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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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在解释王瑶的“清华学派”之说时，曾将老清华几代学人的“共同情趣和风貌”概括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53），他论证说：“以早期有名的四大导师而论”，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由“西学转治（中国）史学”；陈寅恪先生则继之以德国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赵元任先生则是把自然科学有意识地、系统地引入人文科学的“近代开山第一人”。（54）他又举例说：“吴宓先生教授西洋文学，陈岱孙先生教授西方经济学，金岳霖先生教授西方哲学，但他们的中学素养都是极为深厚的。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尤其是当时新旧文学界的畛域之分还很深剧、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两位先生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冯友兰先生教授中国哲学史，但他所承袭和运用的理论建构却是西方的新实在主义……”（55）而雷海宗先生讲“中国史”，其理论体系却是脱胎于斯宾格勒史学理论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先生讲“西洋史”，则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56）他最后指出，钱钟书作为清华学人，亦“寓于这个会通古今中西的行列”。（57）
回顾百年学术史，早期清华大学堪称文史人才辈出，以清华外文系而言，即培养出了钱钟书、李健吾、张骏祥、吴达元、季羡林、李赋宁、许渊冲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家硕学。这显然与尚“会通”的老清华学风以及当年清华外文系兼重中西的办学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着眼，如果试图培养出超越钱钟书的学术人才，就应该回到当年清华外文系的办学模式，并努力营造出“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风气。（58）
第二章 “新旧中西子竞通”：钱钟书的知识修养第10节 国学的熏陶与对西学的接受（2）
2、接受西学的过程与方式
陈衍在评论钱钟书的文学修为时，除了称许后者“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外，又一再称许其“精英文”、“精外国语言文字”。（26）而与钱钟书有诗交的另一位老辈文人夏敬观，则在致钱钟书的诗中自谦云：“善沟夷夏谈何易，如带风骚道未亡。此事正须英彦力，吾曹老学已寻常。”（27）可见，熟识钱钟书的老辈文人对他的西学素养都印象颇深。而相对老一辈文人或学人在西学素养上的欠缺，钱钟书确乎在为学为文的根基上就有着明显优势。
考察钱钟书接受西学的过程，“林译小说”无疑起了最初的推动作用。钱钟书本人就曾提到，他正是由于读了“林译小说”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他介绍说：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样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28）
“林译小说”是不通外文的“古文家”林纾与其助手合作的成果，它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因此，“林译小说”虽然因为“漏译误译触处皆是”而受到同时代一些“学者名流”的“轻蔑和嗤笑”（29），但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及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容抹煞的。具体到钱钟书本人来看，他所读过的包括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迭更司（通译狄更斯）《滑稽外史》、斯威佛特《海外轩渠录》（通译《格列佛特旅行记》）等在内的“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一方面使他在中国古典小说而外发现了一个“迷人”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又使他萌发了“学习英语”的自觉意识。（30）这就印证了钱钟书关于“林纾的翻译”的一个论断：它“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31）
如果说，阅读“林译小说”使钱钟书萌发了“学习英语”的自觉意识，那么，他在教会学校的六年学习生活则使他初步奠定了受用一生的英文基础。
钱钟书先后读过两所教会中学。一所是苏州桃坞中学，一所是无锡辅仁中学。桃坞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由教会派外国传教士当校长，外语课由外籍教师任教，各门课程多用外国教材，就连“中国地理教科书也用外国的（32），因而，该校有着近乎“全封闭式”的优越的外语学习环境。据曾在桃坞中学读过书的学者回忆，“初进桃坞中学，好象突然落入了外国。这里，不会讲英语的最好免开尊口。连早操、军训、游戏、吵架……都用英语。”（33）杨绛也提到钱钟书所就读的这所学校，“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34）。1927年，桃坞中学因抗议不准使用《圣经》作教材而停办。钱钟书随即转入无锡辅仁中学，该中学是由无锡圣公会的中国会友集资办的准教会中学。从该校毕业后，钱钟书报考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并在英文考试中得了满分（35），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教会学校较优越的外语学习环境。笔者以为，教会学校在民国学人外文基础的培养及对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上所起之作用，实为治现代教育史及学术史者所不可不察。
当然，较之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所接受的四年系统培养，教会学校的教育对钱氏的西学素养而言，只是起了一个奠基性的作用。
笔者注意到，有人写纪念文章谈起钱钟书，颇喜渲染其博通西学并兼通数国外语的“知识修养”（36），其实，如对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所受的教育有所了解，便不致于大惊小怪了。不妨先来看看钱钟书的老师吴宓先生对清华外文系的教学概况所作的介绍（37），笔者以为，它对于了解钱钟书的西学素养和学术视野，实有莫大帮助。如他介绍说，“本系学生专修英国文学者，于英文必须修习四年”；“如学有余力”，“宜旁听”“德法文”。（38）而钱钟书所精通的外语，主要是英、法、德，这表明钱氏的多种外语能力与清华外文系的培养实有相当的关联性。
此外，吴宓还对当年清华外文系“西洋文学”及西方文化知识的讲授情况作了介绍，节引如下：
“本系文学课程之编制，……盖先取西洋文学之全体，学生所必读之文学书籍及所应具之文字学知识，综合于一处，然后划分之，而配布于四年各学程中。故各学程皆互相关连。而通体成一完备之组织，既少重复，亦无遗漏。更语其详，则先之以第二年之西洋文学史（原名西洋文学概要，今虽改名内容不变），使学生识其全部之大纲。然后将西洋文学全体，纵分之为五时代，分期详细研究，即（1）古代希腊、罗马，（2）中世，（3）文艺复兴，（4）十八世纪，（5）十九世纪，更加以（6）现代文学，分配于三年中。又横分之，为五种文体，分体详细研究，而每一体中又择定一家或数家之作品详细讲读，以示模范，亦分配于三年中，即（1）小说，近代小说，（2）诗——英国浪漫诗人，（3）戏剧，近代戏剧及莎士比亚，（4）散文——第二年级、第三年级英文散料以散文为主，（5）文学批评。此其区分之大概。复先之以全校必修之西洋史及本系必修之西洋哲学等；益之以第三年之文字学及第四年英文（英文文法之史的研究）等。翼之以每年临时增设之研究科目，如西洋美术、但丁翻译术等，可云大体完备。”（39）
从吴宓的上述介绍可见，当年的清华外文系在“西洋文学”的教授上，不但内容“完备”且步骤分明：从对“西洋文学”的纲要性说明始，渐次扩展至对“西洋文学全体”的“分期”、“分体”的细致讲解。同时可以看到，当时的清华外文系除了要求学生对“西洋文学”有“完备”之掌握外，还要求学生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洋史”、“西洋哲学”、“西洋美术”等）有“通体”之了解。以此反观钱钟书贯通古今及各人文学科的西学素养，便不足为怪了。这一点下文还会加以讨论，兹不赘。
钱钟书于清华毕业两年后，赴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攻读“英国文学”，并以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th and Eighteeth Century），获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B。Litt，亦可译副博士（40））。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一年。无疑，钱钟书的英、法文所以说得“流利漂亮”，以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41），与他留学英法、实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三年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在走完了从教会学校到清华外文系到留学英法深造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民国学人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历程后，钱钟书的西学素养已相当丰厚。但他并未就此止步。终其一生，他对西学新知吸收不辍。（42）因此，钱钟书的西学知识不但“渊博”，而且“新鲜”（43），这与他劝人不读近期国人的著作形成（44）鲜明对照。钱钟书在1979年访美时曾向人提起他已读过“法人罗勃•；葛利叶（Alain Robbe Grillet，通译罗布•；格里耶）、德人毕尔（Heinrich Boeil，通译伯尔）的小说，结构派人类学家李维•；史陀斯（通译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文学评析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述”。（45）笔者再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补列两位钱钟书所关注过的现代西方学人，一位是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一位是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以塞亚•；柏林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近期才在大陆学界引起关注，而钱钟书早在《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年）中已援引了他在《历史的必然性》一书中的重要观点。（46）而马克斯•；舍勒作为德国古典社会学家，其学术价值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才由于“知识社会学”的兴起而逐渐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但其名著《同情的本质与形式》却在《管锥编》中至少被征引了三次（47），且所引内容均为书中要点。
3、“会通古今中西”的清华学风
上一节曾提到清华外文系的系统培养与钱钟书博通西学并“精通多种外语”的“知识修养”有着密切关系。其实，当年的清华外文系除了注重对“西洋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知识作“完备”的传授外，还有着兼重中西、注重培养“博雅之士”的特点。体现在课程安排上，就是强调应与当时清华“中国文学系”的课程“相辅以行”。（48）对此，吴宓在《外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中有具体说明，征引如下：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本系学生毕业后其任教员，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的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49）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清华外文系有意引导学生以西洋文学为参照“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又有意引导学生“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50），这样的培养方针就决定了其兼重中西的教育模式。明乎此，对于钱钟书“打通”中西的文学研究意识及其早年的小说创作热情之产生背景与思想渊源，便多了一层了解。
不过，当年清华外文系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的的办学模式，并非孤立的现象，它是和当时整个清华园内“会通古今中西”的学风（51）相呼应的，也是和当年清华大学“当中外学术交通之枢机”的特殊地位（52）相对应的。而从社会大环境着眼，它又是和中西交汇、新旧递嬗之际的时代特征相关联的。
何兆武先生在解释王瑶的“清华学派”之说时，曾将老清华几代学人的“共同情趣和风貌”概括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53），他论证说：“以早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