的历史书，把少数民族常写成“夷”、“戎”、“狄”、“蛮”等字样。有的字加“犬”字旁，如“回”写成“”。人名也故作贬义，努尔哈赤写成“奴儿哈赤”。现在令其一律改正。《清高宗实录》，卷983，6～7页。这种问题，《辽史》、《金史》、《元史》最多，乾隆命令“按同文韵统例，概行更正”。　　　　
　　　　第三，凡史实记载错误，予以改正。清朝康熙年间修《明史》，至乾隆朝始完成。向以精核著称。乾隆对《明史》提出异议，《英宗本纪》有正统十四年（1449年）杀巡按御史汪澄、柴文显之事。乾隆认为此处“未详获罪之由，不足以资论定”。土木之变是由太监王振挟持英宗亲征，致使英宗被瓦剌部俘虏。乾隆指出：“乃纪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语，尤为疏略。”《清高宗实录》，卷1032，25页。他下令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刘墉等人将《明史》所有本纪，“逐一考核添修”。除改正之外，又出现添加问题。今本《明史？英宗本纪》于汪澄、柴文显被杀之事，并未增加获罪之由。实际上此二人被杀，历史上一直有人认为罪为至死。　　　　
　　　　第四，改删地方志书。安徽巡抚闵鹗元首先提出，各省郡邑志书中如有刊载应毁书目及钱谦益之流文人的诗文，应该予以删削，乾隆立即表示赞同。地方志书一般都有人物、艺文两门，专载本地名人及诗文。乾隆很重视闵鹗元的意见，下令各省督抚除收缴禁书外，再将本省省志及府州县志悉心检查，“其中如有应禁诗文，而志内尚复采录，并及其人事实书目者，均详细查明，概从芟节。不得草率从事，致有疏漏”《清高宗实录》，卷1095，11页。。　　　　
　　　　第五，删改戏曲剧本。这是乾隆本人想到的。四十五年（1780年），他首先指出，明末清初时期的剧本肯定有问题，凡涉及清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又说，南宋与金朝，离清朝已远，但有些剧本过分夸张，与史实出入过大。有些乡间愚民，“转以剧本为真”，所以也要列入清查删改范围之内。戏曲剧本世代流传，经众人改动，作者难以实指。乾隆主张对此事要慎重，他嘱咐演剧最盛行的苏州、扬州等地方官暗中办理，“派员慎密搜访，查明应删改者删改，应抽掣者抽掣，陆续粘签呈览”《清高宗实录》，卷1119，18页。。　　　　
　　　　乾隆对图书的销毁和删改，引发了人人自危的局面。著书人、刊刻人、售书人、藏书人都害怕有违禁图书在手。各级政府官员也怕本地区出现违禁图书过多，对个人仕途有碍。特别是江浙地区，是乾隆指定的收缴禁书的重点省份，地方督抚多次被点名批评。于是，浙江巡抚三宝想出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以后士子文人欲刊刻书籍，先抄写正副两本，送本籍教官，转呈学政检查，然后才能刊刻。或未经官府检查，即使“无违碍字句，亦令地方官严行禁毁”《清高宗实录》，卷1054，17页。。乾隆考虑到，私人著书立说自由刊刻已有几千年的传统，设立书籍检查制度尚无先例，总算没有批准。


盛世修书用人有道：“乾纲独揽”（1）

　　　　《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康雍乾时期，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清统治者政策得当，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清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清朝在边疆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国家空前统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欣欣向荣，国库充裕，存银经常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以上。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很注意保持这种繁荣局面。户部尚书梁诗正提出：“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清史稿？梁诗正传》，卷303。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七十大寿，已届古稀之年，所以江苏学政彭元瑞进《古稀九颂》。彭元瑞大肆赞美乾隆的统治为自古少有，乾隆很高兴地表示：“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他还说，彭元瑞只是赞美，却忘了劝谏，容易使人骄傲自满忘乎所以。乾隆表示，他今后仍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用人行政，旰食宵衣”《清高宗实录》，卷1112，21~22页。，乾纲独揽，推进大清帝国不断前进。　　　　
　　　　“乾纲独揽”，可以说是清朝前期所有皇帝实施统治的共同特点。如乾隆所说，引起封建统治危机的强藩、外患、外戚、宦官等，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皇帝本人不理政事，大权旁落。清朝入关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精明能干而又大权独揽的。乾隆的祖父康熙就讲过：“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乾隆的父亲雍正四十五岁继位，正当阅历丰富而又精力旺盛之时。雍正为加强皇权，建立奏折制度，使地方一切紧要事务绕开内阁直接奏报给他本人，“上于几暇，亲加批览，或秉烛至丙夜未罢。所批皆动辄万言，无不洞彻窾要，万里之外有如觌面，奖善服奸，无不感浃肌髓”昭梿：《啸亭杂录》，卷1，《硃批谕旨》。。乾隆总结这种情况说：“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者，总未至擅权螅Хǎ�能移主柄也。”《清高宗实录》，卷1129，7页。　　　　
　　　　然而，康雍二朝，不时还有大权旁落的情况出现。康熙朝前期，大学士索额图设计除掉鳌拜，明珠规划平定三藩之乱，二人因功受康熙帝的宠信，“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清史稿？索额图传》，卷269。。康熙被迫将二人罢免，而索额图又因积极支持皇太子胤礽，图谋杀害康熙被处死。康熙朝后期，各皇子纷纷与大臣联合勾结，组成以夺取皇位为目的的政治集团，互相倾轧不已，康熙甚至说，他死后可能会出现内战。雍正朝初期，川陕总督年羹尧、步军统领隆科多因帮助胤禛谋取帝位，权倾朝野。年羹尧又有平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功，更是不可一世。年羹尧应召回京，“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皆优容之，而年犹不悟”昭梿：《啸亭杂录》，卷9，《年羹尧之骄》。。胤禛不得不罗织九十二条大罪将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朋党，“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乾隆继位初年，用人行政经常受鄂、张朋党争斗的影响。所以，真正号称“乾纲独揽”，仅乾隆帝做得到，如此一帝而已。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隆的这句话对理解“乾纲独揽”是最好的注释。通常，历史学家把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建有殊勋的臣子誉为名臣。如西汉武帝去世后大臣霍光“拥昭（帝）立宣（帝）”，促成“昭宣中兴”；唐太宗时大臣魏徵犯颜直谏，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起关键作用。历史学家又把窃权营私、扰乱国政的臣子叫做奸臣。唐玄宗后期宰相李林甫，是以“口蜜腹剑”著名的奸臣，他打击刚直大臣，怂恿玄宗享乐，导致发生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而衰。宋朝的秦桧，勾结金朝，杀害抗战名将岳飞，被人唾骂千古。乾隆说，清朝绝没有上述问题，不仅没有奸臣，连名臣也没有。为什么呢？乾隆自己的回答是：“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封建社会法律不甚起作用，重视人治，乾隆牢牢控制着用人大权，又勤于政务，所有重大决策完全出自己意。那时人们按明朝的习惯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大学士“备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联班”。协办大学士就更算不了什么，“职本尚书，不过如御史里行、学士里行之类”。史实也确实如此，清代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拟写谕旨，与历史上的丞相权力根本不能相比。清朝皇帝办理政事自雍正朝起依靠军机处，地位最高的是首席军机大臣。但考清朝官制，军机大臣均为兼职，并不是正式职务，实际上是皇帝个人的秘书处，完全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并不能做任何重大决策。这样高度的集权制度，使乾隆“太阿在握，威柄不移”，真正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大清朝的国家政令出自他一人之口，任何臣民只能俯首听命。　　　　
　　　　二、选贤任能　　　　
　　　　大清帝国是统治亿万人民的国家机器，无论乾隆帝具有多大的才能也不可能一个人操纵这架庞大的机器实施统治。他要选用一些人，按照他的旨意，帮助他实现这种统治，所以他非常注意“用人行政”，这个“行政”就是实施方针政策。但是他认为，求其国家治理，“用人”比“行政”更重要。乾隆执政时，虽号称“无名臣亦无权臣”，实际上出了不少“能臣”。　　　　
　　　　乾隆继位之初，当朝的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后来特殊提拔的讷亲、傅恒和汪由敦、于敏中、阿桂等，也都是些能文能武或文武兼备的人才。讷亲勤慎正直，乾隆一继位，不怕他年轻，命为协办总理事务大臣，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总理事务王、大臣”一起，处理军国大事。二年（1737年），废总理事务王、大臣，讷亲又被命为军机大臣，可以直接从皇帝那里领旨。傅恒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乾隆任用他在军机处二十余年。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皇帝，因傅恒不认识汉字，破例允许他和别的大臣一起入见。汪由敦博闻强识，当军机处大臣，能把乾隆每天做的诗，不管是从草稿上，还是从口头上移录下来，保证无误，得到器重。每次出外谒陵及巡幸，必令他随侍，“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至于于敏中、阿桂，几乎成为乾隆一朝几十年倚重的大臣。乾隆依靠他们，使大清国文治武功，一派鼎盛。


盛世修书用人有道：“乾纲独揽”（2）

　　　　勤政爱民是乾隆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乾隆初，大运河年久失修，运送漕粮的船只由江南北抵山东临清时，常因水少搁浅。粮食关系北京城数十万八旗兵的稳定，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