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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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追查出段、刘二人时，受命微服私访的观音保从夏邑返回，向乾隆报告说，夏邑、永城、商丘、虞城四县灾情甚重，庄稼连年歉收，积水未涸，无法下种，百姓惨不忍睹。观音保仅花了几百个铜钱就买了两个男孩子，并有买身契约为证。至此，证明彭家屏及告状民人张钦、刘元德所说不仅句句属实，而且还把灾情缩小不少，乾隆不得不宣布，将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效力，夏邑、永城知县俱革职。
本来此案该完结了事，乾隆却要求穷治段昌绪等指使告状一事，夏邑知县孙默报告说从段昌绪卧室中搜出吴三桂伪檄一纸。“段昌绪为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乾隆得到报告后，立即宣布，图勒炳阿、孙默等人能查出吴三桂伪檄，“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清高宗实录》，卷537，16页。，图勒炳阿仍留河南巡抚任，夏邑、永城二知县也留任原官，并且说，段昌绪家既有禁书，彭家屏家也不能保其必无。命令召彭家屏来京当面查问。
乾隆回京后，亲自查问。彭家屏承认家中藏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等书，但当地官员前往搜查时，一无所获，原来彭的家人听说段昌绪因家中搜出禁书获罪，早已把家中有关书籍毁之一炬。这时图勒炳阿又呈上彭家族谱，谱号有“大彭纪年”字样，乾隆赐彭家屏狱中自尽，段昌绪处死。
彭家屏、段昌绪本属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他们不过如实地揭发巡抚图勒炳阿玩视民瘼、草菅人命而已，反而被罗织成罪名丢了性命，而图勒炳阿匿灾不报仍然高官照做。以后，乾隆出巡，百姓经此教训，当然不敢再叩阍告状了。“观风问俗”就是只有对广大人民空泛的“浩荡皇恩”了。
乾隆一生中的巡游，以南巡路程远、时间长、耗费多，对老百姓骚扰最大。乾隆在《南巡记》中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乾隆晚年曾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害，实为做无益害有益。”梁章钜：《浪迹丛谈》，卷3，《吴槐江督部》。当嘉庆打算南巡时，直隶总督吴熊光便抬出乾隆的话来坚决阻止，以后的清帝遂再无南巡之事。
维系满洲旧俗“国语骑射”：倡满语根本（1）
满族和汉族社会习俗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在清代，差异更大。民国《伊兰县志》载诗一首，对此略有反映：
地连使犬部，族杂打牲人；
胙肉豚留客，生鱼脍宴宾。
立竿群敬祖，击鼓跳通神；
老幼携菸草，纵横积作薪。
开荒田，计垧甸畇畇；
乌拉能添履，麅皮且当中。
火犁耕处处，冰橇走辚辚；
移垦由清代，文明自女真。
但是，清朝入关后，满汉杂居逐渐扩大。随着满族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生活的改善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八旗兵尤其是满洲旗人“渐染汉俗”，并引起八旗军队战斗力的普遍下降，这种情况到乾隆初年尤为明显。北京八旗兵不仅缺乏尚武精神，且由于生活讲排场，生计出现困难。乾隆从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山发，强调保留满洲旧俗，以保证八旗兵战斗力。这当中“国语骑射”被排在首位。
“国语”即满语，当时也叫“清语”。满族的前身是明代女真人。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人散居东北各地，分为数十个大小部落，虽互相独立，但保持共同的语言。至明中期，女真人对外往来已不用女真文，而使用蒙古文，这和元对女真人的统治有关。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明朝政府停止与女真人往来使用女真文，见《明英宗实录》，卷113。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因没有本民族文字感觉非常不便。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加以改进，在字母右边加上圈点，使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语言，并增加了几个新字母，称为有圈点满文，又称新满文。努尔哈赤经过三十多年的民族统一战争，至天命四年（1619年）“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8页。。同一音语是满族统一的历史条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占领辽沈，进入汉民族聚居区，出现了语言不通的问题。努尔哈赤说：“得辽东后，本欲设诸申官员管理，但恐尔等因与新附之民语言不通而受劳苦，故令汉官管理之。”《满文老档》，上册，264页，中华书局。努尔哈赤因此采取以汉治汉的办法。明朝投降后金的将领，也遇到言语不通的问题，“到我国后，没任政事，也不懂诸申的话”。这些人为无法替后金统治者出谋划策而苦闷。皇太极曾命令达海等人将汉文的“《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等书译成满文，借以学习汉族文化。上述情况证明满族人在入关以前，除额尔德尼、达海等少数人懂汉语外，大多数人只能讲满语和懂满文。
八旗兵入关以后，满族人又遇到语言问题。“国初海内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书（指满文）者，皆不省识。每省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昭梿：《啸亭杂录》，卷8，《内院笔贴式》。这是说汉族官员看不懂满文，要靠北京派往各省的笔帖式来翻译成汉文。满族官员不会讲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昭梿：《啸亭杂录》，卷2，《启心郎》。。这种情况对于加强清政府内满汉地主的联合，推行清政府的政令特别不利，尤其妨碍满洲贵族在清政府中的主体地位。清初，有一个叫达都的满族人，他由户部侍郎任上升调做浙江巡抚，到任以后，因为“不识汉字”《清圣祖实录》，卷51，13页。，办理公务出现诸多麻烦。他在无奈之下提出辞职，“举浙江布政使陈秉直自代”。
为了统治的需要，满族有些人学习了汉语。“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清高宗实录》，卷443，28页。清朝统治者从入关起，也开始大力倡导学习汉语文。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八旗官学，“年幼者习清书，稍长者习汉文”。顺治十年，设八旗宗学，“入学者分习清、汉书、兼骑射”。雍正六年（1728年），设咸安宫官学，其他如景山官学、觉罗学、世职官学、八旗及礼部义学，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学校，都是专门供满族子弟学习文化的地方。光绪《大清会典》，卷1、86，有关宗人府、八旗都统所属学校。清政府设立的这些学校，尽管分别设有满汉教习（即老师），既学满文，也学汉文，但在一定时期，清统治者的意图主要是使满人学汉文，希望满洲子弟尽快地学习和掌握汉族文化，以便充当封建政府的各级官吏。
清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提倡学习汉语文，满族人民从自身需要出发，也必须掌握汉语文。无论居住在北京城，还是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均处于汉族语言文字的汪洋大海包围中。满族有相当多的人靠兵饷为生，从满足物质生活资料而言，他们就必须能讲汉语、识汉字，否则，生活十分不便。另外，满族人可以和汉族人一样，走科举做官的道路。清代笔帖式一职，专为满族人而设，负责翻译政府各种满汉文件，是满族人升官的捷径。所以，满族进关以后，文风蔚起，出现了学习汉文、讲汉语的热潮，经过百余年，在满族广大人民之中，讲汉语、用汉文日益普遍。
维系满洲旧俗“国语骑射”：倡满语根本（2）
乾隆继位时，满语文的使用出现了严重危机。由于满族人熟练运用汉语文，满语文逐渐废弃不用，平时乐于讲满语、写满文的人越来越少。清政府日常政务活动，也出现汉语文取代满语文的大趋势。清朝入关之初，颁布很多法令都是满汉文合璧的，还有专用满文的，这种情况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国初，刑部谳狱录供，不用汉文。”由于专用满文，很不利汉族官员参与命案审理。到康熙时尚书王掞提出，犯人供词不用汉文记载，“汉官无由知曲直，随声画诺，便成虚设。于是始命录供兼清、汉稿。至乾隆间，裁满字稿”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6，63页。。理藩院是清政府专门处理蒙古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规定不用汉人，专用满族、蒙古人担任高级官员，是一个汉族文化影响相对薄弱的地方，文字一向使用满、蒙文。然而到了康熙中，随着担任高官的满、蒙人员汉语文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太宗时，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治蒙古诸藩部事，案册向用满、蒙文，无汉字。康熙二十八年，从马齐请，兼用汉字。”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9页。清政府每年秋审时办理刑部案件规定：“九卿科道上班预审者，先期分送，进呈者谓之‘黄册’。有点画模糊处，总办秋审司官润饰之。谓之‘描黄’。招册向用清、汉文，乾隆间裁清文。”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6，62页。清朝皇帝为加强皇权，将其批示的重要文件由军机处通过“廷寄”的方式发给各地督抚大臣。各地督抚大臣多由满族人担任，他们熟悉满文，“乾隆以前，廷寄清文多，故满章京事繁，近来多改汉文，满章京遂成闲曹矣”震钧：《天咫偶闻》，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原来满族人都说本民族的满语。语言是人们互相交流的媒介，比文字更普遍、更经常使用。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中尤其如此。清政府在康熙十年（1671年）就取消了专管翻译的“通事”一职。康熙给兵部的谕令说：“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通事，原因满官不晓汉语，欲令传达而设。今各满洲官员，即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清圣祖实录》，卷35，5页。通事的取消，是因为满官已经掌握了汉语。雍正皇帝曾说：“满洲旧制最重学习清语，近见新挑之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相戏谑。”《清世宗实录》，卷65，17~18页。这是满族人普遍使用汉语的一个明显例证。在皇宫里面人们如此抓紧时间学习汉语，外界其他方面的人就可以想见了。
满语满文越来越被使用得少了，到乾隆朝出现了满语文被汉语文替代的趋势。满语文的使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乾隆帝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乾隆本人是非常精通满语的，他开始发现很多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清高宗实录》，卷181，12页。，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那时八旗满洲官兵在一起也不讲满语了。一次，乾隆在北京南苑行围，听到跟随他一起打猎的侍卫官员兵丁“俱说汉话”，他认为这是兵丁中的代表，竟然带头不讲满语了。《清高宗实录》，卷173，15页。又有一次，乾隆在赴圆明园的路上，跟随他的侍卫们不光讲汉语，还用汉族俚语互相开着玩笑，“编造刻薄语言”《清高宗实录》，卷366，11页。。乾隆十分恼火，把负责管理侍卫的奇通阿、丰安等大臣狠狠训斥了一顿。清政府规定八旗官员要娴熟满语，上任前见皇帝请旨时要用满语与皇帝讲话。乾隆接见八旗官员时注意到，大部分人只能用满语背诵个人履历，别的就不会用满语讲了。一次，他召见广东按察使富松，富松可能在广东待的时间久，把满语忘光了，“奏对全以汉语，深染汉气习”，乾隆生气地说，这全是富松平日养尊处优，不愿学习，“不复知有满洲旧风”，因此将富松调回北京以示惩罚。《清高宗实录》，卷844，2页。
满文的使用在乾隆朝也渐趋减少。乾隆十一年（1746年），驻扎西宁办理青海少数民族事务的副都统莽古赉及驻藏办事之副都统傅清，俱系满人，“所有事件理宜用清字奏折，伊等竟仿效外省大臣，用汉字奏折”《清高宗实录》，卷258，1~2页。。乾隆时驻防官员，“所钞清字黏单，或圈点多寡不合，任意长短违式。总缘缮写之吏，不识清字”《清高宗实录》，卷736，3页。。乾隆自己就说过，驻防各省的八旗官兵，“娴于汉字者，或更多于谙习清字之人”《清高宗实录》，卷854，8页。。乾隆为此而忧心忡忡。
乾隆认为“清语为国家根本”昭梿：《啸亭杂录》，卷7，《宗室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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