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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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谒祖陵”《清高宗实录》，卷189，9页。。曲阜和盛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在北京正东。若从乾隆出巡路线上看，盛京谒陵，一般情况是从北京向北经怀柔、密云出古北口长城，走承德，先北后东。曲阜祭孔，一般是由南向东，加上清朝把山东省简称“东省”，如“赵殿最等奏，筹酌东省运河各事宜”《清高宗实录》，卷51，23页。。若把盛京谒陵称为东巡，就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东巡共五次。首次东巡于十三年（1748年）二月四日，乾隆奉皇太后由北京出发，途中驻跸赵北口阅水围，经德州至曲阜。在曲阜谒孔庙、孔林，祭少昊陵、周公陵，留曲柄黄伞供大成殿。从曲阜至泰安府，乾隆奉皇太后登泰山，三月初四到达济南府。在济南游览趵突泉、历下亭，谒帝舜庙。回銮至德州，皇后富察氏病逝船中。三月十七日返京。　　　　
　　　　二次东巡始于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十三日，乾隆从北京出发（可能明年还要南巡，故此次皇太后未同行）后，闻策楞奏报擒阿睦尔撒纳，乾隆命改赴泰陵（雍正陵，位河北易县）以告成功。然后乾隆于二月十七日出发赴山东，沿途仍经德州、泰安，三月初一至曲阜。乾隆如前谒孔庙、孔林、少昊陵、周公庙，然后回跸，由陆路于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　　　　
　　　　三次东巡由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初三启行，乾隆奉皇太后从北京出发，老太后年已八十，陆路不便，从武清县宝稼营乘船走水路，扈从官员仍陆行。至德州后乾隆奉皇太后上岸。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奉皇太后登泰山，岱岳拈香，为皇太后祈寿是本次东巡主要内容。三月初四至曲阜，乾隆从事祭孔活动后，至济宁乘船返京，四月初七到达北京。　　　　
　　　　四次东巡为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以平定两金川、告成阙里为由东巡。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奉皇太后从北京至武清，仍在宝稼营乘船，至德州登陆。乾隆登泰山，老太后未行。三月二十四日，乾隆与皇太后至曲阜祭孔子，回程仍至济宁乘船，四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　　　　
　　　　五次东巡，从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初八开始，乾隆以八十高龄再次上路，他先至东陵（今河北遵化），后至西陵（河北易县）谒陵毕，然后走陆路至泰安府，登泰山，三月十四日至曲阜祭孔子，回銮时从济宁上船，途经天津，四月十五日回到北京。　　　　
　　　　东巡祭孔，活动很多，首要在崇儒重道。乾隆祭祀孔子的活动非常庄重。到曲阜当天，即至孔庙行礼，第二天，至大成门下轿，步入大成殿孔子像前，行三跪九拜礼。然后，乾隆又到诗礼堂，命令孔府举人孔继汾讲解《中庸》，贡生孔继涑讲解《周易》。之后，乾隆发表上谕，强调清政府对孔子的敬重，希望孔子后人修身慎行，做学子表率。接着乾隆前往孔林，至孔子墓前，行三拜礼。乾隆致祭少昊陵、周公庙后，举行宴会，赐给孔氏后人书籍、蟒衣、貂裘、绸缎等物。


秋狝和巡谒礼佛和祭孔：东巡山东祭孔（2）

　　　　乾隆来到曲阜之后，在《御制阙里孔庙碑文》中写道：　　　　
　　　　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圣德之形容，忾乎若接。夫闻圣人之风，诵其诗，读其书，皆足以观感兴起。况亲陟降其庭，观车服礼器，得见宗庙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向慕，俯焉而不能自己者欤？《清高宗实录》，卷309，29~30页。　　　　
　　　　字里行间，对孔子的敬仰似完全发自内心。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看到孔庙中陈列的祭器，“不过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特下令将内府所藏西周铜器十种赐给孔府，“备列庙庭”《清高宗实录》，卷880，8页。。　　　　
　　　　嘉惠士子。孔子是封建文士的偶像，乾隆提倡尊孔，对知识分子当然要有所表示。乾隆东巡时，下令增加山东全省入学名额一次，府学大学增取五名、中学二名、小学一名。孔子、孟子、颜回等十三氏子孙，“有文学可观”，选拔若干人贡入太学。趁东巡之机，不少知识分子进献诗赋，乾隆下令统一考试赏给功名。三十六年，生员初彭龄、监生窦汝翼得到举人头衔。四十一年，贡生黄道煚、李宪乔，监生蔡廷衡获得举人头衔，举人窦汝翼、秦瀛，“著以内阁中书补用”《清高宗实录》，卷1005，2页。。值得一提的是窦汝翼，本是监生，五年之内，两次献诗，就当上内阁中书，算是走了捷径，很令时人羡慕。　　　　
　　　　赈灾济民。山东是一个多灾省份，乾隆首巡山东时，上年山东发生了严重水灾，从德州至曲阜沿路到处都是饥民，开春又遇干旱。亲自了解到麦田即使得雨，“亦只可有二三分收成”，心情十分焦虑，他说：“古人赈荒如拯溺救焚，今灾民嗷嗷待哺，岂可稍延时日？”特下令截留南来漕粮六十万石交给山东巡抚阿里衮赈济使用。据阿里衮报：沂州府七州县均受灾，拨二十万石；兖州府十六州县卫所亦全被灾，拨十二万石；曹州府拨四万石；济南、东昌、泰安三府各拨五万石，其余分别有差。乾隆接到阿里衮的报告后，意识到受灾范围如此之大，非该抚所能周全办理，命令大学士高斌、左都御史刘统勋率同科道四员，赶赴山东灾区，“会同该抚，妥协办理”。《清高宗实录》，卷311，11~13、19~22页。乾隆见沿途许多灾民出外逃荒，“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曾与山东官员王柔探讨原因。王柔站在地主立场上，说山东穷人向富户借贷不还，因此富户不肯出借，“贫户仰叩无门，不得不求食他乡。以致富者渐贫，贫者益无所底”。乾隆也不否认王柔，“似为富者申其说”。于是乾隆主张调和贫户与富户关系，“务使晓然于贫富相维之道，俾闾里通周急之情”，以使百姓安居乐业《清高宗实录》，卷309，13~14页。。在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要地主放弃剥削是不可能的。　　　　
　　　　减免赋税。东巡所经州县，例减免地丁粮赋十分之三，但山东是灾害较多省份，乾隆不时颁发减免诏令。首次东巡，山东为普免钱粮之年。乾隆二次东巡时，免山东邹县、卫上年水潮灾地亩银三万三千二百二十两。三次东巡，乾隆宣布：“所有济南各属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未完因灾借欠常平仓谷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余石；又东平州、东平所三十四年未完灾缓地丁银四千八百七十八两，均著加恩概行蠲免。”“将乾隆三十年、三十一年，济南、武定两府属因灾出借麦本银五千八百五十三两零，并三十五年济南、武定、兖州、曹州、东昌、青州六府属灾借麦本银九万八千余两，全予蠲免。”《清高宗实录》，卷879，6、10页。四十一年四次东巡时，乾隆宣布将此次水陆经行之德州等十五县卫所有“三十六、九等年，未完地丁银三万一千一十七两零，及三十六、七两年，民欠麦本籽种银六千六百三十两零，并民借耕牛银二千五百两，及历年民欠常平谷二万一千一百六十三石零，又三十七、九两年，民借未完常平谷九千八十九石零，俱著普行蠲免”《清高宗实录》，卷1004，10页。。泰安、曲阜等驻跸之地，则豁免全年地丁钱粮。　　　　
　　　　奢侈排场之风始于东巡。乾隆首次东巡以前，曾先后巡幸过承德、盛京和五台山，虽然耗费不小，但这些地方当时还是偏僻荒凉、人烟稀少之处，没有条件讲排场，对百姓骚扰也有限。首次东巡，从十二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直隶、山东两省地方大肆修桥垫道，雇募纤夫，征调马匹，内务府加紧赶造船只。就在一切就绪之后，山东发生了严重水灾。乾隆左右为难，若延迟至秋后，“该地方业经动帑豫备，迟至秋间，不免多一番劳费”。为此，乾隆召山东巡抚阿里衮面询，阿里衮对皇帝说，道路和扎营地方都已经准备妥了，“若春月前往，春麦虽不能补种，而秋田即可及时耕作，以待西成。若迟至秋间，则既误麦收，并妨秋稼。即在地秋禾，亦须早获”《清高宗实录》，卷303，9页。。就是说，为了准备东巡，老百姓连春麦都没种上，若推迟至秋天，连麦子都不熟就必须提前收割。乾隆一听，只好赶快成行了。十五年初筹备南巡时，乾隆曾批评山东地方官员将济南抚署行宫拆掉重修，增修泰山行宫，搭造天桥。其实乾隆心里是乐于享用的，他在首次东巡途中，即下令每年由两淮盐政解银十万两，长芦盐政解银五万两，“交内务府，以备此等行幸赏赐之用”。《清高宗实录》，卷308，12~13页。每年十五万两银子，是够乾隆好好热闹一番了。地方官知道国库有这一大笔赏赐银子，胆子也就敢放开了。三十六年，乾隆东巡在宝稼营上船，“见所备水营外围席墙，买以黄布，又添设坐落板房，均为过当……且又位置廊轩，增华饰美”。乾隆因此把直隶总督杨廷璋训斥一顿，但随后即宣布“此次著赏给盐库银一万两以偿其费”。《清高宗实录》，卷876，17~18页。四十一年东巡时，乾隆又谕：“连日经过直隶水程，凡有村落之处，缀景未免过多。至于戏台尤属无谓，御舟匆匆一过，何暇留览，而徒为此无益之糜费乎。”表示反对之后，却又说“设或偶有点缀，亦不得过多，可减者减，可停者停”《清高宗实录》，卷1004，2页。，态度模棱两可。　　　　
　　　　除上述五次东巡外，乾隆于二十二年南巡、二十七年南巡回程、四十九年南巡途中都曾去曲阜祭孔，以致流传乾隆曾将女儿嫁给曲阜孔氏，到曲阜是去看女儿的故事。清代奉行满（实为旗人）汉不通婚，乾隆不纳汉女，自然也没有嫁女给孔家之事。


秋狝和巡谒效法康熙南巡：准备及巡行路线（1）

　　　　在乾隆之前，康熙曾六次南巡，乾隆把自己的六次南巡说成是效法康熙而为之，并作为平生一大事，宣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两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乾隆：《南巡记》；《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4。　　　　
　　　　根据乾隆的上谕，南巡的目的大致有三。其一，江浙地区地广人多，宋以后渐成我国经济中心，清朝首都每年所需数百万石漕粮多半来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经的江淮地区水灾连年，浙江还有海塘工程，所以他要亲往了解“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其二，封建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满洲贵族以武力入主中原，更对广大汉族大讲“孝敬”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乾隆选择其母亲钮祜禄氏六十大寿之年首举南巡，以尽孝子之心，欲使东南百姓“交颂天家孝德”。其三，江南名胜甲天下，素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生来好动的乾隆当然要前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尽情享受一番。《清高宗实录》，卷350，11~13页。　　　　
　　　　在乾隆的巡幸活动中，南巡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因此准备活动下工夫最多。一般在前一年就开始进行了。　　　　
　　　　马匹、船只和车辆是必备条件。乾隆首次南巡，随行大臣三十二人，侍卫章京官员六百一十一人，拜唐阿兵丁二千五百五十九名。《南巡盛典》，卷90，28页。大臣每人给马五匹，侍卫官员每人三匹，护军每人二匹，其余人员每二人给马三匹，共用马六千六百九十匹，这六千多匹马不过从京师走到江苏宿迁顺河集，大队南巡队伍在此改乘船只，马匹留驻，因此江苏和浙江两省还要各为南巡人员备马四千匹左右（在顺河集减去扈从兵五百人，马匹因之减少），总共动用马计近一万五千匹。乾隆御用船只有安福舻一只，翔风艇一只，湖船二只，扑拉船一只，由管理漕粮的仓场衙门监造，装饰极为精美，平时贮存于天津船坞，专供南巡使用。其他人员，大臣每人给船一至二只，侍卫二三人一只，兵丁八九人给一只，共用船四百四十一只。每次南巡由顺天府提供四大套骡马车四百多辆，武备院准备骆驼八九百只，驮运旱路扎营用的各种物资。　　　　
　　　　南巡途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接驾各省要事先准备大量物资。据事先担任打前站的护军统领努三等勘查，南巡所经旱路一千七百五十八里，计三十三站，水程一千三百四十六里，计十九站，去程共计三千一百里；回程有旱路一千四百四十二里，计二十八站，水路一千二百九十四里，计十七站，共二千七百三十六里，总计往返共五千八百四十里，分为九十七站。平均每天行走六十里左右。《南巡盛典》，卷79，2~3页。南巡除乾隆所率领的两三千人外，每到一站，地方官要带领兵丁前来接驾，当地百姓要跪在道旁欢迎，还有外府外县各乡各镇前来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