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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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道他罢了。　　　　
　　　　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作官，始于民元蔡元培先生掌管教育部的时候［8］，十多年一直没有被更换。因而在教育部中以他的资格为最老，而他的旧学问也深得同事们的钦佩。有一次，当章士钊（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思想非常落后，对新运动的压迫不遗余力）作教育部长时，因为女师大闹风潮，鲁迅先生在女师大教书，同情学生运动，并且帮助学生的原故，章士钊免了鲁迅先生的职。当时教部的许多同事都替鲁迅抱不平，主张鲁迅先生去平政院告章士钊的。平政院长汪大燮［9］是一个弄旧学问的人，同鲁迅先生在学问上甚为交好。有一天，平政院的一位邵先生跑到鲁迅先生家去，谈起这事，怂恿鲁迅先生对章士钊起诉，并且说汪院长也要亲自去拜访一次鲁迅先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关于鲁迅（2）

　　　　在汪的意思，以为章士钊是西洋留学生，一定是无父无君的；而鲁迅是一位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一定没有错处。鲁迅的被免职，一定是章士钊冤枉了他。然而鲁迅先生的家里，却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洋的书籍，如果被汪大燮看到了，将不免影响到他对于鲁迅的印象。那时候我正去鲁迅先生家里，看见大批东西文书籍向外搬运。后来这官司果然鲁迅先生打赢了，就是因为汪院长痛恶章士钊的无父无君，而深深同情于鲁迅先生维持礼教的原故。当时社会上的人也都同情于鲁迅先生，原因却和汪院长正相反，是认为章士钊是旧势力的代表，而鲁迅先生则帮助学运，反对礼教的原故。平政院的判决是应该恢复先生的官职，而在未判决以前，因为教育部已经换了易培基作部长，又给鲁迅先生下了委，鲁迅先生是早已复了职了。当时我去见他，他非常快活，笑着对我说：“我现在有两个佥事了，平政院判给我一个，易培基委给我一个。”有许多人说鲁迅先生冷酷、偏狭、刻薄，而实际上鲁迅先生是非常青年气的，他这几句话便可十足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热烈、兴奋、率直、肯帮助人的人。而他的生活则是非常严肃的。他不但睡木板床，盖旧棉被，喝浓茶，而且最爱吸烟，每天总毫不间断地吸。对于烟，他也不拘好坏。记得当时有一种翠鸟牌香烟，每包十支，他总是五十包五十包的买来畅抽的。他生平作事不苟且，也不敷衍，他的脸色总是青青的。这青青的面色增加了他的严肃性，而这青青的面色却是吸烟过多所造成的。　　　　
　　　　以后关于鲁迅先生的事，我便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件值得提出的，是他有了一个爱人，许景宋女士。许女士也是一个女作家。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许女士是他的助教。以后他们同居了，生一子海婴，现在大概已十岁了。听说海婴身体不大好，本来鲁迅先生晚年得子，我们不能希望海婴的身体太好，而家境困难，营养不足，也是致弱的原因。最近听上海来人谈，鲁迅先生沪寓失了火，但是原稿及各重要书籍，幸而无损失［10］。同时根据各方面的传闻，海婴这孩子——鲁迅先生仅有的儿子——很不错，将来长大了一定可以继承这位伟大父亲的遗志。　　　　
　　　　注释　　　　
　　　　这是孙伏园1939年10月在云南昆明文协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作此笔记，文后附有这样的话：“本文未经伏园先生校阅，如有错误之处，责任由笔记人负之。”　　　　
　　　　［2］应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乃是记录者的笔误。　　　　
　　　　［3］指鲁迅在中央教育部作佥事。　　　　
　　　　［4］指先翻译一点外国小说。　　　　
　　　　［5］1906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同朱安女士结婚。鲁迅为何应允这桩婚事，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人说，当时正在革命时代，认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6］指1923年8月2日迁居砖塔胡同61号，从此即与周作人决裂。　　　　
　　　　［7］鲁迅外祖父鲁晴轩是前清举人，大舅父鲁怡堂、小舅父鲁寄湘都是前清秀才。鲁迅母亲没有正式上过学。　　　　
　　　　［8］指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就是这时候由蔡元培邀请进中央教育部工作的。［9］汪大燮（1860—1929），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伯唐，举人出身。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考上总理衙门章京。1905年以后曾出使英、德、日等国，1914年，任平政院长、参政院参政兼副院长。袁世凯称帝时，退出参政院。1916年后，历任交通总长、外交总长，国务院代总理等职，1922年起再任平政院长，晚年致力于平民大学、红十字会等社会事业。　　　　
　　　　［10］上海鲁迅故居并未有失火之事，这里所说当是误传。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往事

　　　　孙伏园　　　　
　　　　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渐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现在却轮到我们来论述鲁迅先生的往事了。　　　　
　　　　鲁迅先生常常谈到几位同乡的先烈在火车中让座的故事［2］：那时国内还没有火车，而国人的礼貌却极周到。几位同乡的革命者，内有陈伯平［3］先生，刚从中国东渡日本，鲁迅先生从东京到海口［4］去接他们。上岸以后，换乘火车，同赴东京。诸先烈第一次与火车接触，以为火车内的规矩一定和房屋内一样，座位有尊卑大小之别，必须互相逊让。但是到底哪些座位是尊是大，哪些又是卑是小呢，还得从详研究。鲁迅先生已经提供了火车内不必让座的意见，但是先烈们哪里肯依，仍然继续的研究和逊让。鲁迅先生正在心中忧虑着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连这一点社会的旧习惯都革不掉，将来如何担当国家大事。说时迟，那时快，火车一开，先烈们好几位都绊倒了。　　　　
　　　　这种故事，减少先烈们的神性，却增加了他们的人性，同时也承认了不可磨灭的客观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我们现在对于鲁迅先生，记述他的生活，也该用这样的态度。　　　　
　　　　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观念。后来鲁迅先生回国，见仇人正患不名誉的重病，且已到了弥留；街谈巷议并传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鲁迅先生只好苦笑，从此收拾起他那一把匕首，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甚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坚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鲁迅先生复仇的任务，虽只剩了一声苦笑，但关于匕首的解说，往往使他引动少年豪气，兴趣极为浓厚，如在微醺以后，更觉有声有色。我自己已经听过这故事的了，一天到先生书斋中去，看见桌上又放着匕首，许景宋先生等七八位青年在座。鲁迅先生说：这故事你是听过了的，我又在这儿对着青年自称英雄了。　　　　
　　　　民元以前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校任学监。绍兴中学校那时还是“绍兴府学堂”［5］。绍兴府共辖八县，各县籍的学生都有，各县籍的教职员也都有。绍兴的首县是山阴会稽。鲁迅先生是会稽人。因为同属首县，山阴会稽不分什么畛域，两首县籍的人统称山会人。例如两县旅北平的会馆合在一处，曰山会邑馆，现称绍兴县馆。废府以后，山会两县合为绍兴县。但是两县和其他六县都常有畛域，在府学堂里，各县籍的教职员与各县籍的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鲁迅先生当初并不了然。他任学监，有奖惩学生之权。他的奖惩自然一凭客观的标准，但是他渐渐的发觉，凡开除某县学生的时候，必有某县教育教职员挤满了他的屋子，替被开除的学生向他求情。从此山会籍的学生犯了校规，他也要考虑一番，不但决不矫枉过直，偏偏严惩他们，而且鉴于各县教职员对于同乡学生的回护，他自己是山会籍人，山会籍的教职员又特别少，所以凡能从宽发落的他就尽量从宽发落，鲁迅先生待人处世，第一步总是厚重宽大，万一因为厚重宽大而上了当，别人对他太不厚重宽大时，他的还击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观的。　　　　
　　　　上当以后的一个对策是还击，又一个对策是退却。绍兴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常常发起，星期日乘画舫到禹庙兰亭去游玩。鲁迅先生也就随喜他们。画舫的规模很宏大，有三舱、四舱、五舱的分别：每舱有明瓦，上有名人书画的遮阳。舱内有桌椅，有茶烟，也有厨房，鱼虾菜蔬沿途可以买到。人在画舫之内，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时时变换而已。在这种逸豫优渥的环境中，人们最易联想到的是不正当的娱乐。画舫里面本备有各种博具，只要乘客一开口，就可以拿出来玩耍。这群教职员当中，只有鲁迅先生没有辫子。消息传到城里，说画舫中还有一个和尚，社会间即刻想到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借游山水为名而在画舫中赌博。鲁迅先生上当之余，只有退却。从此他不再随喜他们乘画舫游山水了。　　　　
　　　　所谓“和尚”者，那时的装束与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许多留日回国的学生，为适应国内的环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辫子，那些没出息的，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隔两三天到理发馆为假辫子理头发，擦油，使人骤然看不出辫子的真假。鲁迅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决不肯套假辫子，头发也不常理，平时总是比现在一般所谓平头的更长约五分的乱簇簇的一团。胡子是已经留了的，身上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所谓长袍者，大抵是灰色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夹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布大褂。裤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东方式的，像现在军服中的皮鞋，黑色而无带，便于穿脱。此外，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下雨天，依照西人的方式用布伞，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油纸伞。皮鞋原可两用，雨天不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钉靴或钉鞋，也还没有现在一般社会通用的套鞋橡皮。“和尚”的装束大致如此。　　　　
　　　　我认识鲁迅先生已历三十年，总觉得三十年来，鲁迅先生的性情乃至相貌，都没有多少变更，面色也许略显苍白，那是因为少见日光，或多抽了烟卷，决不是因为年老。这个看法也和鲁迅先生及他的家人提过，他们都相当同意。有一天鲁迅先生出示当时的相片，到底相差二三十年，我才不敢绝对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初春。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几位同乡的先烈指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火车让座的事，他在回忆散文《范爱农》中曾写到。　　　　
　　　　［3］陈伯平（1885—1907），名渊，字墨峰，别号白萍生、光复子，绍兴平水人。早年入绍兴大通学堂读书，后跟随徐锡麟一块去日本留学，并与徐一起发动“安庆起义”，在激烈的枪战中牺牲，年仅23岁。　　　　
　　　　［4］“海口”指日本横滨。　　　　
　　　　［5］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已叫“绍兴府中学堂”。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惜别

　　　　孙伏园　　　　
　　　　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2］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　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时的四十年，也许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为鲁迅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们努力，说四日已经太多了，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这篇的题目我写上了“惜别”两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别”一节，其次是我们和鲁迅先生一别四年的“惜别”。　　　　
　　　　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连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记得我们的报纸上曾经译过东京记者访问藤野先生的一篇记事［3］，叙述藤野先生不但几乎忘记了三十年前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