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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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室西面放着鲁迅先生的用书，书柜都是纪念馆成立以后新制的。藏书相当丰富，但不是为着收藏而收藏，而是为着阅读而收藏的。
北屋和南屋中的一些家具，有旧存的，有鲁迅先生购置的。据矫庸同志考证，新式的一批大抵购于第一监狱工场。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日记中说：“午后往第一监狱工场买藤木器具八件，共泉（钱）三十二。”不过现在查点起来已经不到八件了。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谈谈“鲁迅故居”（2）
南房是鲁迅先生的书房。里面放着标有“中一”、“中二”等等的书箱八只，书架一具。这是中文书的书箱，中一、中二等图案字，虽然没有什么根据，我猜是鲁迅先生自己写的。八个书箱一种式样，中九、中十（在另一室）却是书架了，这也可以想象是当时的实际情形。
南房的东北角有一块“君子”砖。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日记说：“齐寿山［7］为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专（砖）一击（块），阙角不损字，未定直（值），姑持归，于下午打（拓）数本。”九月二十八日日记说：“以六元买君子专（砖）成。”有人说这君子砖是河间献王墓砖，那末是两千年前古物了。
四
解放以后，鲁迅故居经过人民政府加工修葺，式样虽然完全照旧，质量已经更加坚实。南屋原来潮湿，经过彻底铺垫，现在已很干燥。后园花椒树上有虫，经邀请农业专家检查，认为无可救药，遂连根拔去。后补种四株，长得枝叶丰茂，快要赶上砍去的一丛；而砍去的枯树，也陈列在一旁，让我们比较、参考。
这样的保存、修缮和整理，还只是人民政府爱护“鲁迅故居”的初步工作。如何使“鲁迅故居”的外围也能和内部相适应，这是今后我们的课题。现在人民政府已经在这一方面逐步地进行了。
苏联的保护古迹的先进方法是我们的重要参考。负责看守雅斯诺依·鲍梁的托尔斯泰纪念馆的人员能成段地背诵托尔斯泰的著作，到过雅斯诺依·鲍梁的人都传为美谈。我们的负责看守鲁迅故居的矫庸同志，当他陪同参观人解释一切的时候，不但对于故居的事迹如数家珍，而且也能随时引用鲁迅的著作，必要时背诵成段的原文，这是使我十分敬佩的。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一定能把工作做好，连保存古迹，纪念有功于人民的伟大人物的方面也如此。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3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2］绍兴县馆建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名山会邑馆。1911年并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故又改名“绍兴县馆”。系绍兴人在北京的同乡公寓。
［3］绍兴县馆的房屋构造，大致可分为南院和北院。南院包括仰蕺堂、涣文萃福之轩、补树书屋、贤阁、青云桄。北院包括怀旭斋、一枝巢、嘉荫堂、藤花别馆、绿竹舫等地。
［4］叶雨香，绍兴开画店的一位民间画师，住绍兴城内大云桥附近。
［5］乔曾劬（1893—1948），即乔大壮，四川华阳人，名曾劬，原字勤孙。曾在北京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读书，1913年任京师第二初级审判厅书记官 ，后任教育部编审员，与鲁迅在教育部同事。
［6］司徒乔（1902—1958），广东开平人，画家。曾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1928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5月回国，鲁迅曾先后两次参观他的画展，并写有《看司徒乔的画》一文，向读者推荐他的画作。
［7］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在中央教育部任事，与鲁迅过从甚密。1926年齐曾协助鲁迅翻译荷兰长篇童话《小约翰》。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孙伏园
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晚上回到宿舍，才知道今天这后一幕是轰轰烈烈的，而且有一大批同学被反动军警捕去了，运动这才开始呢。
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刻不关怀着的。一九一九年他并没有在大学兼任教课，到他那里走动的青年大抵是他旧日的学生。他并不只是关怀某些个别青年的一举一动，他所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是全体进步青年，大部分是他所不认识的，也是大部分不认识他的那些进步青年的一举一动。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
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青年的印象十分深刻。青年们常常互相询问：“唐俟到底是谁呢？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陈独秀、胡适之写文章，主张用真名字，决不会再用笔名发表文章的。钱玄同、刘半农虽然都爱弄玄虚，但文章的格调都不像。于是在文科教授名单中，从本科找到预科，又在法科和理科的教授名单中去想，都没有一个相像的。有人说这一定是蔡元培的笔名，因为他身居校长地位，不便轻率发表文章，所以只好把真名隐去，但文章的格调也完全不像。还有一个问题是“唐俟”和“鲁迅”会不会是一个人？唐俟大抵写论文、写新诗、写随感；鲁迅则写小说、也写随感，而两个人的用词选句和思想内容又很有相像之处，也许这两个人只是一个人的笔名吧？那么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种问题在青年们的头脑中转动，足见这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在青年的心理上起了共鸣，青年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思想领导。我是早已知道这秘密的了，但我决不随便对人说。那时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毫无革命经验的学生，决不会了解“保密”的意义有何等重大，也决不会了解一个革命的同志在敌人营垒里面工作又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只是直觉地知道万一传播开去一定要出岔子，所以最好不说。但我从青年同学的谈论中知道他们对于这位隐名的作家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和信赖了。
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前，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这些文字都是内容十分饱满，文笔十分精炼，革命性十分强烈，每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随感二十一篇后来都收到《热风》中，小说三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放在《呐喊》中，诗六篇放在《集外集》中，论文一篇（《我之节烈观》）放在《坟》中，这些文字，反映了当时鲁迅先生的坚韧的斗争精神。鲁迅先生在《热风》的《题记》中讲到这几十篇随感时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按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等到后来，“唐俟即鲁迅”、“鲁迅即周树人”这两个秘密被发现，那时鲁迅先生已没有再行隐蔽的必要，索性从敌人的反动营垒中撤退，到南方做革命工作去了。但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注释
本文原刊于《中国青年》1953年第9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孙伏园
《晨报附刊》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正式出版的，翻开报纸，很多人不免奇怪：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
原来“附刊”这名字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那末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的字写得不错，他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所以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
过去北京《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最初是由李大钊同志主编。他到北大教书，兼做图书馆馆长之后，在一九二年就由我主编了。
那时，我们很想从这几方面把附刊的影响扩大到全报：第一、附刊是白话的；第二、附刊是加标点的；第三、附刊是学术性的但又比较趣味化，因为那时正是“五四”运动时代，很希望学术性、民主性的气味浓一点。
鲁迅先生对我们年轻人办报的热忱，总是极力帮助和支持。他那时写的稿，除了登在《新青年》上的以外，大都寄给《晨报附刊》了。有杂感 、小说，也有翻译。像《阿Q正传》就是用“巴人”这个笔名在《晨报附刊》上连载的。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附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2］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事情虽是从鲁迅先生的文章开始，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斗争。
《京报》［3］听说我辞去了《晨报附刊》的职务，总编辑邵飘萍［4］就来找我去办《京报副刊》。我觉得《京报》的发行数少（约三四千份，《晨报》有将近一万份），社会地位也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先生却竭力主张我去《京报》，他说，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京报副刊》就出版了。邵飘萍倒很能干，但帮忙的人不多，等于一个人办一个报，也没什么规章、制度，经济也很困难，有时连稿费都没有。但是鲁迅先生却不在意这一些，还是像支持《晨报附刊》一样地支持《京报副刊》，他发表了《咬文嚼字》（一至三）、《忽然想到》（一至十一）、《并非闲话》等，后来大都收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鲁迅先生又在《京报》上办了一个《莽原》周刊，登载了一些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文章。他自己写了《导师》、《长城》、《答KS君》、《评心雕龙》等，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编辑《莽原》的目的。这个周刊一共出了三十二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以后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莽原》半月刊。
另外我们也想了一些栏目，使它更多样化一些，比如请当时学术界人士为“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这栏，开列一些书单，又约青年们写“我爱读的十部书”，也加强了学术界人士和青年之间的联系。鲁迅写了篇《青年必读书》，目的是反对当时在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反动口号的影响之下，形成的离开社会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的现象。
那时《京报》是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很多关于南方革命情况的报导，其他有些杂文、随感也是针对段祺瑞而发的。所以《京报》从各方面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销路也增加了。《晨报》由于那时态度的改变，不但鲁迅先生不投稿了，就连其他的人也不爱给他们写稿，一九二四年春天，换了几次编辑，以后由徐志摩主编，也仍然没有起色。
一九二五年冬天，国民党左翼的机关报《国民新报》［5］在十二月五日出版了。其副刊叫《国民新报副刊》，分甲乙两种，甲刊是社会科学，由陈启修［6］主编；乙刊是文学艺术，由鲁迅和张定璜［7］主编。这个报纸在当时算是革命的最前锋，战斗性是很强的，鲁迅除了主编以外，曾发表过《这个与那个》、《“公理”的把戏》、《有趣的消息》等文章，大都是对于当时时事的攻击与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