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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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元璋的注意，针对抢占荒地和出租雇佃的情况，他发布诏令：对于荒地，要“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又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不许过分占为己有。”在全国多数地区，特别在黄淮地区，贫富悬殊，以富欺贫，开国之初还没有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但防微杜渐，元璋已采取了一些预防和对症措施。
与北方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江南地区，也就是原来张士诚辖区内的富户豪民却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洪武三年（1370）二月，他向户部询问天下富民的情况，户部回奏：从纳税数目看，江浙多富民巨室。以苏州府为例，每年纳粮一百至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户，五百至一千石的，五六十户，一千至两千石的六户，两千至三千八百石的两户，共计五百五十四户，每年约纳粮十五万零一百八十四石。这些人大约是有田几百亩到几千亩乃至万亩以上的大地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在国家与地方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元璋说：“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这些话自然是包含着他的切肤之痛。方孝孺说得更具体些：“今富贵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公家有散于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于富家者，则小民已代之输矣。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这是很显然的，富户豪民，祸害了小百姓，同时也就妨碍了皇家统治。朱元璋在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2）
首先，他命令户部把江浙富民全部召到京城来，亲自召见，予以训话。他说道：“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今天，朕为尔等之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不要凌弱，不要吞贫，不要虐小，不要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这就是守法，就是良民，就是保身之道。如果继续像往常那样横行强梁，就不是朕的良民了。”这些多田翁都叩头称谢。元璋还赏给了他们酒饭。这些人为受到皇帝的接见而沾沾自喜。多数人对皇帝的这长篇训话的含意不甚了了，自然也就我行我素。
训话时，宋濂等人在场。过后，元璋对他们说：“朕告谕此辈，是想勉励他们为善去恶。谁知道这些话灵不灵。”宋濂他们便赶忙把这篇训词整理出来，出榜晓谕。
果然不出所料，那结果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元璋决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总不能说是不教而诛吧。
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曾将东方齐、楚、燕、赵、魏、韩六国的强宗大族十余万口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既加强了京城重地附近的经济基础，又削弱了这些六国贵族在地方上的盘踞势力，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叫做“强本弱末”之术。元璋决定效法这个办法。他几次大规模地迁徙江浙富豪。
最早一次在吴元年（1367）十月攻下苏州城不久，“命徙苏渊富民实濠州”。濠州后来改称凤阳，是元璋老家，所谓龙兴之地，当时一片荒凉。苏州是张士诚的巢穴，是当时最繁华的地区，地主豪强很多，曾长期支持张士诚政权。如此，实在有“强本弱末”的必要。第二次在洪武七年（1374）。这时朱元璋正在大规模营建中都凤阳，于是命安南侯俞通源，督率迁徙江南富民十四万到凤阳屯种，命太师李善长、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经理驾驭。第三次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南京，所涉及的主要是江浙富民，但经过几十年的成长发育，全国各地富民渐渐隆起，故而也成为迁徙对象。对富民的这类全国性移徙，一直延续到元璋逝世。在洪武三十年前后，还起取江浙等处上户四千五百余家填实京师。富民豪强所凭借的主要是土地和他的家族部曲，因而被称为地头蛇。他们一旦离开了土地，便势杀气衰，无能为力了。他们所能带走的，充其量只是金银细软，作为不动产的土地，或者收归国有，或者另有新主。
在元璋所希望建立的社会中，富民可以做官，可以治民，可以享受尊荣，但他们首先必须遵守朝廷法度，就像训诫他们的一样：不凌弱吞贫，欺小虐老，而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逊顺乡里，周给贫乏，做朝廷良民。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人逃避徭役，诡寄田粮，欺隐土地，侮贫凌弱，横行不法。洪武十五年（1382），他对两浙、江西之民有一道申诉的谕旨：“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南北民风的不同、善恶的差别呢？结合自己年轻时所经历的那些痛心疾首的往事，元璋不难明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是巨家富室控制局面，影响风气，一个是贫弱小户遍布乡村，淳朴易治。我们不妨看看元璋对奸顽富豪欺凌小民更直接的揭露：“民间洒派，包荒，诡寄，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滑，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其贪官污吏受豪滑之财，当科粮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书算手受财，将田洒派，移丘换段，作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这就不但使小百姓负担增加，生活更加困苦，甚至折田卖屋，颠沛流离，而且使政府赋税征收遇到更多麻颊，使整个社会秩序难以稳定。元璋决定采取更加严厉的惩治措施。
一个是迁发抄家。凡是“将自己田地移丘换段，诡寄他人，及洒派等项，事发到官，全家抄没。若不如此，靠损小民”。元璋特别规定，“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有权“将倚恃豪强之家捉拿赴京”。被拿富室“连家迁发化外，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以鼓励百姓反抗与告发。
再者就是杀头。元璋在江浙、江西等地区实行粮长制度，规定每万石上下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佥派田粮多的富民充当粮长。其下设副粮长、知数（会计）、斗级（掌斗人，也称斗斛）等，管理该纳税区税粮催征输解。这是鉴于元朝末年州县吏胥以官府身份征解税粮对农民的敲榨勒索，而改为民收民解。按元璋的说法，这叫做“以良民治良民”，希望达到惩弊便民的目的。为了鼓励他们忠诚地为朝廷服役，元璋给了他们很好的优遇恩养。曾经有一段时期，这些人有杂犯死罪及流徙之罪，可以只打板子，免去苦役，依旧去做粮长，还可以纳铜赎罪。按时输解税粮到京的，元璋亲自召见慰勉，答对称旨，还可以委任官职。有记载说：“当时父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孰料财势加上优容，使不少粮长成为地方一害。“有等粮长，贪婪无厌，将自己合纳夏秋二税尽为众户所包，少有不从，倚官挟势，临门吊打”。还有的粮长巧立各种名目，科敛害民，逼得百姓拆屋揭瓦，或变卖牲口、衣物、水车、农具、锅灶来缴纳。元璋愤恨至极，骂他们“虐民之心，甚如蝮蛇”。这些人一旦被查出，自然是一个个被杀了头。还有相当多的粮长将各户税粮征收归己，放债取息，对官府故意抵赖拖欠。元璋一次就将一百六十个此类粮长杀头抄家。元璋对这些为富不仁蔑视朝廷的粮长恨之入骨，往往一句话，一个由头就燃起他的怒火。金华首富杨某做粮长，口出狂言，说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这年他解粮进京，元璋问：“粮食何在？”杨答：“霎时便到。”元璋说：“杀时就能到吗？”即命牵出杀了。消息传出，他的家族逃散，财产被人抢掠一空。一个晚上，元璋梦见一百个无头人跪在陛阶之下。十天以后，正有百名粮长送粮至京朝见，恰恰又都未能按期缴纳，元璋便联想到他们作恶多端，不由怒火中烧，命令拉出去砍了。刑部认为罪状不明，元璋执意不饶，这百人终成刀下之鬼。
杀戮的不限于粮长，也有其他横行不法、武断乡曲的富民，特别是那些与贪官污吏相勾结的富民。洪武十三年开始的胡惟庸余党大清查，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贪污案，都有意把打击矛头指向豪民巨室。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地主豪强，凡被牵连，多被抄家杀头。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3）
总之，元璋对豪宗大族特别是江南豪民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斗争，打击是相当沉重而残酷的。当时人方孝孺（1357—1402）说：太祖皇帝“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顷其宗”。贝琼（？—1378）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苏州人吴宽（1435—1504）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划削殆尽”，以致他的家宅苏州城东“遭世多故，邻之死徙者殆尽，荒落不可居”。又说：“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苏州人王锜（1433…1499）也说，这座素称繁华的江南名城，在战祸之余，再加上火户的迁徙和远戍，而使“邑里萧然”，几十年后尚不能恢复昔日旧观。苏州首富沈万三（名富，字仲荣）、沈万四（字仲华）兄弟千方百计以金银财物买平安。据说，南京城的城墙、官廨、街道、桥梁，多半是万三出资修建。沈万三的儿子义旺做了京城广积库提举，万四的孙子沈玠做了户部仓曹员外郎，但终没有逃脱抄家远戍的惩处。松江府的路氏、叶氏、曹氏、瞿氏、吕氏、陶氏、金氏、倪氏等大族也因“拥厚资而罹极祸，覆宗沉族”。可以想见当时东南富民豪强亡族破家的惨状。作为一个皇帝，如此放手地酷烈地打击地主豪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自然，文人们的记载会有夸大之处，说把富民赶紧杀绝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横行不法的、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的豪族，的确是或迁或杀了，整个地主豪强的气焰是大大减弱了。那些留在本地的幸存者，多半不敢锋芒外露，飞扬跋扈，而只能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吴宽说，他的祖父“开拓产业，拥奴千指（奴仆百人）”，因为“半生畏法，不入府县门，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故历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而他“独能保存无事”。可见这些人家夹着尾巴做人的畏缩心态。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王朝的地主老财们摆出这样一副可怜相。那些以罪迁发西北、云南等边防荒凉地区的大户固然一败涂地，就是迁发凤阳的，也多半穷愁潦倒。他们为了祭扫祖坟，或者一慰乡思，一温旧梦，往往要设法回到家乡去看一看。没有路途盘费，就扶老携幼，沿途乞讨，由此相沿成俗。流传下来的一首凤阳花鼓，正是出自这些人的心声：“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煊赫者冷落，飞扬者畏葸，叫嚣者哀怨。土地集中、富家相望的东南地区，确实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些富室大户的田产被抄没之后，大部分成了政府掌握的官田，给国家提供租税，或者赏赐给勋臣宿将，用地租充当他们的俸禄。后来，制定岁禄，赐田全部还官，这些土地基本上掌握在缴纳高额田赋的小地主或小自耕农手中。这些地区的其他民田也多为自耕农和小地主所有。当时，求田问舍，土地兼并，被人们视作险途。元璋死后几十年，江南地区包括苏、松这些曾经是豪富丛集的地方，还依然是小农的天下，门阀很高的，“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