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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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认为“清语为国家根本”昭梿：《啸亭杂录》，卷7，《宗室小考》。，要想维护国家统治，必须坚持说满语，他采取不少办法来鼓励满族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他提出八旗子弟应以“国语”为重，命令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真正做到“娴熟国语、练习弓马”，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他说：
原因八旗淳朴素风，近来未免沾染虚浮，艳心诡遇，且从而钓弋其名，渊薮其弊，是以示之节制。俾知崇实黜华，非概从禁制遏其进取之途也。……我国家满洲世臣宣力赞政者多，原不藉文章一途。但承平百余年，满洲词臣，文藻黻饰，亦不可少，大臣子弟中果能于国语骑射之外兼习文艺，在伊等延请师资扩充闻见，较之寒素之家成材自易。《清高宗实录》，卷726，11~12页。
确立宗室考试满语制度。一天，乾隆召见宗室宁升额（宁僧额、宁盛额），此人受封为公爵，系皇族近支，但根本不能与皇帝讲满语。乾隆因此降旨给负责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调查王公子弟的满语状况，命令聘请满语老师，在家中学习，不能请老师的，“俱令入宗学学习”。乾隆担心左右翼宗学官员互相推诿，任命庄亲王永瑺总理宗学，监督王公子弟学习满语。乾隆还规定，由管理宗人府王公每年举行两次满语考试，时间定为四月和十月，“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清高宗实录》，卷980，7~8页。。他要求让所有的王公宗室成员都知道这个规定，以后努力学习，使皇族成员首先成为“不失满洲旧俗”的表率。
停止翻译考试。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下令取消旗人考试翻译举人进士科目，以禁止满族人热衷科举之风。清入关后，准满族同汉族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满族人文化水准低，故特为设立翻译一项，作为入仕做官的阶梯。翻译考试也分生员、举人、进士三等，当时与汉人科举同等看待。四十年，御史穆隆阿请求恢复考试翻译举人进士，乾隆不同意。他说：“从前令旗人考试翻译举人进士，原以清书为满洲根本，考试翻译，使不失满洲本业也。后因应试人员，每以寻章摘句为事，转失翻译本义，殊属无益。”《清高宗实录》，卷980，17~18页。乾隆还说，保留考试翻译生员一项，满族人只要掌握满汉语文，通过生员翻译考试，就可以担任笔帖式、内阁中书等职而步步高升，用不着做什么举人进士。
维系满洲旧俗“国语骑射”：倡满语根本（3）
设立族长，监督满语学习。族长之设是因为乾隆召见永皓和永泽两人引起的。永皓袭郡王爵位，永泽被赏给公爵衔，二人照惯例向乾隆帝叩谢皇恩。乾隆知道永皓和永泽二人的父亲满语讲得不错，所以用满语和他们两人谈话，“竟至奏对茫然”，令乾隆非常失望。乾隆归罪于永皓、永泽二人父亲管教不严、训导不力。他命令以后各支王公宗室设族长一名，“令其督催该族子弟习学清语”《清高宗实录》，卷992，12页。，如果满语照旧荒疏，毫无进步，就要将族长治罪。
编纂满语文工具书。为了方便满语文的学习，在乾隆的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满语文工具书纷纷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在乾隆朝出版的有《清文典要》、《一学三贯清文鉴》、《翻译批答》、《同文韵统》、《三合便览》、《兼满洲字满洲套话清文启蒙》、《御制增订清文鉴》、《清语易言》、《清文鉴外新语》、《清文补汇》、《清文典要大全》，共11种工具书出版发行。
乾隆极力挽救满语文的衰落，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收到预期效果。四十年，乾隆召见来自盛京的户部笔帖式果尔敏，乾隆原想，果尔敏是满族故乡的本地人，一定满语讲得相当好，结果并非如此。果尔敏除背诵履历外，“询以清语，全然不能”，而这个果尔敏还是通过翻译生员考试才当上笔帖式的。乾隆感叹：“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风气日下至于此极，尚不可问乎！”满语文的衰落证明了满族人民聪明好学，向先进民族看齐，文化进步很快。对广大人民来说，并非不好。汉族封建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令人为之倾倒。清朝的皇帝热衷于汉族封建文化，顺治、康熙、雍正，一个个“博览书史，无不贯通”昭梿：《啸亭杂录》，卷1，《世祖善禅机》。，“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昭梿：《啸亭杂录》，卷1，《崇理学》。，乾隆本人更是如此。乾隆虽然竭力提倡本族人使用满语文，但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阻止满族人学习汉族文化。这种矛盾的情况只能使满语文继续衰落下去，挽狂澜于既倒，毕竟徒劳。
维系满洲旧俗“国语骑射”：重骑射要务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骑射是满族的“长技”。满族擅长骑射与其生活环境很有关系。满族长期生息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常年进山打猎采参，练就了高超的骑射本领。男女老少，人人如此，“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李民：《建州闻见录》，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后来以其所长，建立了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皇太极曾赞扬说：“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清太宗实录》，卷32，9页。
满族入关以后，八旗兵战斗力大不如前。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率满洲八旗兵赴荆州前线，“终日嬉戏，挟弹手搏以为乐，旁及琴弈医卜之属，纳妾生子，不问军事”。康熙被迫起用绿旗将领张勇、赵良栋等人，主要依靠绿旗兵平定了叛乱。雍正朝，清政府用兵西北。副参领查廪受命牧放马驼，遭到准噶尔人的抢劫，查廪弃军而逃，反向绿旗将领求援。提督纪成斌因此嘲笑说：“满人之勇固如是耶！”昭梿：《啸亭杂录》，卷10，《岳威信始末》。到乾隆时，八旗兵已入关百年，受城市繁华生活影响，讲吃讲穿，竞尚奢侈。当时规定八旗兵不准穿缎靴，有的人就把缎子衬在里面，制成“宁绸靴”。有的八旗兵整天混在戏班里学唱戏，不上戏班的则天天在家唱。清政府规定八旗兵每月进行六次骑射训练，都不认真执行。负责训练的八旗将领，或根本不到训练场地，或轮流派一人前往，叫士兵放一二枝箭就算完事。乾隆说：“近见满洲人等并不以骑射为要，惟贪图安逸，畏服劳苦。即本身所有军器鞍辔撒袋等物，亦不知整顿，惟用意于浮华虚文，服饰衣物而已。”《清高宗实录》，卷143，12~13页。
为了扭转八旗兵骑射废弛的被动局面，乾隆六年（1741年），恢复了秋狝木兰活动。乾隆的祖父康熙生前为训练八旗兵，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常年率大批八旗兵到木兰围场行围。乾隆的父亲因激烈的政治斗争束缚，除必要的祭陵活动之外，不敢离开北京城，在位十三年中从未举行秋狝木兰活动。乾隆在取得内政外交的初步成就之后，即于六年举秋狝木兰，以后则坚持举行。在首次秋狝木兰中，除到围场打猎外，他还专门派王、大臣检查随从的侍卫章京和官兵射布靶情况，“分别等第赏赉”。这位清朝皇帝多次明确说：“朕每年行围射猎，正为使官兵等熟习骑射，不至废弛”《清高宗实录》，卷367，11页。；“每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意。若不如此，则满洲各大臣侍卫官员兵丁等，必致俱不能骑射矣”《清高宗实录》，卷967，33页。。
立训守冠服骑射碑。十七年（1752年），乾隆在阅读《清太宗实录》时，对清太宗如下的教训特别看重。清太宗说：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挽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清太宗实录》，卷32，8～9页。
乾隆说，清太宗在崇德元年（1636年）说的这番话，“自当永远循守而勿替”。他经常率领八旗官兵行围较武，就是遵照这一祖训所做的。乾隆还说，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清太宗这一祖训，因此他下命令在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和八旗教场，分别立碑镌刻清太宗这段圣训。让八旗官兵在训练的时候学习祖训，“俾我后世子孙，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清高宗实录》，卷411，8页。。
奖优罚劣。乾隆利用各种场合告诫八旗将士勤习骑射，经常督促检查，优者奖之，劣者罚之。有一天，内大臣带领新来的侍卫见乾隆。侍卫是直接跟随皇帝的亲军，武艺必须高人一筹，才能担此重任。乾隆让侍卫们表演射箭，结果只有郎昆、乌尔卿额等七人中靶，其他多数人的射箭本领不仅平平，“竟有半途坠地而不能到靶者”。乾隆大发脾气，命令凡未中靶的侍卫每人罚俸三个月，负有训练责任的领侍卫内大臣每人罚俸一年。乾隆还告诉这些侍卫们，只有娴熟马、步射的人才能受到重用，如果骑射不行，别的本领有多少，“朕亦不用”《清高宗实录》，卷367，11页。。十七年（1752年），乾隆到木兰行围时，亲自检查随从王公大臣射箭。宗室永谦虽射中三箭，但姿势太差，受到训斥。侍读学士希贵、副都统祥泰等人，“非脱扣即不到靶”，被罚俸一年。副都统四十六，因箭艺太差被革职，而侍郎观保每发必中，乾隆叫观保补四十六副都统一职，仍兼侍郎衔以示鼓励。最差的是副都统李世倬，被革职，又罚俸两年以示严惩。乾隆一一处置之后，告诫各部院大臣官员们，骑射是满洲家法，务必娴习，刻苦研练，如果再如此荒废，“必以家法治之，勿谓言之不早也”《清高宗实录》，卷416，21～22页。。
乾隆加强八旗兵骑射训练，是有积极意义的。那时准噶尔问题还没有解决，与清政府在西北对峙。准噶尔军队经常骚扰喀尔喀蒙古和西藏地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支战斗力顽强的军队。乾隆整饬武备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后来取得了消灭准噶尔政权、统一新疆的胜利就是很好的例证。
维系满洲旧俗萨满与丧葬：萨满祭神
满族信仰的对象极其广泛，祭祀活动名目繁多，萨满充当祭司，作为人和神的中介活跃于各种祭祀活动中，因而称为萨满教。居住在东北的满族人很早就有这种信仰习俗。朝鲜人李民在萨尔浒战役中被俘，他在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看到：“奴酋（指努尔哈赤）之所居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李民：《建州闻见录》，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个建筑物就是后来清朝常设的“堂子”，是清朝统治者举行萨满教活动的地方。
清政权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年）即在北京长安左门外、五河桥东建堂子，把萨满教信仰习俗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北京。乾隆说，北京的满族人都保留着祭神习俗，虽各不完全一致，“而大端不甚相远”。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萨满教信仰也大不如昔。例如过去主持祭祀的萨满自幼熟知满语，凡祭神、祭天、背灯祭等多种多样的祭祀活动，萨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用满语编出庄重肃穆的祝词，以渲染场面。入关以后，萨满的满语也是现学现用，祝词不仅现编不出来，“赞祝之原字原音渐致淆舛”，本人都弄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听的人更是昏昏然。
乾隆采取鼓励萨满教政策。他认为萨满教是全体满族人共有的信仰习俗，对维系旗人的共同心理素质、增强团结有很大作用。为了使这种信仰习俗保留久远不弃，他命令庄亲王允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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