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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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翻阅鲁迅先生记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18］在商务图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十月廿日下午三点钟的消息，勾起我廿五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廿五年的时间，清清楚楚地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19］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业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
注释
本文写于1936年，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定县，即今河北省定州市。当时孙伏园先生正在定县搞平民教育。
［3］堵述初，1905年生，湖南常德人。解放前他与孙伏园长期共事。历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编辑干事、士兵月刊社编辑、重庆《中央时报》副刊助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文林》主编等。解放后，在南京任中学教师。
［4］即“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5］1911年11月，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任命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时孙伏园正在该校读书。
［6］绍兴府学堂的前身是“绍郡中西学堂”。绍郡中西学堂建立于1897年，1899年7月，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才改名为绍兴府学堂。1906年1月又改名为“绍兴府中学堂”。鲁迅于1910年9月到该校任教，并担任监学（即今教导主任）职务。
［7］即周作人，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8］即以王金发为都督的绍兴军政分府，这个地方政府成立于1911年11月，1912年8月被撤销。
［9］指傅励臣。傅励臣（1866—1918），名励臣，又名励亚，字以潜，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又作“傅力臣”。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1912年2月鲁迅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以后，由傅接任，其时，他又在绍兴任教会会长。［10］《百喻经》，原名《百句譬喻经》，为天竺（古印度）僧伽斯那所著，内容由九十八则寓言组成，合卷首之引，卷末之偈，合成百数。鲁迅于1914年捐款请金陵刻经处刻印，以广流传。
［11］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录成绍兴古代史传地志八种，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1915年2月又请绍兴许广记刻字铺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八十五页，以周作人名义刊行，扉页有鲁迅好友陈衡恪（师曾）的题署。一部分赠送友人，另一部分由绍兴墨润堂等书店出售。
［12］易俗社，西安的一个秦腔戏曲团体，成立于1912年8月，它以“编写新戏曲，改造旧社会”为宗旨。直至解放以后，仍然活跃于西北。
［13］鲁迅1912年到中央教育部任部员，后又升任科长，佥事，直至1926年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教，才脱离教育部，为时长达14年之久。其中后半期，他又兼任北京大学等校教师。
［14］周太太（1878—1947），即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15］李老先生指李懿修，字慎斋，河北清苑人。原为教育部会计，后（1922—1924年）为该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
［16］英语：特务、暗探。
［17］英语：叛徒、内奸。
［18］周乔峰（1888—1984），名建人，字松寿，号乔峰，鲁迅三弟，笔名有“克士”等。
［19］即孙福熙。曾替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作封面画。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关于鲁迅（1）
——于昆明文协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席上
孙伏园
刚才主席讲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是的，那已是三十一二年前的事了。当时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堂［2］教英文，我在那里念书。后来先生去北平作官［3］，我也去北平求学，又同先生聚在一块。说到我，在鲁迅先生跟前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的文章从来不曾得到先生的好评。鲁迅先生在早年时，对于学生的文章批评很严格，总爱说“太嫩”（不成熟），而在晚年时，鲁迅先生则非常偏爱青年。青年学生的文章送到先生那儿的，先生总是给看，给改。改得非常快，而且给宽的批评，很好的批评。而我却从不曾得到过这样好幸运，得过这样好评。
在写作上，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与创造并重。有些时候他甚至说翻译更重于创造。他常常如此鼓励青年人：“不会写作时先翻翻看。”［4］这还是民初的时候。他希望青年人拿外国的作品当模范，看一看人家是怎样写作的。到后来，有许多人提倡《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是中国三大名作，《三国》、《西游》、《老残游记》等也是珍品，颇以为本国的白话名贵小说也不贫乏，何必求之于外国？然而鲁迅先生却对这种提倡拒不发表意见。因为鲁迅先生是主张在现代写作，要采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背景的。《水浒》、《红楼梦》固是上好白话小说，但去民国则年代已很久远了。至于外国作家，在科学训练上，在逻辑基础上，都比中国的高明很多，所以他主张应翻译他们的东西作榜样，鲁迅先生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是中国学科学最早的人。当他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学校中中国学生仅有鲁迅先生一个。那时他的成绩很不错，他的生物解剖图是经过一个很好的先生一笔笔的替他改好的。正是因为他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所以他的为人不文饰，也不夸张。
当他还不曾念仙台医校的时候，家中忽然发生了问题。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5］。他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结婚后刚刚过了三天，他便走了，但这件事使他受到很大的影响，等他回到日本后，对于医学的兴趣，便大不如前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著作中曾经说过的，仙台医校是用幻灯影片来显示生物形状的，有时一个段落讲完，常加演风景片及时事片以引起学生的兴趣。那时正在日俄战争后，在时事电影片中多取日俄战争的材料。有一次先生在电影片中看到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说那个绑着的，是替俄国作间谍，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盛举的人们。这给鲁迅先生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对于学科学的信念发生怀疑。那时鲁迅先生感觉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强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及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于是鲁迅先生转变方针，决定改变去医治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是文艺，于是鲁迅先生提倡文艺运动了。这事情大家在他的著作中当早已看到，现在我报告几件大家不甚熟悉的事情：
结婚使他不满，但因他为人忠厚，所以他始终不忍把他名义上的太太逐出周氏之门，因为她毕竟是用他的名义娶来的。他们兄弟三个（鲁迅先生兄弟三人，二弟是周作人；三弟是周建人，一个纯粹科学家，所以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本来都住在八道湾的，我在北平时，常到那儿坐坐。那房子本来是鲁迅先生出钱买的，兄弟三人夥住。后来因为兄弟间的意见不甚合，鲁迅决定搬出来［6］，便说：“凡归我负责任的人，全随我走。”这意见即指带着名义上的太太一块出来，自然还接出老太太来。老太太娘家姓鲁，是乡下人，而受过教育的［7］。鲁迅先生所以改称鲁迅，便是采用外家的姓（他不喜欢姓周，因为他不喜欢父系的亲属及朋友）。到了新房子，这位太太忽然以为鲁迅先生要同她要好了。一天鲁迅先生对我说：“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早上醒来，一睁眼，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门口，问我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拜？”（七月拜是绍兴一个节日，有的人家在七月十四拜，有的人家在七月十五，但鲁迅先生从来不曾参加过。）无疑地，这位太太误解他所以带她出来是由于鲁迅先生已经觉悟了从前对她的不好，现在要改变态度了。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知道这位太太实在不够机灵的。在新房子里，老太太、太太和他，每人住一间房子。他的一间屋是卧室、客厅兼书房。屋中有三样要紧的东西，这三件东西各有各的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生活和性格来。这三样东西是铺板、书桌和网篮。网篮是紧靠着床放着的，他准备一旦同家起了冲突，随时随地卷起被窝便走。铺板是因为他要独自生活，像宗教徒清修似的，他磨练他自己，他不愿意铺板换成竹心的或藤心的。他被窝里的棉花也永远是要旧的，是在他去日本时，老太太给他做的。他身上穿的西服裤是单的，无论冬夏都没有换过。老太太嗔他名义上的太太说：“无怪乎他不欢喜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于是老太太命令着太太给做的新棉裤做成了，并且放在鲁迅先生的床上。但等鲁迅先生回来后，都给掷出去了。有一次老太太对我说：“孙先生，你去劝劝他，换条新棉裤吧！”我那时莫名其妙，他为何不要新棉裤，便去说了，方知他老在苦修。真的，你想一个软绵绵的环境，哪里是作学问下苦工夫的环境呢？于是我对老太太说：“随他去吧，他自有道理。”
鲁迅先生一生的大转变点是离开北平。离开北平，也离开了北平的书籍和他治学的环境。当他在北平时，因为他是官，受官的限制，很痛苦。当时他发表文章，不能用真实姓名，只能用一个笔名。同时不能任意浏览西文书籍，只能看木版书。因为他的一般同事都是不懂西文的，而且那时的风气，作学问也仅限于弄木版书。所以他不愿人家知道他是会洋文的。虽然人们知道他也是留学生，但看见他只弄旧书，便以为也许他已经把洋文忘了。所以在北平时代的鲁迅先生，实在有“两重人格”的意思。记得他有一天告诉我，部长突然问他：“听人说，周作人是你兄弟，真的吗？”他答：“是的。”又问他：“你为何不教训教训他？”因为周作人是常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而《新青年》是被部长视为洪水猛兽的。其实周作人先生还只是译了几篇文字，而鲁迅先生已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几篇杂感和创作的小说了。不过，他用笔名，而周作人用真名，所以没人知道他罢了。
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作官，始于民元蔡元培先生掌管教育部的时候［8］，十多年一直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