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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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舒尔迦曾一再怀着痛苦的激动和悲哀回忆起他们谈话中的这一段。最使他后悔的是：在内心深处，他是了解这个妇人当时的心情的，本着他的刚强开朗的性格，他也有一番恳切的话要对她说。问题是，她说话的时候是怀着满腔的痛苦以及他认为是怨恨的情绪，她说的话以及她整个的模样，跟他年轻时所了解的那个李莎截然不同，完全不符合他的期望！因此这使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受了侮辱：他自己留在这里，他的全家都陷在德国人手里，也许已经遭了难，可是这个女人却尽谈她自己的事，对于他的家庭，对于年轻时候跟她很要好的他的妻子，连问都不问一声。所以从舒尔迦的嘴里也突然冲出了一些话，事后他回忆起这些话来总觉得很后悔。
“您想得太远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他冷冷地说，“想得太远了！在德国政权到了门口的时候，当然不妨对自己的政权丧失信心。您听到吗？”他严峻地举起手指短短、生满汗毛的手说，这时远方隆隆的炮声仿佛冲进了房间。
“您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民的精华有多少将在那边牺牲，照您的说法，他们是从普通人上升为当权的人；可是照我的说法，他们是上升到自觉程度的人，他们是人民的精华，是共产党员！如果您对那些人失去信心，在德国人践踏我们的时候失去信心，这使我很气愤。又气愤，又为您惋惜，惋惜！”他厉声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嘴唇都像小孩那样颤抖起来。
“您这算什么话？……这算什么话？……您……您是要责备我，说我在等待德国人吗？”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很不客气地叫道。她气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被他这样误解而格外激动。“啊，您怎么能……那么我的儿子呢？……我是个做母亲的！……可是您……”
“难道您忘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当初我们都是像您所说的普通工人，我们面临着德国人和白党的威胁的时候，难道我们首先是想到自己吗？”舒尔迦不听她的，怀着悲痛的心情说，“不，我们首先不是想到自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最优秀的人——领导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想到的人！回想一下您的哥哥吧？我们工人永远就是这样想、这样行动的！隐藏并且保护我们的领导同志，那些最优秀的人，我们的精华，自己却挺胸而起——一个工人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想的，并且认为不这样想就是自己的耻辱！这些年来您难道已经变得这么厉害了吗，叶李莎缮塔·阿列克谢耶芙娜？”
“等一等！”她突然说，她挺直了身子，倾听隔着穿堂的那个房间里的动静。
舒尔迦也凝神听了一下。
那个房间里寂静下来，这种寂静向做母亲的暗示，那边有什么事发生了。她霎时间忘记了舒尔迦，猛冲到门口，向儿子那边跑去。舒尔迦对自己很不满，他板着脸，长满黑汗毛的大手揉捏着便帽，走到穿堂里。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儿子半躺在床上跟同伴们告别。他默默地握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脖颈和剪成平顶、但是已经长出一点深色头发的头，激动地、神经质地扭动着。说来虽然很奇怪，但他的脸上却露出喜悦的兴奋的神情，他的狭长的深色眼睛也在闪光。站在他床头的那个头发蓬乱、样子拙笨、骨骼粗大的同伴，侧着身子，所以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面带喜色，睁大眼睛望着打开的、满是阳光的窗子。
那个姑娘脸上带着笑，仍旧站在病人的床脚头。舒尔迦在这个姑娘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李莎·雷巴洛娃的影子，他的心忽然痛得揪了起来。这是他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李莎，只不过比他认识和喜欢的那个两手略嫌粗大、动作急躁的女工李莎显得温柔罢了。
“是的，该走了。”他悲伤地想，手里揉捏着便帽，尴尬地在吱吱作响的地板上走过去。
“您要走啦？”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跑到他跟前，高声问道。
“真是所谓毫无办法，已经该走了。您别生气。”他戴上便帽。
“已经要走了吗？”她又说了一遍。在她的这声询问和感叹之中，含着又像是痛苦又像是惋惜的感情，也许，这不过是他的想象。“您别生气。愿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保佑您平安到达，别忘了我们，记住我们。”她一筹莫展地垂下双手，说道。她的声音含着那样善良的、母性的感情，他感到自己的喉咙突然哽住了。
“再见。”舒尔迦阴郁地说了就走了出去。
唉，舒尔迦同志，你不该离开！你不该丢下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这个跟当年的李莎·雷巴洛娃一模一样的姑娘，你不该不去思考甚至不去了解你眼前这几个青年中间发生的事情，甚至不想知道这些青年是些什么人！
假如舒尔迦不这样做，也许，他的整个生活会变成另一种样子。但是当时他不仅不能了解这一点，他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和侮辱。他除了到从前叫“鸽房”的那个很远的地区去，寻找从前打游击的伙伴——他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的伊凡·格纳简柯——的小房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是否想到，这时他已经在那条把他引向死亡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呢？
下面就是在他跟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走到门厅之前的一分钟里所发生的事，也就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儿子的房间里发生的事。
房间里笼罩着悲痛的沉默。接着，托里亚，就是那个外号叫“雷响”的托里亚·奥尔洛夫，从凳子上站起来说，如果他的好朋友沃洛佳不能离开，那么他，托里亚，也要陪他一块留下来。
最初一瞬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沃洛佳激动得流着眼泪，开始亲吻托里亚，大家也都被喜悦的激动所控制。刘西雅跑过去搂住“雷响”的脖子，开始吻他的双颊、眼睛和鼻子——使他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然后她生气地望了望若拉。她非常希望这个做事很有条理的、黑人般的青年也留下来。
“这才好啊！这才是同志！这才是好汉，托里亚！”万尼亚用微哑的低音满意地说。“我因为你感到骄傲……”他突然说。“我和若拉都因为你感到骄傲。”他改正说。
于是，他握了握托里亚的手。
“我们难道会这样混下去吗？”沃洛佳双目炯炯地说，“我们要斗争，对吗，托里亚？区党委不可能不留人在这里做地下工作。我们要找到他们！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点用吗？”
第10章万尼亚和若拉跟沃洛佳告别之后，就投入了沿着铁路向李哈雅移动的逃难的人流。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前往新切尔卡斯克，据若拉说，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很有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继续前进：他的叔叔在那边车站里做鞋匠。但是万尼亚知道了柯瓦辽夫一家是去李哈雅之后，在最后一分钟含含糊糊地向若拉叙述了这条路线的好处，建议走这条路。对若拉说来，无论到哪里去，根本无所谓，所以他就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相当明确的路线而采取了万尼亚的模糊不明的路线。
在一段路上，有一个矮小、弯腿、口髭浓密异常的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右胸佩着近卫军徽章，军便服皱皱巴巴，长统靴干裂而歪扭。照他的解释，他的军服，特别是靴子，所以弄成这副惨相，是因为在他住院养伤的五个月里，这些东西一直被扔在医院的储藏室里。
那所医院最近一直借用克拉斯诺顿市立总医院的一所分院，目前正在疏散。但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凡是能够行走的人，只好请他们步行，现在还有一百多个重伤员留在克拉斯诺顿，毫无希望离开。
少校除了详尽地说明了本身的命运和他住过的医院的情况之外，以后一路上他一直一言不发。他沉默到了极点，他执拗地沉默着，根本没有希望让他开口。此外，少校还是瘸腿。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带劲地迈着穿着歪歪扭扭的皮靴的脚，不落在年轻人后面。因此过不多久，年轻人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他们无论谈什么，都要把他当做一位沉默寡言的权威来向他请教。
这时候，许许多多中年人和青年人，而且不仅是妇女，还有持枪的男子，都在这条无穷无尽的撤退洪流里受着痛苦和折磨。可是万尼亚和若拉，肩上背着背包，袖子卷到臂肘上面，手里拿着帽子，却朝气勃勃，满怀着灿烂的希望，在草原上阔步前进。他们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非常年轻，他们是单身，他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他们不相信谣言；现在尽管四周是无边的草原，骄阳似火，烟雾弥漫，在这个不时受德机轰炸和扫射的大路地区，尘土好像黑压压的乌云，可是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对他们都是开放的，四面八方他们都可以去得。
而且他们所谈论的事，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也毫无关系。
“你为什么认为在目前做法学家没有意思呢？”万尼亚用微哑的低音问道。
“因为在目前战争时期，应该做一个军人，战争结束之后，就应当做一个工程师，来复兴经济，至于做法学家，目前并不重要。”若拉说，他虽然才十七岁，可是他的见解一向是明确而肯定的。
“对，打仗的时候，我当然要做军人；可是我的眼睛不好，人家不会要我。你离我远一些，我看你就像是一团模模糊糊、又长又黑的东西。”万尼亚苦笑着说。“做工程师固然非常有用，但是这里有个爱好问题，而我的爱好，你知道，是在诗歌方面。”
“那你应该进文学院。”若拉非常清楚明确地说，又望望少校，仿佛只有少校才能懂得他若拉是多么正确。但是少校对他的话毫无反应。
“我恰恰不愿意这样，”万尼亚说，“普希金也好，丘特切夫①也好，他们都没有念过文学院，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学校。总之，进学校学做诗人是不行的。”
①丘特切夫（1803—1874），俄国诗人，曾在俄国驻外使团中担任外交职务。
②迦林（本名：尼·格·米哈伊洛夫斯基，1852—1906），俄国小说家。
“什么都可以学会。”若拉回答说。
“不，进学校学做诗人——这简直是荒唐。每个人都应当学习，而且应当从普通的职业开始生活的道路。如果他天生有诗人的才华，这种才华一定会循着独立发展的途径得到发展。我想，只有到这种时候，才能成为专业作家。比方说，丘特切夫做过外交家，迦林②做过工程师，契诃夫做过医生，托尔斯泰是地主……”
“这个职业倒挺舒服！”若拉抬起乌黑的、亚美尼亚人的眼睛，狡猾地望望万尼亚说。
他们俩都笑起来，少校也微微一笑。
“那么他们有谁做过法学家吗？”若拉认真地问。
归根结蒂，如果作家里面有人做过法学家，他觉得把这个例子应用到万尼亚身上就完全合适了。
“这我可不知道，但是法律教育可以向作家提供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文学等方面必要的知识……”
“就说这些学科吧，”若拉有点卖弄地说，“这些学科最好在师范学院里念。”
“可我又不想当教师，虽然你们在学校里管我叫教授……”
“说来说去，在我们的法庭上做辩护人总是没有意思的，”若拉说，“比方说，你记得在审讯那些坏蛋危险分子的时候吗？我老是在想那些做辩护人的。他们的地位真尴尬，是吗？”若拉又笑起来，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在我们这里当辩护人，当然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这里是人民法院。但是，我想做一个侦查员一定很有趣，可以认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最好是做公诉人，”若拉说。“你记得维辛斯基①吗？真棒！可是无论如何，我自己总不愿意当法学家。”
①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外交家、法学家。在一九三三至三八年间大审判时，曾数次担任国家公诉人。
“列宁曾经是法学家。”万尼亚说。
“那是时代不同。”
“争论‘做什么职业’这个题目简直是无益而愚蠢的，要是我不明白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