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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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2）
那时候；“信息社会”、“小康国家”这些词还没有流行；学者们说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这话不假。共产党崛起于农民；很多党的官员本来就出身于农民；可现在；“农民”似乎就是贫穷、落伍、失败、耻辱的代名词。过去四十多年里；他们只高兴过两回；一次是在50年代初的几年；一次是在80年代初的几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年。其余时间就只有等待。90年代倒是不再挨饿了；可是连续几年收入下降。官员和学者都告诉他们“无农不稳”；还说“无工不富”；现在他们发现；有农也不稳；有工也不富。政府早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至少有一亿八千零三万零六十个农家子女没有机会上学。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当时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普通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就是这点钱；也还是那些地方官员拿粮食、鸡、鸭、猪、羊、稻草、麦秸、玉米叶子折算过来的；至于现金；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普通城里人是看不起农民的；他们想要嘲笑别人；就会说“别农民啦”；想要嘲笑自己；也会说“我一个农民”。只有少数几个不知名的学者和一个名叫杜润生的八十岁的老人；才梦想着让农民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权利。至于一般人；他们还不肯把身边那些流浪者叫“民工”；而是叫“盲流”。 “盲流”们白天闯到城里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有的来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们住最简陋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干最累最脏的活儿；每个人都在嘴上不停地哼着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民谣”。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当做自己的“圣经”： 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比如送报纸、开电梯、送牛奶；都挺轻松；也不脏；可这些全都属于城里人。那时候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诸如此类的工作全都不准农民干。这可不是那些普通城里人说的；他们还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歧视乡下人；就算心里想这样；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是政府的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的。官员们解释说；“城里还有好些人在等待那些工作。”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乡下人只能去干那些所有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事。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有本市户口”；这也是缘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乡下人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最缺少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体力；不是热情；不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而是一个被叫做“居民户口簿”的小卡片———绛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内页则有“某某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的红色印章；还特别注明了：居民户口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的“法律效力”。到90年代后期；“本市户口”的“法律效力”在中小城市里已经淡化；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了。可在90年代初；户口还是城乡之间一堵很难逾越的墙。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能证明这不是夸张。那时候城市的粮票还没有取消；一个人要想买粮食或者种种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比如面包馒头火烧点心；售货小姐第一句就要问你“有粮票吗”。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送进城里；却没有城里人都有的粮票。所以他们进城时就不得不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大米；等到这些大米吃完；就不得不打道回府。差不多所有的城里人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个住在昆明市的名叫黄庆的小伙子；在这一年里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贵贱；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歧视；就被捉将起来；管制劳动两年。法官确认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则把他从政治部秘书的岗位上开除了；让他像所有那些他为之鸣冤叫屈的农民一样；没了工作。 京城里面；国务院的想法也是一样。两年以前；官员们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颁行下来；还做了一个决定；尽速将游荡在城里的农民工遣返故里。在很多人看来；城里的环境和秩序就是让这些农民给搞乱了；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游荡；随地大小便；还偷东西。市民说他们扰乱了都市的宁静；计划生育的官员抱怨他们乱生孩子。公安局说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有一大半是他们干的。所以只要把他们遣送回家；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用不着政府决定什么；农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遇到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这样的经济萧条；建筑工地一个个都停下来；把临时工辞退了；家家都在节衣缩食；不用保姆了。全国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县政府中；有一千零九十一个财政入不敷出；将近二百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农民不回家又能上哪里去挣钱呢！ 1991年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出来宣布；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十五个百分点。李鹏总理也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酱油食盐大米白面卫生纸了；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欲望被抑制住了；可是商品市场上的东西也卖不出去了。这个春天和这个夏天；工厂里每生产一百件东西；就有五十五件是不合格的；有十五件是卖不出去的。仓库里的积压货值两千五百亿元；包括两千万辆自行车、一亿两千万只手表、十亿件衬衣、八百万吨钢铁、二十万台机械设备；还有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进口设备。 有些搞企业的人在80年代横空出世；声名赫赫；现在全都傻眼了；因为解决不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浙江省海盐县的步鑫生———人称“衬衫大王”的；被免去厂长职务；只好跑到辽宁盘锦去卧薪尝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马胜利———人称国有企业“改革之星”的；再也没有办法对付亏损局面；倒是没有人来罢免他的职务；是他自己把工厂门口悬挂的“厂长马胜利”的金字招牌摘下来的。当初席卷全国的“南步北马”；就这么销声匿迹了。还有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人称“傻子瓜子”的；已被判刑三年；正在监狱里面呆着呢；还有十个最著名的乡镇企业家———人称“全国十佳”的；现在有九个无声无息；不是一蹶不振；就是卧薪尝胆；当时只剩下一个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也在唉声叹气地说“日子紧巴巴的”；觉得再也不能叱咤风云了。 企业家的撒谎骗人有如新闻人员的作假弄虚；全都历史悠久；颇有一些“骗客传奇”的故事可以叙述；个个情节起伏跌宕；既光彩又丑陋。一个面颊消瘦身材高挑的青年；编了几个故事；说是可以发大财；逗得全国如痴如狂；有些一向严肃的报纸竟当他是“点子大王”；叫他来给编辑讲课；还请他吃饭。还有个人也在心里偷着乐。此人名叫牟其中；天庭饱满；大脸盘；高鼻梁；头发向后背着；故意打扮得像个领袖；说话中气十足；一副大将风度。他的脑子里充满无数奇妙的幻想；大笔一挥；和满洲里市市长签个协议；说是要在这个中俄蒙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小城再造一个“北方香港”；然后再一挥；宣布要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然后又一挥；说在三年内收购一千家国有企业。那时候好多企业都说这人了不起；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卖给他；可是他 的大笔又挥到别处去了。这次是计划在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风从这通道里涌到中国这边；把青藏高原变成万里良田。大家都在等着他去埋炸药的时候；他却请了一帮子专家；开始研究“通天河计划”；说是要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筑堤成湖；凿渠成河；形成八百公里人工水系；浸润西北大漠变成绿洲；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牟其中其人其事都是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他领导的南德公司；一点也不像别的公司那样拿领袖语录做招牌。南德的大门口也有个牌子；木制；紫檀色；乳白磨砂玻璃上是以魏碑体书写的语录；不过不是哪位领袖的话；而是牟其中说的：“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报刊记者围着他转；被他的夸夸其谈说得惊喜万分；于是送给他无数荣耀：“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等等；明知他在瞎说八道；还说他是“天才的狂想曲”。又过了好多年；发现这原来都是骗局；于是又说他是“中国第一骗子”。法院认定他的“诈骗罪”成立；把他关了起来。不过；要说这个“骗子”的历史没有任何辉煌记录；也不对。此人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90年代初全中国企业家都无所适从的那些日子里。他让苏联运来四架“图—154”客机；拿这些飞机做抵押去银行贷款；拿贷款去把仓库里面那些积压商品买出来；装满了八百节火车；运到苏联；其中第一趟列车全是暖瓶。“暖瓶好；又便宜又占地方。”他嘿嘿笑道；转身又去了四川航空公司。“这飞机可以坐一百六十四人；有三个发动机呢。”他对航空公司的人说；“你们不必预付一分钱；只要付租金就行啦。”人家被他说动了。他就让人家把租金直接给银行；替他还贷款；自己则从中足足捞了一票。当他后来土崩瓦解身陷囹圄的时候；这个故事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作为教学案例呢。 牟其中卖了八百节车厢的积压货；可这同仓库里面的堆积如山的东西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中央政府号召大家买东西；就是没人理睬。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到了这年夏天；就连《人民日报》也不再隐瞒经济萧条的事实。它的一篇社论说：“所有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严重亏损；三分之一亏赢相当；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企业盈利。”另外一些报纸也承认：中国的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已成事实。到了这年年底；国家统计局也出来说话了：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百分之六十七；亏损总额已高达三百一十亿元。这后一个数字；比1988年还多三点九倍。这还不算完；根据美国《商业日报》的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国营企业还“拖欠税款二百二十亿美元”；可惜财政部的官员都不说话；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 税务官员不说话；老百姓的话却越来越多。这一年城市职工拿到的工资；公报上说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其实按照统计局官员的说法；如果把通货膨胀和形形色色的水分都挤出去；只剩下百分之二了；相当于政府当初计划中承诺的一半。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3）
从整个国家的情势上看；普通人的收入下降应在情理之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不能再生产就发不出工资来。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停产的工厂每天都在增加；每一百家中就有两家停产了。还有一些没有彻底关门的厂；也是时开时关的。“开关厂”就是在那时成了描述工业现状的一个流行语。失业者也就大大增加；不过；没有人承认“失业”；公开的舆论是把这些人叫做“下岗”。北京每天有四十个人“下岗”。湖南每天有一百一十人“下岗”。在我们国家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那时候“就业”问题远不像现在这样敏感；不是政府官员考量政绩的一个指标；也不是学者乐道的话题；只有一个人为此大呼小叫。此人叫厉以宁；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那个春天；3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说：“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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