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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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马上就认出了她。她年轻时候也常有这种又像气忿又像怨恨的生硬的表情。但是舒尔迦知道，实际上她是很善良的。她仍旧很苗条，浅色头发里也没有白发，但是却满脸皱纹——艰苦的经历和劳累的皱纹。她穿得似乎有些邋遢，以前她是从来不容许自己这样的。
她带着敌意和询问的神气望着站在她家门口的这个陌生人。突然，她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她的噙着泪水的眼睛里似乎也露出一丝昔日的喜悦。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舒尔迦同志！”她说，握着门柄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是哪一阵风把您吹来的？在这种时候！”
“对不起，李莎……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①，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现在就要到东方去，要撤退，现在弯过来看看你。”
①俄罗斯人习惯，称人的名字和父名表示尊敬。
“原来如此，到东方去。大家都到东方去！可是我们呢？我们的孩子呢？”她一下子突然激动起来，一面神经质地、很快地整理着头发，一面瞪着又像怨恨、又像非常困倦的眼睛望着他。“您现在要到东方去，舒尔迦同志，我的儿子动了手术躺在床上，可是您现在要到东方去！”她重复地说，仿佛她曾一再警告过舒尔迦，说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事情果然发生了，因此这都是他的过错。
“对不起，您别生气。”舒尔迦的态度非常镇静，心平气和，虽然他内心深处已经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忧伤。他心里想：“啊，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李莎·雷巴洛娃，你竟然这样来欢迎我，我亲爱的李莎！”
但是他一生阅历很多，他控制着自己。
“请您说清楚，您出了什么事？”
他也改口称“您”了。
“请您原谅我，”她的态度仍旧很生硬。但是她脸上又出现了很久以前的友好关系的影子。“请进来……可是我们的事情很糟糕！”她一筹莫展地摆了摆手，红肿的眼睛里又涌出了泪水。
她退后一步，请他进去。他随着她走进昏暗的门厅，一进去就从一扇打开的门里看到右面那个浴满阳光的房间，看见里面有一个十几岁的青年靠着枕头半躺在床上，身上盖的被单褪到腰部上面。他穿着翻领白汗衫，生着一双深色的眼睛，原来晒得黑黑的脸现在显得苍白。有三、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站在他床边。
“他们是来跟我的儿子告别的。您这边来。”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请他走进对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在这所房子的背阳的一面，光线比较暗，但是很阴凉。
“首先要向您问好。”舒尔迦说。他脱下帽子，露出结实的、剪成平顶的头，然后伸出手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您，叫您李莎呢，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
“您怎么方便就怎么叫吧。我这个人不妄自尊大，也不要求人家用尊称来称呼我，不过我现在算是什么李莎？从前是李莎，可现在……”她急躁地摆了摆手，好像不愿意谈这个，她的红肿的浅色眼睛疲倦地、抱歉地、同时又好像非常温柔地望了望舒尔迦。
“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李莎，因为我自己也老了。”舒尔迦微笑着在椅子上坐下。
她在他对面坐下。
“我既然是个老年人，那么请原谅，我一开口就要给你提个意见，”舒尔迦仍旧带着笑，但是非常严肃地接着说，“我要到东方去，我们别的人也要到东方去，对这件事你是不应该生气的。德国鬼子没有给我们放宽期限。从前你曾经像是我的妻子一样，所以我不妨对你说，他们这些德国鬼子，已经到了我们的大后方……”
“这难道会使我们轻松些吗？”她忧愁地说，“你们要走了，我们却留在这里……”
“那又怨谁呢？”他的脸色阴沉起来，说道，“从战争一开始，我们一直在把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疏散到东方，”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帮助他们，向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不仅是家属，就是成千成万的工人，我们也都把他们送到乌拉尔，送到西伯利亚。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走呢？”舒尔迦问，他心里愈来愈感到痛苦。
她没有作声，舒尔迦看到她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倾听隔着门厅的那个房间里的动静，知道她并没有好好地听他的话。于是他自己也不禁倾听起那边的动静来。
那边只是偶尔传来几声低低的谈话，听不清那边在干什么。
不管万尼亚是多么顽强和冷静——这在同学们口中甚至成为美谈，——他仍然没能给沃洛佳弄到一辆大车，或是在汽车上找到一个座位。他回到家里，看见若拉已经等得疲倦不堪，父亲也已经回到家里：根据这一点，他知道柯瓦辽夫一家已经走了。
若拉今年十七岁，个子长得非常高，不过比起万尼亚来还是矮半个头。他生来就黑，被太阳晒了变得更黑，他生着饱满的嘴唇、弯弯的睫毛和一双亚美尼亚人的美丽的黑眼睛。
他的样子有点像黑人。
虽然年龄上有差别，他们这几天来却成了好朋友：他们俩都是爱书如命的人。
万尼亚在学校里甚至被称做教授。他只有一套节日穿的、带有棕色条纹的灰色衣服，只有在生活中的隆重场合他才把它穿上；而且这套衣服像他所有的衣服一样，也已经嫌短。但是当他在上装里面穿上翻领白衬衫，打上咖啡色领带，戴上黑玳瑁边眼镜，口袋里装满报纸，弯着的胳膊里拿着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用书拍拍自己的肩膀，摇摇摆摆地在走廊里走过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那么镇静而沉默，蕴藏在他心里的灵感非常均匀而明亮地燃烧着，仿佛把遥远的反光投到他的苍白的脸上，——这时候，所有的同学，特别是低年级的同学，他辅导的少先队员们，都不由自主地怀着敬意给他让路，仿佛他真是一位教授似的。
若拉甚至专门有一本划着格子的练习本，里面记着他读过的每一本书的作者姓名、书名和对它的短评，比方：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好！
亚·勃洛克①。《美女诗》。含混的辞汇太多。
拜伦②。《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真不懂这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人心，如果它读起来是这样枯燥乏味。
弗·马雅可夫斯基。《好！》。（没有任何评语。）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好！指出彼得是一个进步的人物。
①勃洛克（1880—1921），苏联诗人。在创作初期（一九○四年的《美女诗》等）是象征主义的代表。
②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长诗《查尔德·哈罗德游记》是根据他在西班牙、希腊等国旅行的见闻和感受写成的。
在这本划了格子的练习簿里还可以读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一般地说，若拉非常整洁、有条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各方面都喜欢整齐和纪律。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们白天黑夜地忙着办理学校、俱乐部和保育院的疏散工作，同时嘴巴一刻不停地热烈谈论着第二战场、诗《等着我》、北海的航道、影片《灿烂的生活》、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著作、少先队运动的缺点、伦敦西科尔斯基①政府的古怪的态度、诗人施巴巧夫、电台播音员列维丹、罗斯福和邱吉尔等等。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若拉认为阅读书报要比在公园里追求姑娘们有益得多，可是万尼亚说，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不是这样近视，他还是要追求的。
①西科尔斯基（1881—194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总理，对苏态度摇摆不定。
万尼亚和哭哭啼啼的母亲、姐姐、父亲告别。父亲尽管气愤地喘息着，喉咙里咯咯地响着，竭力不望着儿子，最后还是给他划了十字，突然用焦干的嘴唇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在这时候，若拉就劝他，他既然弄不到大车，那么到奥西摩兴家里去也无益。但是万尼亚说，他曾答应过托里亚·奥尔洛夫，所以应该去一下把事情说清楚。
他们把背包朝肩膀后面一甩，万尼亚朝床头他心爱的角落里投了最后的一瞥。那里挂着哈尔科夫乌克兰出版社印行的、画家卡尔波夫画的普希金石印像，摆着一个书架，放在显著地位的是普希金文集和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时代的诗人们的几卷小开本诗集。万尼亚对这一切望了一眼，夸张地用急遽的动作把帽子扣得低低的，几乎压在眼睛上，就和若拉一同去看沃洛佳去了。
沃洛佳半躺在床上，他穿着白汗衫，盖的被单褪到腰部。床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继电器防护》，大概他今天早上还读过。
为了不妨碍打扫房间，各种各样的工具、一卷卷的电线、自制的电影摄影机和收音机零件都胡乱堆在床后靠窗的角落里——沃洛佳热中于发明，他梦想将来做个飞机设计师。
沃洛佳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外号叫“雷响”的托里亚·奥尔洛夫，坐在床前的凳子上。他外号所以叫“雷响”，是因为他无冬无夏总是伤风咳嗽，咳嗽的声音很响，好像是对着空木桶咳嗽似的。他弓着背坐在那里，两个大膝盖叉得老远。他所有的关节——臂肘上的、手上的、膝盖上的——以及脚掌和小腿都特别发达，粗大突出。浓密的灰色鬈发在滚圆的脑袋上向四面翘起。他的眼神是忧郁的。
“这么说，你怎么也不能走路吗？”万尼亚问沃洛佳。
“哪儿能走，医生说，一走路，创口要是裂开，肠子都要流出来。”沃洛佳发愁地说。
他发愁不仅是因为他自己走不了，同时还因为母亲和妹妹为了他也不能走。
“好，让我看看伤口。”精明能干的若拉说。
“您别胡来，他的创口包扎着呐！”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①用臂肘撑着床背，站在哥哥的床脚头，听见这话吓了一跳。
①刘西雅是刘德米拉的小名。
“别担心，包你出不了毛病。”若拉带着有礼貌的微笑说，他的悦耳的亚美尼亚口音使他的话听起来具有特别的意味。
“我自己就是急救学校毕业的，解绷带和裹绷带都很在行。”
“这不卫生！”刘西雅抗议道。
“在困难的战地条件下应用的最新军事医学，已经证明了这是偏见。”若拉断然地说。
“您读到的是另外一回事。”刘西雅傲慢地说，但是过了一刹那，她再望着这个黑得像黑人的男孩子的时候，已经有些发生兴趣了。
“你算了吧，刘西雅！妈妈是神经质，这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干吗要来瞎管闲事！走开，走开！”沃洛佳生气地对妹妹说，说完他就掀开被单，露出两条瘦腿。他的腿晒得非常黑，筋肉非常发达，无论什么疾病或是住院都不能使这种黑色和这发达的筋肉消失。
刘西雅转过身去。
托里亚和万尼亚扶着沃洛佳，若拉给他把蓝短裤略微褪下，解开绷带。创口已经化脓，非常难看。沃洛佳因为硬挺着不要露出疼得愁眉苦脸的样子，所以脸色苍白得厉害。
“很糟糕，是吗？”若拉皱着眉头说。
“是不大妙。”万尼亚表示同意。
他们极力不看沃洛佳，默默地给他重新包扎好。沃洛佳的狭长的棕色眼睛，一向总闪耀着大胆和调皮的神色，现在却是忧愁的，极力希望看出同伴们的眼色。
现在他们面临到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明知道这个同志要遭到危险，却又不得不离开他。
“你的丈夫到哪里去了，李莎？”这时舒尔迦为了转移话题，这样问道。
“死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态度生硬地说，“是去年死的，刚巧在战争爆发以前。他一直生病，后来就死了。”她重复了几遍，舒尔迦听起来觉得她是带着怨恨的责难，“唉，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她的声音里含着痛苦，“您现在也是当权的人了，也许，您什么都没有看见，您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多么痛苦哪！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来，您就是我们的政权了。我记得，您的出身也跟我们一样。我记得，我哥哥跟您是怎样为我们的生活斗争的。我一点也不埋怨您，我知道您不能留下来等死。可是难道您没有看见，跟你们一同撤退的人，有些人扔下一切不管，只顾带着家具，带着一卡车一卡车的破烂逃走，对我们这些老百姓一点都不管，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批小人物亲手做出来的。唉，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您难道看不出，在这些坏蛋的眼里，请原谅我，东西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