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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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一种迷信，以为绞死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了！　　　　
　　　　六　　　　
　　　　对于群众的愚昧，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一则不必否认而乐观，再则不必是认而悲观。许多不乐观的人，以为群众的力量如何如何伟大，或以为“群众一点也不愚昧，只有我们才真愚昧”；这在我看来觉得不近事实。有的太悲观的人，以为群众永远是这样愚昧下去，先知先觉的人永远是这样被误解下去，那在我看来，也觉得不近事实。　　　　
　　　　群众是可以教育的。群众蕴蓄着无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时的现象，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希望因为教育的缘故，群众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觉者的智慧减少距离；先知先觉者因群众的愚昧而牺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减少；国家的法律对于特异的思想和言论，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势力，思想界有贡献的权威们，对于一个或多个鲁莽的青年们的言论举动，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虑，能设身处地的加以一番原谅，还能自己问自己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成了《药》中的康大叔，夏三爷，红眼睛阿义，或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人，有眼不识泰山，轻轻地把夏瑜放过，让他冤沉海底，永远懊悔不过来。冤沉海底是没有再起来的希望的，死后的铜像，祀典，史传，抚恤，都不能赎回当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谁能教谁或是谁必须受教的问题，而是群众的对于知识的信赖，对于情感的制抑，对于仁爱的培养的一个总态度的造成的问题。我相信群众的这个态度一定能逐渐的造成，就是距离愚昧一定能日远一日。　　　　
　　　　我还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花环放的合理。　　　　
　　　　注释　　　　
　　　　本文末尾曾注有以下内容：“本文却酬。同时登载《民间》半月刊。”　　　　
　　　　［2］“古轩亭口”，在绍兴城内大街（现在叫解放北路）与府横街相交的丁字街口。清代，这是是绍兴的闹市区，又是刑场之一。1907年；秋瑾就在这里英勇就义。　　　　
　　　　［3］吴芝瑛，字兰若，安徽桐城人，是1903年秋瑾居住北京时的邻居，由于共同倾向进步，成为秋瑾的诤友。　　　　
　　　　［4］徐寄尘，名自华，字寄尘，浙江石门人，吴兴南浔镇浔溪女学校长。　　　　
　　　　［5］1907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在古轩亭口被杀害后，烈士遗骸惨遭暴尸月余。后有大通学堂工友阿金、阿寒、莫敌和沈小毛等人，约同秋瑾大哥秋誉章，于夜深人静之际，出运烈士灵柩至绍兴水偏门附近的严家潭殡舍暂厝。后又近迁于卧龙山（即府山）西麓，同年农历十月底，又将灵柩护送至杭，葬于杭州西冷桥畔。　　　　
　　　　［6］安特莱夫（1871—1919），通译安德列耶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往芬兰。著有中篇小说《红笑》等，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　　　　
　　　　［7］屠尔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父与子》等。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一件小事》（1）

　　　　孙伏园　　　　
　　　　《呐喊》四小品中，《兔和猫》与《鸭的喜剧》可以说是姊妹篇，《一件小事》与《头发的故事》也几乎可以说是姊妹篇，虽然创作的时间相差三个月，内容与形式也很少相似处，但两篇同样有议论，意见很明显，而且据我的记忆，发表的时间也在同一天——北平《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同为双十节特刊征文，《头发的故事》登在《时事新报》特刊中；《一件小事》登在《晨报》特刊中。　　　　
　　　　《一件小事》在《呐喊》四小品中，篇幅是最小的。就通行的《呐喊》版本说，它只占了三面零两行。论字数，如只计文字，不计标点与空格，我曾数过一次，只八百七十九字。　　　　
　　　　篇幅虽然小，内涵的问题却不小，在作者思想的进展上所占的地位颇大；所以《一件小事》的“小”字，只有文艺的真实性，没有客观的真实性。　　　　
　　　　如果把“小”字当作简单解那末故事倒确是简单极了：主角是人力车夫与“我”，配角是一个老妇人与一个警察，一共只有四个人物。　　　　
　　　　作者用八百七十九字叙述出来的简单故事，如果要把它叙述得再简单一点，那末就是——　　　　
　　　　冬天一大早，人力车夫拉了“我”刚近S门，一个衣服破烂的老妇人在车把旁边慢慢地倒下来，破棉背心正好兜着车把。车夫很有避开的可能与理由，岂知他不但不避开，反而扶起老妇人，搀着她的臂膀，一步一步走向分驻所。“我”正觉着车夫伟大而自己藐小的时候，一个警察从分驻所出来，告“我”自己雇车，车夫不能拉“我”了。这时“我”的反应是将一大把铜元托警察交给车夫。后来“我”自己想，“我”还配奖励或裁判车夫吗？　　　　
　　　　平常论人的好坏，最容易为人的外表（服装与仪容）所蒙蔽，次之也容易为人的知识所蒙蔽。“只认衣衫不认人”，这种论人的方法，与狗相距不远了，但我们往往不自知地犯了这种错误。衣衫以外则有仪容：气宇轩昂者自由出入，精神委顿者加以拦阻，太不中用的司阍者常有这种行事，也与狗相距不远了，但我们也往往不自知地犯了这种错误。　　　　
　　　　自然，外表确也是论人的标准之一，凭借外表论人，所得结论也间有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外表是最粗浅的一个标准，如果只用这一个标准，而远弃了别的标准，那末错误是常常难免的。　　　　
　　　　进一层的论人标准便是知识了，以外表论人，虽然谁也难免，但是谁也知道以此为戒；至于以知识论人，则大多数人都认为比较合理，比较可靠，比较少错误。一切考试制度便是建筑在以知识论人的标准之上的。　　　　
　　　　可惜知识这一标准，只比衣服仪容进了一层，衣服仪容有如表皮，知识只是真皮而已。两者既都是皮相，那未必有身体精神全部生活的核心在。　　　　
　　　　如果不能达到这核心，只凭知识为论人的标准，即使比单凭外表较为合理，可靠，少错误，结论到底不能完全正确。　　　　
　　　　鲁迅先生少壮时代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常常于言谈中透露“这样的国民如何能做中华民国的主人”一类语句。有一次他因为有慨于北平那种乌烟瘴气的社会，报纸上竟公然记载某乩坛上关帝又“显灵”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考题，关帝能不能显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及格为中华民国国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他搬到长城以北去。好在废帝溥仪还在，便把这批国民交给他作为封建帝国的臣民！”　　　　
　　　　这一段话自然是他的笑中有泪的愤激之谈，严正的说，他也决不肯用这种愤激谈形诸笔墨的。事实上他也知道，水平以上的国民住一个区域，水平以下的国民又住一个区域，天下决不容有这种奇事。不过国家已经成了民国，国民知识的水准尚是如此，他的忧国忧民的热情是溢于言外的。　　　　
　　　　这种热情的透露，表示他还少壮，他的论人标准．还徘徊在凭借知识的阶段里。　　　　
　　　　一个人力车夫，他的衣服仪容，当然是不及格的；他的知识水准，能不能通过“关帝能否显圣”的试题，我想作者一定凭直觉认为通不过的，外表的考验不及格，第一试通不过；知识的考试不及格，第二试又通不过；现在一个少壮的观察家，很可能不准行第三试，轻轻易易地得到结论，认为这个人根本要不得了。　　　　
　　　　作者对于车夫的前半段观察便是如此，请看原文：　　　　
　　　　“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但是事实的表现，却使“我”出惊了：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但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照我上面的妄说，这便是第三试的举行了。　　　　
　　　　一、误了“我”的路，便是牺牲了“他”的工作，“他”的利益。　　　　
　　　　二、没有人看见，做这种牺牲利益的事，决不为求名。　　　　
　　　　三、他负责任：老女人既然倒到他的车把上来，他应该对于负有地方治安职责的警察，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待。　　　　
　　　　四、他有人类爱：他不怕“多事”，不怕“惹出是非”，不怕“自讨苦吃”，勇敢地做这一件爱人如己的事。这样惊人的结果，安有不使作者五体投地的？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这简直是宗教性的崇拜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作者那时候的心情。但是高山景行没有“威压”的力量，没有“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力量，所以那时候车夫的伟大的“后影”，其伟大实有更甚于高山景行者。　　　　
　　　　如果只凭外表，或只凭知识，没有考验一个人的言论行事，岂不是很会有眼不识泰山，把伟大人物轻轻放过的吗？　　　　
　　　　从前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好学的结果只是知识的增加，与“忠信”仍是两件事。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一件小事》（2）

　　　　　　　　
　　　　有时候只凭外表，只凭知识，决不能知道这个人是否“忠信”，所以必须考验他的言论行事了。　　　　
　　　　用孔子的话写作者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甚于迅者焉，不如迅之好学也。”因好学而增加知识，成为学者，教授，作家，那是环境，机缘等等的凑合，比较偶然的，比较容易得到的，远不如“忠信”那样的重要。　　　　
　　　　所以本篇的最后一段结论说：“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起，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这“一件小事”对于作者有那样重大的关系：看国家民族，自悲观至于乐观；看一般既无外表又无知识的苦同胞，自愤激，隔阂，怜悯而至于尊敬，亲切，崇拜；看自己的事业，自“没有什么用”也“没什么意思”（《呐喊》自序中语）的古碑钞写一类性质的工作而至于为大多数人群奋斗而满含着勇气和希望一类性质的工作。　　　　
　　　　有的人说鲁迅先生的作风甚至思想曾有什么“转变”，我觉得“转变”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但“进展”却是可能的。《一件小事》便是很明显的一个进展的里程碑。进展的路径有如上节所述。　　　　
　　　　因为作者个人思想进展的里程碑，所以还要附带加上一点时间上的考证。本篇写作的年月是“一九二○年七月”，就是民国九年。作者是民国元年进京的。本篇第一句却说“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元年到九年怎么会是“六年”呢？　　　　
　　　　本篇第三节的首句“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那么“一件小事”发生在民国六年，自元年到六年正是六年。而作者这一篇材料，却在心中蕴藏着三年了。蕴藏三年而后发表，更可证明这篇作品在作者思想进展上的重要。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头发的故事》（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头发的故事》在《呐喊》四小品中，篇幅最长，叫它“小品”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也许因为，第一，它与《一件小事》同为双十特刊应征而作，而它比《一件小事》更为应景；第二，它的论议多于描绘，讲说多于记叙，一口气读完，教人有“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