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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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那年去西北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为写《杨贵妃》查证一些材料。鲁迅先生对于唐朝的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唐朝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汉族有汉族的文化，但没有扼杀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他又深刻地认为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的相誓是爱情已经衰退的象征。有了这些根据，他想写一个三幕剧本，来表现唐朝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盛况，而以杨贵妃的故事为中心。但他在西安一无所获，唐朝的遗迹已经不多了。大小雁塔原是新老进士宴会的地方，但看上去却是一片荒凉。因此，他也就急于想回来了。　　　　
　　　　和鲁迅生前相处的人——无论青年人或老年人，都会感到他对朋友的关切，和对敌人的憎恨。孙伏园先生不胜感慨似地说：“在我主编《语丝》的时候，鲁迅先生就说我敌我不分。我为了想扩大《语丝》约稿的范围，曾向胡适、陈西滢等去约稿。胡适说：‘我一定参加，但我自己已发起了《现代评论》。我愿意《语丝》和《现代评论》是两个姐妹刊物，彼此互不相骂。’我把这事告诉了鲁迅。鲁迅说：‘你和他们去讲什么，我可不愿意。你这人太软弱，太忠厚，认不清敌人，一不留心就会上当的。’”　　　　
　　　　为了给《语丝》拉稿，孙伏园和编委会几个人常常定期约人聚餐。鲁迅先生从来不参加这种聚餐，但他到时一定交稿；而吃了饭的人却不写稿。　　　　
　　　　鲁迅先生认真工作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孙伏园先生说：“在这方面我不知道得到了他多少的教诲。当我兼编《京报副刊》时，鲁迅先生总觉得我两边的工作都没有搞好，文章写得太少。他不是说我不该兼编副刊，而是说我工作得不认真，文章写得太随便。”　　　　
　　　　鲁迅先生的思想像个大海。以上一些孙伏园先生的点滴回忆是可以给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人添一点材料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刊室，目前正在整理鲁迅的论文、杂文方面的注释本。在一九五六年，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以前，将印行鲁迅大全集，在原来的廿本中加入日记和书简部分。那时注释本也将同时发行了。”孙伏园先生最后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好消息。　　　　
　　　　注释　　　　
　　　　题目本书编者有所改动，原题目为“访孙伏园谈鲁迅”。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先生和北京

　　　　孙伏园　　　　
　　　　在北京纪念鲁迅先生，很自然地叫人想到这样一个题目：“鲁迅先生和北京”。　　　　
　　　　鲁迅先生逝世到今日已经十六周年了。十六年来，北京的进步，尤其是后三年，领导着全国进步，影响着全亚洲及整个太平洋区域的进步，成绩的辉煌，是旷古未有的。这旷古未有的辉煌成绩，根源在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和全国革命人民的努力。而鲁迅先生一生的奋斗业绩和这英明正确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因而和这旷古未有的辉煌成绩也是分不开的。我们今日在这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之一的北京纪念鲁迅先生，诚如许广平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所说，是何等“欣慰的纪念”啊！　　　　
　　　　鲁迅先生曾住北京十五年，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一生五十六年中，除幼年在故乡绍兴十八年以外，居住的地点要算北京最久了。　　　　
　　　　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一六年五月，整四年，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内藤花馆；一九一六年五月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约三年半，住同地（绍兴县馆）的补树书屋。　　　　
　　　　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将近四年，住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　　　　
　　　　从一九二三年八月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近一年，住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从一九二四年五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共两年零三个月，住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就是现在万人瞻仰着的“鲁迅故居”。　　　　
　　　　这十五年时间，奠定了鲁迅先生以文艺作战斗工具的基础，虽然他的思想还没有抛去进化论，还是属于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是已经开始很严格地利用“自我批评”的武器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呐喊》中的《一件小事》。　　　　
　　　　鲁迅先生后来写《三闲集序言》时（一九三二年四月），提到“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时鲁迅先生已经有了“科学底文艺论”的武装，从进化论提高到阶级论，而十余年前在北京写《一件小事》的时候，已经显示着他的进步的根苗了。　　　　
　　　　在北京的作品，占全集作品的一多半：有论文集《坟》；有散文诗集《野草》；有小说集《呐喊》和《彷徨》；　有杂感集《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有校勘的《稽康集》，有辑录的《古小说钩沉》［2］（上、下）、《小说旧闻钞》［3］和《唐宋传奇集》［4］；还有著述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译品也占到全集的一多半。南下以后，思想更提高了，眼看着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酷和腐朽，他的抨击和嘲讽更加尖锐了。对于革命青年的启发、帮助和领导也更加具体化了。这时候，对于他，唯一适宜的武器是杂文，在党的号召下，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影响十分广大而且深远，造成他对于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抗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崇高伟大的贡献。　　　　
　　　　鲁迅先生在十六年前逝世，不及见我们今日光辉灿烂、勇猛精进的新中国，但他在坚强不屈的忘我的斗争中，一定早已预见了我们今日的新中国的远景，而他的坚强不屈的忘我的斗争，又正是我们今日新中国的每一个人向着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楷模。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2年10月19日《北京日报》。　　　　
　　　　［2］《古小说钩沉》：鲁迅从古籍注疏和类书中辑录自周至隋已经散佚的古小说。　　　　
　　　　［3］《小说旧闻钞》：为鲁迅所辑录，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汇集了宋以后四十一种小说和有关小说源流、评论、版本等方面的资料，其中附有鲁迅按语。　　　　
　　　　［4］《唐宋传奇集》：鲁迅选编，共八卷。为鲁迅从1912年至1928年间所搜集整理，内有唐宋时期用文言文写的短篇小说四十八篇。1927年1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上册，次年2月出版下册。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谈谈“鲁迅故居”（1）

　　　　孙伏园　　　　
　　　　一　　　　
　　　　鲁迅先生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北京，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在北京共住十五个虚年，实际是十四年零三个月又三个星期。　　　　
　　　　这十五个虚年可以分为四个段落：　　　　
　　　　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约七年半，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旧称山会邑馆）［2］，是第一个段落（其中再可分为两个小段落：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以前住绍兴县馆中的藤花馆，五月六日以后住同地的补树书屋）［3］。　　　　
　　　　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将近四年，住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是第二个段落。　　　　
　　　　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不到一年，住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是第三个段落。　　　　
　　　　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共两年零三个月，住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是第四个段落。　　　　
　　　　必须指出，这种分法只是说个大概，并不是十分精确的。例如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五日曾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鲁迅先生回到北京，住西三条二十一号，没有计算在内。又如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到十四日曾有一星期的时间，因复辟之乱，鲁迅先生避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也没有计算在内。此外，还有几次离开北京，都是短时期。　　　　
　　　　二　　　　
　　　　现在经国家保存、修缮并整理，可以让我们前往瞻仰的“鲁迅故居”，就是上面所说第四个段落中鲁迅先生所住的，鲁迅先生在《日记》里所说的“西三条胡同新屋”。从西四牌楼一直往西，走羊市大街和阜成门大街，经过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中央人民医院、白塔寺，看见路北有两条胡同：一条叫宫门口东岔；另一条叫宫门口西岔。无论进东岔也好，进西岔也好，进去不远就并成一条。看见路西有一条东三条胡同。走完东三条胡同，西边还有一条西三条胡同。进西三条胡同东口，一直向西走去，直到快要接近西口了，在路北二十一号门口发现“鲁迅故居”一块石刻，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胡同是窄小的，环境是清静的。排在前后左右的群屋当中，“鲁迅故居”并不显得怎样突出，里面却曾经住着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物，他的《野草》等不朽的诗篇都是在这里写成的。　　　　
　　　　鲁迅先生买定这所房屋是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迁入是次年五月二十五日，到今年正是三十周年了。鲁迅先生在日记中曾有记载。　　　　
　　　　三　　　　
　　　　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鲁迅故居”大抵开放两星期，就是从十月十九日到十一月一日。　　　　
　　　　在这两星期中，大抵个人参观在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团体参观在下午一时至五时。为便于安排人数起见，团体参观最好经过登记手续。“鲁迅故居”的负责人是矫庸、李育华两位同志。电话是二局二四九四号。　　　　
　　　　一进大门以后，就看见一块“鲁迅故居总说明”的标识，用极简短的文句说明本文第二节所记的一切。　　　　
　　　　在开放期内，纪念馆（鲁迅故居亦称鲁迅纪念馆）中常有书摊和明信片、邮票的摊子，购买很便利，但也使参观人数显得越多，房屋显得越小了。　　　　
　　　　故居一共有房屋十四间。西房堆存杂物，东房由办公人员居用。我们要参观的只是北房和南房。　　　　
　　　　院中有花木，后园中也有花木，这些花木在《日记》中都可以找到来历。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日记中说：“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又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中说：“上午云松阁送来月季花两盆。”现在院中有枣树二、紫丁香二、白丁香一、迎春一；后园有花椒一丛（去年补种）、刺梅一丛，余如碧桃、榆梅、青杨、月季花，都已经散失了。　　　　
　　　　北房是故居的主要部分，是鲁迅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处所。中屋是餐室，餐桌的地位和当年一样，没有变动。东壁上有一幅画像，画的是鲁迅先生的四弟椿寿，他生于一八九三，死于一八九六，鲁迅先生的母亲请一位绍兴的画家叶雨香［4］所画。此外，衣挂和柳条箱的地位也和当年摆设一样。　　　　
　　　　餐室北面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鲁迅先生在修葺房屋的当年曾说：将来我就坐在这老虎尾巴中工作。《野草》集中第一篇散文诗《秋夜》就写到作者坐在这工作室中的心境。室内一切陈设都照当时的原样。东壁上挂着藤野先生的相片，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曾说：“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西壁上挂着集屈原诗句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是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代的朋友乔曾劬［5］所写。一九二四年九月八日的日记中说：“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此外还有司徒乔［6］和孙福熙的画各一幅。　　　　
　　　　靠西壁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石刻的刺猬。刻工素朴而又精美，极引人喜爱。鲁迅先生拿它作镇纸用，特别用于装订大本的线装书，非有这样一具体质重、面积宽的镇纸不可。经研究，才知道旧社会民间尊视刺猬，这雕刻原是庙中的偶像，民间雕刻家的作品。鲁迅先生如此说，许多北方朋友都如此说。　　　　
　　　　餐室东面是鲁迅先生母亲的住室，现在放置鲁迅先生的用书和照片等纪念物。后来也和餐室北面的老虎尾巴一样，北面接出半间去，显得宽大一些，当初是没有的。　　　　
　　　　餐室西面放着鲁迅先生的用书，书柜都是纪念馆成立以后新制的。藏书相当丰富，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