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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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千人外，每到一站，地方官要带领兵丁前来接驾，当地百姓要跪在道旁欢迎，还有外府外县各乡各镇前来观光的百姓，“不下数十万人”。尤其是沿途经由的大城市，因南巡突然增加许多倍临时户口，都必须保证供应。清政府在南巡之前，先截留江浙两省漕粮几十万石保证地方粮食充足，又命各省铸币局增铸铜钱数万串，备买卖货物兑换使用。为避免物价上涨，沿途地方官预备大量米面蔬菜柴炭等物，于巡幸队伍驻营地一里之外，设立买卖街。水路则于清江浦、扬州、镇江、苏州、嘉兴、杭州等城预先装船运去大量物资，“可为数日之需”。各地方除此之外，还要备办大量黑豆草料，供马骡吃得骠肥体壮，以供乘用。　　　　
　　　　每次南巡还要调发大量民夫役力。跸路经行之处，要修整道路，御道标准是帮宽三尺，中心正路一丈六尺，均要求坚实、平整。不仅如此，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所经道路，一律泼清水去尘土。水路河道狭窄之处要加宽，障碍要拆除，必要时甚至拆桥让路。乾隆乘坐的御舟共用纤夫三千六百名，分为三班，一律穿戴整齐的农帽。途中供休息的尖营、茶棚、凉棚、替换下来的马匹等项，都要大量民夫备办看管。这一切工程本来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骚扰，然而，各地方官仍不得不说“沿途修做道路营盘有必须藉用民力之处，乡民皆荷锄举锸踊跃赴工”《南巡盛典》，卷90，14页。。　　　　
　　　　南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其数目是难以统计的。十五年（1750年）五月，初次南巡尚在准备之中，河南道御史钱琦上奏揭发江南总督黄廷桂预先授意知县，“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该督复差员往查，惟恐稍有简略”《清高宗实录》，卷365，9页。。乾隆接到钱琦的奏折，心中偏袒黄廷桂，认为钱琦所奏之事，“言之不免过当”，极有可能是以办差为苦之人，“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表明乾隆暗中希望把南巡搞得场面热烈。而据当时人记载，黄廷桂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弄得人心惶惶。刑部员外郎蒋楫，家住苏州，“乃独力捐办（苏州地方）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钱泳：《履园丛话》，卷1，《独力指办御道》。。仅苏州府修御路即用银三十万两，来回五千八百里路程需用多少银两，其修筑行宫、征用马匹车辆船只、各省预备饭食菜蔬又要花去多少白银，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惊人数字。　　　　
　　　　每次南巡，表面上都是江浙百姓一再吁请之后成行的。二十八年十二月，两江总督尹继善就曾代表民意邀请乾隆南巡。尹继善是个官场老手，自然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以河防重大，屡邀銮辂，亲临阅视，指授机宜。凡在前人筹议之所未固，臣等经营之所未及，悉荷宸衷裁制，睿训精详。故连年以来淮、黄安澜，泽国均安袵席，滨水沮洳之地皆成沃壤膏腴，岁庆丰登，群资利赖。无论黄童白叟，佥谓圣主勤民无逸，到处蒙庥，倘逢御辇频来，更多锡福。臣等备员江省，博采舆情，当此年丰人乐之时，益深就日瞻云之愿”《南巡盛典》，卷95，1~2页。。在他看来，江南地区河防很重要，皇上亲临指示，把我们没发现的问题全想到了，所以黄河淮河水患去掉，沿河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于是男女老少全说皇上来的次数越多，带给我们的幸福就越多，我们像盼太阳那样盼着皇上的到来。乾隆一听，他有这么大的威力，当然非前去指示一番不可了。　　　　
　　　　南巡的数次路线大同小异，试以第四次南巡为例，略窥全貌。三十年正月十六日，乾隆第四次南巡江浙开始。他奉皇太后从北京起程。出发之前宣布将江苏、安徽两省二十五至二十八年因受灾未完地丁河驿、漕粮、借筑堤堰等银两共一百四十三万余两，籽种口粮十一万三千余石全部豁免。浙江一省相对赋轻税少，也豁免积欠地丁银两十三万余两，借谷一万三千七百余石。起程之后乾隆又宣布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俱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两省办差文武官员受罚俸降级处分者准其开复，无处分者各加一级。同时还宣布赏给直隶、山东各银两万两，作为新建行宫费用。行至山东德州府时，乾隆赏给前来接驾献诗者焦汝翰等八人各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


秋狝和巡谒效法康熙南巡：准备及巡行路线（2）

　　　　二月初八，乾隆由山东入江苏境，在顺河集减去部分扈驾兵丁和随行大部分车辆，然后由徐家渡过黄河。乾隆在黄淮交汇的清口巡查河务，从此开始乘船沿运河行驶，这次乾隆和后妃使用的御舟为安福舻一艘、翔风艇一、沙飞船二、湖船二、扑拉船一、乌图里船二，共计九艘。船队由京口渡过长江，二月二十五日，乾隆驻跸苏州府，赏给六班拉纤河兵（每班600人）各一月钱粮。乾隆在苏州游览各处园林，又陆行至灵岩山游玩，前后八天。　　　　
　　　　闰二月初三，乾隆由苏州出发，继续沿运河前行。至嘉兴石门镇后，乾隆舍舟乘马前往海宁阅视海塘，而后重新乘船，初七日到达终点杭州。乾隆在杭州登观潮楼检阅福建水师，游览西湖美景，题诗作赋，好不快活，竟一住十二天。　　　　
　　　　闰二月十九，乾隆奉皇太后回銮。二月二十三日至苏州府，乾隆十分喜爱苏州的风光，又游玩六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乾隆至镇江后，两次奉太后渡江，游览长江中的名胜金山和焦山。三月初三，乾隆从长江登陆至江宁府（今南京市）驻跸，并亲诣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奠酒致祭，参观织造机房。三月初十，乾隆离开江宁，由七里港奉太后渡过长江，然后照旧由江淮运河回返。三月十九日至黄、淮、运三河交界的清口，乾隆查看洪泽湖高堰大坝后渡过黄河。平时至顺河集后，乾隆就舍舟登陆了，但此次仍然同皇太后一道乘船，由济宁、临清至德州。四月十三日，乾隆由德州上陆，皇太后则由水路回京。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先到北京，皇太后则于四月二十五日回至北京。　　　　
　　　　此次南巡从正月十六日出发，至四月二十五日太后返京，共计四月有余（其中二月为闰月），总数一百二十八天，为六次南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乾隆南巡日期及经过地方、活动，均据《清高宗实录》，卷727~735。


秋狝和巡谒效法康熙南巡：巡视河工海塘（1）

　　　　当年康熙帝南巡，主要是治河，所以人们常称“康熙南巡治河”。乾隆帝南巡时，河患仍然存在，虽然他把自己的南巡说成是效法康熙，但在以治河为主的目的上，显然不能和康熙帝同日而语。不过也不可把乾隆帝的南巡均视为纵情山水，全在娱乐，其巡察河工、兴修海塘等事迹亦不可泯灭。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她哺育了中华儿女，使之以勤劳智慧挺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滔滔黄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驰在中原大地，在生产力低下和统治者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时代，她给沿河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夏、商、周、秦、两汉均在黄河流域立国建都，长安、洛阳、汴梁（开封）是历史悠久的文明都城。但由于过量的砍伐森林，使黄河上、中游植被恶化，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流入黄河，而自潼关至郑州河床坡度下降达八百米之多，泥沙淤积，黄河逐渐变成了“悬河”，下游经常决口。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由阳武经延津、封丘入山东，然后由泗水取道淮河入海，黄河夺淮后泥沙淤积，造成黄、淮、运三河交界的淮安地区连年水灾不断，既给广大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难以数计的损失，也威胁着东南粮食的北运。清初，黄河几乎年年决口，康熙继位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清圣祖实录》，卷154，10页。。康熙六次南巡，与治理黄河、畅通漕运有密切关系，后人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为生产水平所限，黄河水灾仍未能根除。至乾隆元年，黄水大涨，在河南砀山决口，堤多冲塌，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五尺；三年秋天，黄水大涨倒灌运河，造成运河严重淤塞；七年，黄河在丰县决口；十年，黄河在阜宁县决口，并且淮黄并涨，沿河州县全被淹没；十六年，黄河又在阳武决口。这一切，使乾隆感到只有亲自前往巡视，才能拿出彻底解决办法。　　　　
　　　　定洪泽湖五坝水志。“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淮河上流各支河俱汇入洪泽湖，然后出清口与黄河交汇于今江苏淮阴市西部地区。清政府费数十年经营，沿洪泽湖筑成高堰大坝，又有天然坝之修，“天然坝乃其尾闾，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水，而下游诸州县胥被其患”。天然坝就是泄洪坝，清河道总督为保证高堰大坝的安全，避免洪泽湖水冲垮黄运两河大堤，每当洪泽湖水盛涨时，就开坝放水，保护运道。十六年，乾隆首次南巡时，因上午开坝放水，下游百姓被淹，“经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清高宗实录》，卷382，16页。。乾隆亲自到高堰大堤及天然坝查看后，质问河臣：“夫设堤以卫民也！堤设而民仍被其灾，设之何用？若第为掣流缓涨，自保上游抢险各工，而邻国为壑，田庐淹没，勿复顾惜，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清政府原建泄水天然坝三座，乾隆命令增加二座，即后来有名的仁、义、礼、智、信五坝，以前滚坝曾过水三尺五寸而未开坝放水，乾隆令以此为准，“天然坝断不可开”，命勒石为志，如果原来三座坝已过水三尺五寸时，才可以开后筑两坝，以减少湖水。《清高宗实录》，卷386，11~15页。　　　　
　　　　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河道的综合治理。乾隆二十年前后，黄河屡次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决口，虽然堵塞决口，但仍留下大面积积水。乾隆于二十二年再次南巡时，“宿迁一带贫民甚多”，见到水灾如此严重，他表示：“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关尤钜，一切应濬应筑，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也”《清高宗实录》，卷532，10页。，决定回程改变路线，前赴徐州实地考察。四月初，乾隆赴徐州，“所过桃源、宿迁、邳州、睢宁诸州县，鹑衣鹄面，相望于道，而徐属尤甚，朕心为之惄然增戚”《清高宗实录》，卷536，5页。。亲眼目睹水灾给百姓造成的悲惨情形，当即决定，对灾区的赈济粮加发到五月份，将徐、淮、海三府所属州县积年借欠口粮籽种，不分新旧一律豁免。乾隆说，水灾如此惨重，地方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叫督抚甄别州县任职情况，该留任的留任，该调走的调走，“一二年后，朕将亲临考察，若仍入其疆而田野不治，则非守令之罪，将督抚是问矣”。乾隆经过与有关人员详细研究，感到光靠河道总督所辖官员，难于迅速完工，“所有应疏应筑事宜同时并举”。于是决定，尚书刘统勋率道员王鸿勋、钱度专管徐州一带黄河大坝加高培厚一事；侍郎梦麟率道员吴嗣爵、同知李宏专管六塘河以及沂、沐诸水下游形成的大面积积水；由江南副总河嵇璜率何煟专管疏浚各水入江入海河道；吏部侍郎裘曰修专管山东、河南、安徽积水宣泄。分工完毕之后，乾隆又告诫各官务必配合紧密，和衷共济，“盖治水非他政务可比，必卓识远虑，明于全局又不执己见，广咨博采，而能应机决策”《清高宗实录》，卷536，8页。。二十三年，各工皆如期完成。　　　　
　　　　确立清口水志。清口位于黄、淮交汇之处，黄河泥沙混浊，清历届河道总督为解决黄河下游水道淤塞问题，在清口两侧筑束水坝冲击黄河泥沙，这就是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的“束水攻沙”、“以清敌黄”之法，即利用洪泽湖所出清水冲刷黄河河淤，保证下游河道通畅。乾隆二十七年三巡江浙时，发现河臣嫌筑坝费工费力，每当洪泽湖盛涨时，即全靠天然五坝往下河地区减水，乾隆乃亲自确立清口束水坝拆宽办法，以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以上，清口口门宽三十丈为基准，如果洪泽湖水再涨一尺，则清口束水坝拆宽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秋汛结束后重新镶筑清口束水坝如前。自乾隆确定清口水志后，“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4，《南巡记》注。　　　　
　　　　改土堤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