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家老影集-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旎颐擅傻模岸亲犹鄣氖焙颍腥苏诤竺孀防矗股芙簟！薄把劭春⒆右鍪懒耍酶辖粽腋龅胤窖剑∷灯鹄匆舱婀辉似飞狭酵范济挥蟹孔樱┒乐屑溆幸患涔铝懔愕男〔菸荨Ｎ颐歉辖舭押刈诱涮Ы菸荩堇锩挥腥耍踝诺耐乖诿叭绕！薄 �
当时希均外婆在一旁做助手，她说：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同时还有一位女红军生产，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傅连璋则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就是我外婆贺子珍第四个孩子的故事。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１９３８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包括不在她身边的我的妈妈）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三百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的岸英、岸青舅舅大概又想起了那在上海早夭的岸龙舅舅。他们看着这个襁褓之中颇似父亲毛泽东的小生命，是不是已经兴奋地想到了不久会出现新的“毛氏三兄弟”？
可幸福的时光总嫌太短，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儿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这个词从他们失去开慧外婆后，已经快八年没说出口了，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而这，是我的廖瓦舅舅以自己小小的生命换来的。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上）：人生悲喜
１９４７年，外婆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她以很大热情投入工作中，并没有过多考虑与丈夫毛泽东复合这一复杂问题，这几年可称为她后半生的黄金时期。当时她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异乡受到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本不健康的身体，但她还是努力克服着病痛。至少从这张照片上看去，颇有当年女红军的丰采。
曾经在中国人看来已相当西化的莫斯科生活过的外婆，已不像延安时那样对交谊舞嗤之以鼻了。恰恰相反，她经常以娴熟舞姿出现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舞会上，赢得一片喝彩。一度苍白的面庞也透出了红晕，因瘦弱而纤细的腰肢穿上剪裁合体的服装，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这样一位单身女士不可能不引起男同志注意，实际上，已经有人委婉地对她表示了好感。也许，外婆将从此走向新的人生之路？
心中终于开始有了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外婆，此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儿娇娇。六年来两人相依为命，自己将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对女儿有好处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做母亲的心呀。于是，母女俩有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外婆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只不过，改变她的以前都是强有力者，而这次则是11岁的女儿。那次，外婆故意轻描淡写地问妈妈：娇娇，妈妈给你找个爸爸，好不好呀？妈妈当时不加思考地喊道：不要！这一喊，击碎了外婆实际上很脆弱的梦。她绝望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妈妈茫然不知所措了。
多少年后，妈妈在回忆录中追悔莫及。她剖析自己当时的心理：多年以来，娇娇没有父亲，两个哥哥一个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一个病痛折磨，自顾不暇；母亲就是她的一切，虽然她厉害，但是爱自己的。她不想失去母亲，甚至不让任何人分享母亲！ 而外婆对于外公，更是一日未曾忘怀，也永远不能忘怀的。
姨婆贺怡到来后，建议外婆与妈妈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外公写了一封信。外婆的信内容大概是说：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了。我身体不太好，正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生活艰苦，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外公对自己妹妹和母亲的照顾，将终生铭记在心。
母女的信发出后，外公回了电报，是答复妈妈的。从此，妈妈就在姨妈陪伴下去找自己的父亲去了，留下外婆一个人在家里，苦苦等待。此后，外公派警卫排长（就是那张著名的转战陕北照片里，在骑马的外公夫妇之间扛枪的战士）带妈妈去天津见了外婆一次――她当时在天津，这可能是１９７９年之前，不能进北京的她离丈夫所住的中南海最近的一个地方吧。女儿实在让她想坏了！警卫排长眼中的外婆，和他所见过其他老红军一样热情、朴实，后来接替他职务的，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卫士长李银桥。
潜藏在外婆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七年后向她砸了下来。那是１９５４年在上海时，偶然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在妈妈面前第一次流下眼泪。他托女儿带去一封信，劝外婆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和外公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他还托妻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丈夫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上海湖南路２６２号，这里是外婆住过近30年的地方。这是一座建于１９３８年的三层法式别墅，营造者是与外公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但后来分道扬镳，身败名裂的周佛海。建国后，它的主人是上海市长陈毅。他在赴京上任之后，安排老战友贺子珍搬了进来。
此前，她一直借住在舅外公贺敏学家中，只有仅供容身的小小一间卧室。妈妈探亲时，发现这不利于外婆的休养。而外婆始终不开口麻烦组织，她觉得现在比起过去的艰苦岁月，已经很好了。在庐山，外公向江西同志问起外婆的生活。得知她在此享受副省级待遇时，满意地点点头说：可以了。
１９５９年，告别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外公登上江西庐山。江西是外婆的家乡，也是他们共同生活、战斗多年的地方。在这里，他与外婆老友曾志谈话后受到启发，决定和已经分别22年的妻子见上一面。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认识外婆的熟人甚多，为防不必要的麻烦，会面是极其秘密的。因此现在看来，每个当事人的回忆都弥足珍贵，
现在看来，庐山会面的最大收获，就是外婆当晚敞开心扉，向陪同自己的水静整整一夜的谈话，披露了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真相。这种机会，也许直到20年后《贺子珍的路》作者采访她时才重现。但那时外婆已经多病缠身，医院为她健康起见严格限制谈话时间，远未达到１９５９年那样直抒胸臆的程度，这对后人真是永久的遗憾！
在那次谈话中，水静看到回忆美好往事的外婆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仿佛又回到了那“永新一枝花”、“井冈杜鹃红”的青春年代。外婆还告诉她：在瑞金时，外公受排挤“靠边站”，外婆又闹过一场大病。外公殷勤照料妻子，大事小事什么话都跟她说，两人感情更加深厚。她还得知：如果加上小产，外婆共为外公十年先后生过十个孩子。她事后感慨道：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妻子和母亲呀！是的，我想这已能充分证明外婆对外公的无私之爱。
由于这次会面，外婆对庐山格外眷恋。其后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５年之夏，她都曾上山休养。另外，她已遵外公嘱托戒掉的烟后来又抽了起来。原来，外公收到一条外国名牌香烟，就打开一包并抽了一半。此时他忽然想起外婆爱抽烟，就把未开封的九包和已抽过的半包一起包好，派人送给外婆。这样一来，外婆便重新拾起了烟，其中她长期抽过的一种中档经济烟就名为“庐山”牌。
这是我在外公手书古诗词中找到的。我想，是否可以用它反映两位老人互相思念的感情生活呢？外公喜欢“三李”，这首《无题》又以晦涩闻名，想穿凿附会总有理由，但没必要。只感觉末句“青鸟殷勤为探看”实在传神。“殷勤”“探看”的“青鸟”，说的不是我那从小就在父母之间当“大使”的妈妈嘛！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下）：晚年岁月
外婆后半生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哥哥宁宁的出生。你看她开心的笑容，在所有照片中实在太罕见了。我的哥哥孔继宁生于１９６２年，是毛家第三代中唯一见过外公的子孙――那时他还是个婴孩。
这里，还要讲最后一个与头发有关的故事。妈妈尽心尽力担当着替外公照顾外婆的责任，照片上外婆的发型就是妈妈设计的。直到６０年代中期，外婆都是把留长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并盘在脑后，而这样不便于梳洗。妈妈就把外婆的辫子打开，把头发剪断，从中间对分，人显得精神多了。直到去世，外婆都保持这个发型。
１９７２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可以说继续代妈妈尽孝吧――父母当时都是军人，那些年运动不断，他们格外忙碌。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１９７６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１９７７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房间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在冷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然而，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１９７９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１９７８年，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告别外婆，来到父母身边。次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当时正逢建国30周年。从１９４９年坐火车去北平在山海关遇阻，到现在中央派专机去上海接她来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