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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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百年学术史，早期清华大学堪称文史人才辈出，以清华外文系而言，即培养出了钱钟书、李健吾、张骏祥、吴达元、季羡林、李赋宁、许渊冲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家硕学。这显然与尚“会通”的老清华学风以及当年清华外文系兼重中西的办学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着眼，如果试图培养出超越钱钟书的学术人才，就应该回到当年清华外文系的办学模式，并努力营造出“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风气。（58）
第二章 “新旧中西子竞通”：钱钟书的知识修养第11节 视通中西的知识修养及其反思（1）
1、视通中西的知识修养
有学者在谈到对《谈艺录》一书的阅读经验时，作过这样一番议论：
“《谈艺录》的读者，至少唐宋明清公认的大诗人都读过一些，《沧浪诗话》、《瓯北诗话》、《随园诗话》等巨型诗话也都涉猎过，如能读过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中世纪、文艺复兴期、近代西洋批评名著更好，否则读起来可能不得要领，徒见钱钟书广征博引，卖弄学问，而看不到他论诗精深之处。”（59）
这番话显然非潜研《谈艺录》（60）并深得个中滋味者所不能道。它从阅读者的视角揭示了《谈艺录》作者兼涉唐以来诗作诗论与西洋历代文学批评名著的广博学识。
其实，纵观钱钟书的多数学术著作，从《谈艺录》、《谈艺录（补订本）》、《宋诗选注》（61）、《七缀集》到钱钟书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无一不显示出其视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修养。甚至阅读钱钟书的小说如《围城》、《灵感》、《猫》以及散文《一个偏见》、《论快乐》、《释文盲》、《谈交友》等，若无一定的中西学素养，对其中某些情节的诙谐处和某些议论的“精深处”，也很难领会。如《围城》中曹元朗为其所谓“新古典主义”诗风作辩解的情节以及董斜川以“陵谷山原”等地理名词来概括唐以后大诗人的情节（62），阅读者若无关于西方“新古典主义”或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常识，便多半非但不能领会这些情节的妙趣，反而会嫌钱钟书“卖弄学问”。又如《释文盲》一文中对清代“朴学”及西方“印象主义”文评不重“审美价值”之“鉴别”的批评（63），阅读者若无相关背景知识，也多半无法意识到其深层的学术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并非仅限于“中西文学兼优”（64），也并非仅对中西方的文学文论有兼通的了解，他同时还对中西方的各种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史学、心理学、法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等有广泛涉猎（65）。这在《管锥编》这部五卷本的大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书不完全是文学研究性质的著作，而寓有中西文化比较及对中国文化作整体批判之意，其学术视野比早期的《谈艺录》更为宽广，理论抱负也更为宏大，但其治学重心仍在“谈艺”（66）。不难发现，《管锥编》一书主要着眼于从横贯经史子集的传统典籍中抉发“文心”、“诗心”，并有意识地广泛援引包括文学文论在内的西方各人文领域中的“观念”和“材料”作为参证，这无疑是在中西互证这一更高的层次上显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治学风格，也实践了他本人关于各“人文学科”应相互贯通的理念。（67）
具体论之，《管锥编》所评注的十部典籍中，经部有《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部有《史记会注考证》；子部有《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集部有《楚辞洪兴祖补证》、《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而该书所征引的西方文献，就所涉及的学科而言，涵盖了包括文史哲在内的众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史学方面，有塔西陀的《编年史》、吉朋的《罗马帝国兴衰史》、柯林伍德的《历史的的观念》等；哲学方面，有亚理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伦理学（68）方面，有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心理学方面，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释梦》，威廉•；詹姆士（斯）的《心理学原理》等；法学方面，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宗教学方面，有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托的《神圣的观念》等；文化人类学方面，有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等。
至于文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西塞罗的《论雄辩》，到布瓦洛的《诗的艺术》、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蒲伯的《论批评》、雪莱的《为诗一辩》，直至克罗奇的《诗学》、鲍桑葵的《美学史》、弗莱的《批评的解剖》、T。S。艾略特的《批评的批评》、瑞恰慈等的《意义的意义》及韦勒克的《现代批评史》等，几乎整个西方文论史上的名著都在《管锥编》及其它钱著中有所涉及。而文学方面，从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恒（维）吉尔史诗，到莎士比亚戏剧、蒙田随笔、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密尔敦 （弥尔顿）《失乐园》、西（塞）万提斯《堂•；吉珂德》、拜伦《唐璜》、斯威佛特《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旅行记》），直至西方“现代派”代表作家波德莱尔的诗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一部西方文学史上的名篇佳制几乎尽在钱钟书的征引、参印之列。钱钟书尝谓：“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69）诚非虚言。
从以上关于钱钟书西学知识背景的介绍中，显然还可以看出，钱钟书对西学的了解，除了跨越各人文－社会学科界限而外，同时还体现出纵贯古今的特征。其“国学”修养亦然。以《谈艺录》、《管锥编》所显示的“国学”知识背景为例。前者从分析“诗分唐宋”开始，由唐李贺宋黄庭坚历述而下直至清袁枚以及近代的龚自珍王国维，论述基本范围在宋至清。而后者从论述“易之三名”开始，由《周易》、《毛诗》、《左传》历述而下，直至承《全唐文》而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论述基本范围在先秦至唐。这就意味着，《谈艺录》、《管锥编》的基本论述范围，贯通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这一事实无疑相当明确地反映了钱钟书纵贯古今的“国学”修养。
2、“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上文介绍了钱钟书对中西学的广泛了解，并提到了他对“西方的大经大典”（人文－社科方面）及“宋以后的集部”几乎“无不过目”的情况。这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钱钟书所学如此庞杂，就算他勤勉过人，记忆力过人，他是否真有可能将其所学悉数吸收消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博闻强记”的水准？借用钱钟书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否仅仅是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70）？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不妨先从学理上审视一下“博闻强记”之与学问之道的关系。对此，钱钟书有过深入思考。他明确提出，以“记诵广博”也就是“博闻强记”为特征的“多闻之学”不等于真学问，而“参考书式的多闻者”也绝非“大学问家”。（71）在他看来，“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72）而“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73）按照钱钟书的意思，对一名学者而言，仅拥有“丰富”的知识尚不足以登堂入室，他只有将其所学跟“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也就是在“丰富的数量”而外，添上“个别的性质”，才能被视为真有“学问”，也才能和“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真正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在提到“参考书式的多闻者”时，把它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谓“横通”的提法相比拟。其实，按照章氏本人的记述，“横通”这一说法系由当时的一位学者周兰坡所提出。周氏用它来指称“习闻清言名论”而“根底浅陋”、“胸无智珠”，又喜“道听途说”的“贩书”、“藏书”、“刻书”者之流。（74）章学诚以为“其言奇而确”，因而予以申论，并以之与“通人”这一提法相对照：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拟也，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则不能为良；各有其不可谋，谋则不能为益。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75）
由这段论述可见，对章氏而言，“通人”未必博学，其“心之所识”也可能较“偏狭”，却必定“可以达于大道”，也即有所参透而获得真知（“达于大道”）。而“横通”之人，如周氏所谓“贩书”、“藏书”、“刻书”者之流，虽因“习闻清言名论”而所知甚广，因而“不得不谓之通”，但由于“根底浅陋”、“胸无智珠”而无法将所知融会贯通（“四冲八达”），并有所发明。显然，钱钟书所谓“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的确类乎章氏所谓“横通”之人，他们见闻甚广，所知甚多，但却没有基于个人的性情、理解而有所去取、有所融贯，用钱钟书的原话来说，他们未曾使所知的每一个“琐细事实”都在自身心血的滋养下添上“个别的性质”、长出“神经和脉络”，进而与自我的心智形成不可割裂的有机联系。
不难发现，钱钟书特别强调吸收知识时应注重个人的特性。而在谈到对“西学”的接受时，他更是明诏大号地提出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这一宣言式的观点。他形象地比喻说，接受“西学”就如“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以收“生肌补气”之效。（76）以此认识为前提，他对清末民初以提倡“诗界革命”著称的诗人黄遵宪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黄氏未能如王国维一般对“西学义谛”深有解会，却喜“掎摭”（犹言牵扯）西方“声光电化诸学”，以“点缀”其诗，以致诗中所显露的“西学”知识，只如“眼中之金屑”，而非“水中之盐味”。（77）也即，黄氏未能将“西学”“见闻”化为“性灵”，融入诗作。
回过头来审视钱钟书本人的“知识修养”，可以肯定的说，钱钟书绝非“根底浅陋”、“道听途说”的“横通”之人，他对知识的吸收往往基于个人的性情、理解而有所去取，有所融通，并非仅仅停留在“博闻强记”的水准，因此，他虽因“兼览之博”而有“多闻”的一面，却与只知“记诵”而不善消化的“参考书式的多闻者”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他是否已将庞杂所学悉数消化，则显然应在对其学术成果作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之后，才能予以客观公正的回答。而以钱氏学术之博大，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