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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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同志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另一个人说：“他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不以权谋私；他拥有众多的财富；一生从来没有享受。严格要求亲属。他是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拜的领袖。”还有一个人说：“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严格要求自己。”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读了这些；觉得真是“耐人寻味”；不禁问道：“这是纪念毛泽东还是批评现实啊？”　　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叫“借古讽今”。除了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借古讽今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大人物。他说：“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不愧是党的最有名的理论家；所以不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惟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　　“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名叫郑仲兵的人当时就说：　　“他们不是在搞借尸还魂吧？”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1）

　　大灾年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苦难并非来自上天；而是人造成的；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到。党的官员差不多都有夸大天灾而缩小人祸的倾向；这不是没有道理。大凡中国人遇到人祸；各路潮流总是分道扬镳；明争暗斗；纷纷去寻找各自的武器和各自的祖宗。可是一遇天灾；又会出现众志成城；百川归于一的局面。这时候全国各个阶层无不舍小家顾大家；把这“与天奋斗”的舞台看做弘扬民族大义的战场；因此人人有份；人人身在其中；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曾记否；1991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至少有一亿多人被分割围困。洪峰过后；有五千一百一十三人死亡①；还有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三人受伤。另外一千四百万人从洪水中脱身；不过已经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是倾覆就是泡在水里；总计有八百九十六万九千间；还有至少两千一百万公顷庄稼颗粒无收。专家们计算出；他们总计损失了大约一百六十亿元。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衡量这场灾难的不是数字；而是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他们露天而栖；临水而卧；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燃料；没有电灯；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没有洗澡的设备；也没有可以排泄粪便的地方。眼前一片汪洋；却没有可以喝的水。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脚下这一小片陆地。世间全部有生命的东西———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蜈蚣、蚊子、老鼠、蚂蚁、蛇；这时候全都拥挤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争夺这汪洋中一片片支离破碎的陆地。有一回；一条蜈蚣爬到一个军人手上；一口咬将下去。那只手变紫变黑；可是没有解毒药。一个少妇见了；解开上衣；袒胸露乳；把自己的奶汁挤在那小伙子的伤口上；几十个人在旁边默默看着；连连感叹军民鱼水情长。　　不过；灾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两年六个月；大水围困也有好几个星期了。他们等着政府的船队运来粮食和药品；最好还有现金。可是政府自己还在过“紧日子”呢；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救济他们。“救济金”倒是有的；不过；那要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还要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点点去收集起来才成。这笔钱即使现在就发；也顶不了多大用处；因为一共只有十四亿多元（其中一半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捐献）。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挪用捐款”风波；一分不少全都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手上；每人也只能摊到十二块钱；而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　　洪峰虽已过去；可是排涝系统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十八个省里；一片汪洋。淮河大堤上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难民营”；有几十万人。洪水爬到他们脚下；总算不再涨了；但也徘徊不退。抬眼望出去；水是黑绿色的；漂着稻草、家具、冲散的门窗；还有淹死的牲畜。水面上电线杆头和树梢依稀可见；可以证明那片水下是他们昨日的家园。民政部的官员们在担心；这也许是自60年代初弥漫全国的大饥荒以来最悲惨的一年。不过；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惨。各地官员都在忙着把损失的数据呈送北京；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大。可是无论怎样夸大的数据；都不能说明当时灾民的困境。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政府运来的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开始吃霉烂的小麦；那都是从浑浊的洪水里捞出来的；连猪都不能吃；可是饿极了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二十一岁的石英刚看来是中毒了；全身肿起来；有一天突然就不会说话了；从口角往外淌白沫；另一个小伙子；村子里面惟一上过中专的学生；吃了发霉的麦子；又吃了发霉的药；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很显然；这是瘟疫；搞不好；它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力还要超过洪水。医生们都开始担心；有些记者也看出了征兆；但是党的基层官员仍在对上级隐瞒实情。寿县医院的院长看到周围情势危险；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于是偷偷告诉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病倒了。　　艳阳高照。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重见天日；可现在却发现；酷暑比暴雨更加难以忍受。人们一批批地倒下去；还能站起来的人也没有一点活力；聚集在江淮大堤的人群越来越无法忍耐了。党的基层官员们虽然平时懈怠惯了；现在也不免焦急；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说情况紧急；要粮食；要帐篷；要药品；还要不含病菌的饮用水。上级要他们依照常规呈递文字报告；“可是报告交上去三次了”；颖上县县委书记陈怀贵不无怨气地说；“怎么没有下文啊？”　　“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　　至少是人口的三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是横行天下的。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三十亿公斤粮食；咬死三百万亩森林和三亿亩草原；咬伤至少十万人；在东海上让海军的舰载导弹发射失灵；在大瑶山让列车改道颠覆；在句容县咬死了三个婴儿；在新沂县又咬死了三个婴儿。但现在洪水一来；它们什么也咬不着了；只有和人一同逃命；与蛇共穴。　　回想起来；那时候人蛇鼠虫在一起求生；的确也是被逼无奈。“灾民营”一无帐篷；二无帘幕；饱受酷热之苦；男女混居；生死相依。先前他们漫步在江淮大堤；正是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因为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三十七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说“宽大的胸膛”；多少带着一点想象；不过；要说“十一亿中国人”倒是差不多的。第十一亿个中国人是1989年4月14日凌晨出生的。从那时以来；又增加了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两千五百零一人①。住在城里的人有一亿八千五百四十一万人；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只有一千五百一十元。他们要用其中八百一十八元买饭吃；用二百零二元买衣穿；其余还要交电费、水费、取暖费、公共汽车月票钱；有个婴儿的要准备一笔奶钱；有个半大孩子的要准备上学的钱；有个老人的要准备一笔药钱。政府说经济要紧缩；号召他们过“紧日子”；其实根本用不着号召；中国人的日子从来也没“松”过。可是现在又在动员他们“向灾区献爱心”。有人说；“年年献爱心；都献完啦！”老年人60年代在五七干校盖的被褥；中年人在70年代下乡时穿的衣裤；年轻人在80年代军训时用过的背包带；家家户户过去四十年留下来的那些补丁衣服；早都捐到乡下去了。当时有八亿多人生活在乡下；其中有差不多一亿八千万人正被洪水包围着；现在政府心里想的不是靠他们；而是救他们。另外还有大约六千万人也离开了家乡；整天游荡在三十五个大城市和三百多个中等城市里。广州有一百一十万人；北京有一百三十万人；上海有一百八十三万人；天津、武汉、重庆、西安也有不少；连深圳这个兴起来才十年的城市；也有一百多万农民呢。有个叫安子的姑娘；从山里来的；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在深圳大学的夜校里构思她的《青春驿站》。这部描述农家妇女的都市生活的书；使她在那一年成了千万农民工中间最有名的人；就连深圳的城里人也把她评选为“杰出青年”。　　可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是和“杰出”无缘的；而且比她们的男人更加令人同情。男人们出去搬运家具；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扫大街；早上炸油条；晚上掏厕所……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卖瓜菜；为城里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内卫生；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小饭馆里洗碗端盘子；总之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来了月经只好躲进临时的公共宿舍里去弄一弄；也不能洗澡。根据当时商业部门统计；这一年全国城市里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个公共浴池；平均十五万一千人才有一个。北京是十一万四千人有一个浴池。上海最好；平均七万一千人有一个浴池。有些妇女生过孩子；可以给城里人带孩子；遇到好心的主人；可以洗澡；可是她们却没有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半大的孩子了。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钱也挣不到；只好沿街乞讨。有个有心的调查者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大街上每一百个乞丐中；就有二十五个女人和二十五个孩子。没有讨饭的民工之子；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给城里人擦皮鞋、洗汽车、做家务、卖花、捡破烂、要饭、打架……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干所有城里孩子都在干的事情———读书。城里的学校说他们没有户口；不能上学。这还不算；他们的父母还在为他们生下更多的弟妹。在成都市九眼桥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不过；大多数妇女和孩子并没有离开家乡；她们守在家里；等着她们的男人挣钱回来。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老人。乡下的官员号召农民不要到城里去；让他们“守土有责”。这几个字是先在城里流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