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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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而作，而它比《一件小事》更为应景；第二，它的论议多于描绘，讲说多于记叙，一口气读完，教人有“小”的感觉。
这头发的“故事”，由一位N先生夹着论议，用悲凉愤激的态度讲说出来。讲说的日期是双十节。听讲的人只有一个“我”，N先生的后辈，所以称N先生为“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
篇中直接的人物只有这两位，而这两位事实上只是为讲说故事的方便而设的。
由全篇故事看来，这“N先生”应该是作者自己，而篇中介绍N先生，却说“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这“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的“我”，是N先生的后辈，那么，作者是站在后辈的立场，来客观地记述自己的言讲，描绘自己的性情了。
在谈《一件小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件小事》是作者思想进展的里程碑，由凭外表与知识论人的阶段，进展到凭言论与行事论人的阶段。因为论人的方法进步了，所以在外表与知识都不及格的苦百姓群中，也能发见像《一件小事》中所记的人力车夫那样伟大的人格了。
如果我这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还是思想进展以前的作者，但作者也自知进展并不甚远，所以愿意站在一个后辈的立场，来记叙描绘自己一下。至少作者已经自觉，在写《头发的故事》当时的作者，与《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之间，不免多少有了一点距离。
这便是作者所以要把镜头□在一位后辈的手中，而摄□思想进展以前的自己的理由，至于这种看法的根据则在整篇《头发的故事》中。
故事讲述以前，有一段引子，是对于日历上十月十日不载“国庆”字样的一腔愤慨。
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除了“财政部印刷局”等几家官办的和商办的大印刷机关以外，一般商办的小印刷局所印的日历，十月十日很少载“国庆”字样的。
那时的中华民国已经不绝如缕了。
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仍在南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做革命工作，政府的腐化反动已达极点。小商人是胆小如鼠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一事”，是他们的普遍心情。日历上不载“国庆”字样，至多不过惹起鲁迅先生的愤慨而已；万一载了“国庆”字样，而被政府硬派为有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嫌疑，不但印刷局就要封闭，连身家性命也难确保，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N先生第一句与后辈青年的对话就愤激得不平凡：“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真正记得双十节的，觉得双十节可贵的，一次一次的革命屡起又屡仆了，这是他愤激的由来，所以他说，“你记得，又怎样呢？”
他描写当时北京双十节的萧条情形，同时他说他自己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因为一记起来，双十节前后为了创造中华民国而受苦难与死亡的先烈们的脸便浮现出来在他眼前，所以他说，“我不堪纪念这些事。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N先生这样结束了他的引子，并开始了他的“头发的故事”。
第一段讲古今来多少人在头发上吃苦：古代以剃去头发（髡刑）为一种刑罚，仅次于大辟（割去脑袋）与宫刑（割去生殖器），虽然微乎其微．但受髡刑者必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实在因为百姓不愿拖辫子；洪杨时代，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拖着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最后一句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第二段N先生讲他自己的头发了：出国留学，剪掉辫子，被未剪辫子的同学们厌恶；而且险些儿被留学生监督遣送回国，所以这监督自己的辫子，不几天之内也被留学生们剪去了。
这是一段史实，可惜这监督的名字我此刻记不起了，我也听吴稚晖先生说过，似乎是姚甲。当时的辫子真是个问题，吴稚晖先生自记他在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六月与友人胡雨人论维新，胡主张剪去辫子，吴却毅然反驳说，“我们所以维新，就为要保住辫子！”吴先生如此，做留日学生监督的自更不必说了。
N先生再讲他自己回国以后，因戴假辫子而受到的奚落笑骂，他不得已才戴假辫子，谁知假辫子便是被奚落笑骂的资料，于是他只好拿着手仗，遇笑骂奚落即报以痛打了。
N先生这时引了一段游历家本多博士的事：本多不懂得中国语与马来语，但在中国与南洋到处旅行。人们问他有何诀窍，他指着手仗答说，这便是他们的语言，他们都懂！N先生听了这话之后，气愤了好几天，但在他打人的时候却想到：“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头发的故事》（2）
第三段叙述他在国内中学校当监学，学生要求剪去辫子，他不允许：学生问有辫子好，还是没有辫子好，他说没有辫子好，学生说那么为何不允许呢，他说犯不着，不上算；学生撅着嘴出了门，还是把辫子剪掉了，虽然人言啧啧，他当学监的却装作不知道。但是别校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剪掉辫子的，留校不能，回家不得，直到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就是N先生自己，民国元年冬天到北京，也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人的人自己被警察剪去了辫子，遂不再骂人了。N先生说，“但我没有到乡间去”，如果到乡间里去还是不免被骂的。
第四段从头发引伸到一切改革，因为原文转折很多，现在全引如下：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这一大段文字，由热情，愤激，而凄楚，悲凉，它的中心思想是：愤革命力量之薄弱，伤青年惨痛的牺牲，□其准备不充分而轻举妄动，孰若审慎，稳重，沈着而等待机会，一举成功。但说□了口，愤激的余锋也会转成反对改革的口气，例如叫女学生把头发“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因为以“忘却双十节”开头，所以首尾相应，N先生临走时对“我”说：“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我们统观这全篇故事，一段引子与三段正文，愈觉得我上面所说N先生与当时的作者已经不无距离的话颇为正确。如果以《一件小事》的尺度，来衡量N先生的议论，那么N先生虽是作者的影子，但这作者却是思想进展以前的决不是跨过《一件小事》这里程碑以后的作者。
引子中对于日历上不载“国庆”字样的印刷局小商人愤慨，对于北京的警察和一般国民懒洋洋的挂旗收旗毫无热诚地纪念国庆愤慨，对于手创中华民国的先烈们竟被一般人遗忘了的事愤慨；愤慨当然是必有的情绪，但倘往深处一加思索，这种情形都是值得哀矜而无所用其愤慨的。如果N先生是经过《一件小事》的里程碑的作者，那末，人力车夫尚有如此伟大的人格，未必这些值得哀矜的人物没有一个能和那个人力车夫相比？
故事第一段中，照N先生在愤激时的分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如果N先生是经过《一件小事》的里程碑的作者，那末，即使不为民族民权等大问题，只为一件不愿拖辫子的切身小事情，而竟能向外来的新皇室反抗，一次一次的牺牲如此壮烈，这样的苦百姓不但值得哀矜，而且也值得崇敬，N先生决不会看不出来的。
故事第二段中，N先生戴了假辫子，在国内的街上走，被人冷笑谓有杀头的罪名，等到索性废了假辫子，却又被人笑骂为“这冒失鬼”与“假洋鬼子”，使他不得不在手上“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这种热切地希求改革，而愤慨大多数老百姓不能追随他，不能了解他，恨不得一下把他们都抛弃了，而自己轻轻松松地往前迈进，这确是少壮时代近乎热狂的革命情绪，但是天下会有这种容易事吗？N先生如果发见这群苦百姓中竟有像人力车夫那样伟大的人格，他的手杖还能忍心地痛打下去吗？还能有恨不得一下把他们抛弃了而自己轻轻松松地前进的情绪吗？
故事第三段已是转入第四段的关节了，说明万一准备不够充分，最好不要轻举妄动。第四段文字，上面已经全录，不再引述，只是其中有两句格言式的文字，为全段要领也为全篇要领．这里值得再提一下。第一句：“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第二句：“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这是热到了极点也是冷到了极点的情绪的表现。
这样的皮鞭没有到谁的脊梁上时，谁也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岂独中国人为然！
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优秀的，大抵是十分热爱国家民族的中国人；但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不济的，却对国家民族比他们还要热爱，因为希望得太殷切了，只要有一点不能满足他们的希望，便立刻感到失望了。事实上，中国人与别国人一样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弱点，只要条件具备，成绩必无不同。
N先生代表鲁迅先生少壮时代的意见，照我的看法，自从《一件小事》以后，鲁迅先生渐渐认识了贫苦老百姓的思想与力量，《头发的故事》回顾一下昨日之自己，便一直向前进展，脱去旧时读书人的思想习惯，也脱去一般留学生的思想习惯，甚至脱去一般肤浅的革命者的思想习惯，而一以大多数贫苦老百姓的前途幸福为依归，这一个伟大的途程，自经《一件小事》的里程碑以后，是从《头发的故事》开始的。
作者日后的议论，如关于中国人民一盘散沙，“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如关于大众，“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如关于中国人是否失去自信，“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从这里我们看见N先生已经远远的落在作者的后面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风波》（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一九一七年七月，辛亥革命以后不到六周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一年余，欧洲帝国主义大战正在进行的中途，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约四个月，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次所谓“复辟”事件。
这复辟事件，在一般的“国内大事纪”中，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七月一日：张勋拥宣统复辟，黎元洪避往日本公使馆。
二日：各省通电反对复辟。
三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通电讨伐张勋。
十二日：段军攻入北京，张勋逃。
为了记载这事件，在我们现在看来，这几行字也很够了。复辟如果成功，自然有一套依靠帝国主义的、贪污腐败的、反动的殖民地统治；复辟虽然讨平了，也仍旧是一套依靠帝国主义的、贪污腐败的、反动的殖民地统治。不把帝国主义势力打倒，不把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封建买办阶层推翻，无论复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