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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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图要算画得顶好的了，却也没有什么好看。《百美图咏》小时候也常见，
更觉得是单调，大概这方面还要推任渭长所作为最，如《於越先贤像》，剑
侠、高士、列仙酒牌皆是。画谱中最有名的是芥子园与十竹斋，从前都曾翻
过，却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不大记得清楚。总之木板的山水画很不容易刻得
好，所以看了觉得可喜的还是只是花鸟与草虫而已。
说也奇怪，这里我所记得的提起来乃是两部外国书。冈元凤的《毛诗品
物图考》出板于天明四年即乾隆四十九年，比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要好
的多，但他实是说经的书，不过我们拿来当作画看也并不错。喜多川歌麻吕
的《画本虫撰》乃是近来新得的，原本刊于天明八年，极为难得，我所有的
只是复制限定板，虽然用珂罗板印，也颇精美，可惜原来的彩色不能再见了。
全书凡十五图，每图二虫，配以花草，上记狂歌以虫为题，凡三十首，作者
宿屋饭盛等皆当时有名狂歌师也。歌麻吕亦有名浮世绘师，以美女画著名，
而或者乃独称赏此册，其技工与趣味盖均不可及。永井荷风在《日和下驮》
第八篇《空地》中云，我对于喜多川所作《画本虫撰》喜爱不已之理由，盖
即因此浮世绘师择取南宗与四条派之画家所决不画的极卑俗的草花与昆虫而
为之写生也。《虫撰》序言系追踪木下长啸子的《虫之歌合》，其实狂歌竞
咏虽是一辙，若论图画则相去甚远，《虫撰》中第八秋蝉蜘蛛与玉蜀黍，第
十三络纬蝉与锦荔枝，第十五青蛙金虫与荷叶，皆极可喜，《歌合》所画乃
似出儿童手，如或古拙堪取，却是别一路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
□1941年
1月
6日刊《晨报》，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钱译万叶集跋
我平常自称是不懂得诗的，这原是实话，但可以加上一点解说，我所说
不懂的，乃是诗的技巧，或是技巧的诗，若是诗言志那一种东西，平常人大
抵多能了解，我当然可以说不是例外。我读《诗经》，最喜《国风》以及《小
雅》的一部分，随便举出来，如“黍离”、“兔爰”、“氓之■■”、“谷
风”、“燕燕于飞”，至今都还了了记得。其忧生悯乱之情更是与年俱增的
深切感到，此正如闻神之托宣，语语打入心坎，此种真诗，人岂有不懂得者
哉。亦或有人性好到处寻求国民性，可以援引《诗经》，作种种随意的说法
以至宣传，唯鄙意并不如此，以为我们从文艺里只能于异中求同，在异时代
或异种族的文化中寻出共通的人性来，这才觉得有意义，也即是有意思。《书
经》云“诗言志”，《诗序》又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则志也就是动
于中的情也。世间或曰神或曰国家，分出许多间隔来。但此只以理论，若是
情则不但无隔而且无不可通，此不佞所以对于作诗与读诗的人特致敬意，以
其同有通情达意之功也。
日本有《万叶集》，犹中国之《诗经》也。虽然从我们看去，其艰深难
解或比《诗经》更甚，又其短歌言不尽意，索解尤不易。但如邮而通之，使
我们得如读中国的古诗一样，则其所得亦将无同，所可惜者无人肯任此胜业
耳。翻译之事本不易言，妙手如什师，尚言有如嚼饭哺人，长行如是，倡颂
尤可知矣。往见《万叶集》英译，散文者全不像诗，韵文者又不像诗，成为
英诗而非复是和歌，此中盖各有得矣，皆非译诗良法。小泉八云文中多先引
罗马字对音之原诗，再附散文译其词意，此法似较佳。华顿等人编希腊女诗
人萨坡逸稿，于原诗及散文译之后，依附列古今各家韵文译本，庶几稍近于
理想欤。
稻孙先生对于日本的文学艺术积三十年之研究，所得甚深，而向来谦退
不肯执笔，近年出其绪馀，译述日本诗歌，少少发表于杂志上。今将裒集付
刊，以目录见示，则自《万叶集》选取长短歌四十四首外，尚有古今和歌俳
句民谣共百五十篇。选择既广，译又复极雅正，与原诗对照，可谓尽善矣。
日本与中国，本非同种亦非同文，唯以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因文化交流之结
果，具有高度的东亚共通性，特别在文艺方面为多，使中国人容易能够了解
与接收，其阻隔只在言语一层上，若有妙手为之沟通，此事即可成就。稻孙
先生此选，以谨严的汉文之笔，达日本文的情意，能使读之如诵中国古诗，
无论文情哀乐如何，总之因此引起其感兴，多得知人情之味，此正是所谓胜
业，亦复功不唐捐者也。西儒有言，文学的最高贵的是在于拭去种种的界限
与距离，岂不信哉。我不知诗，岂能谈译诗，今但于诗之上下四旁言之，写
得数十行，聊作跋语，以表示对于译诗者之敬意云尔。
□1941年
4月
3日刊《新中国报》，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骆驼祥子日译本序
中国新文学之兴起，于今才二十馀年，时间还很短，成绩自然也就不能
很好。大抵在多少有传统的根基存在的地方，新的成就也比较的明显，例如
散文作品、小说与随笔都还相当的发达，比起诗歌戏曲来，在量与质上似均
较优。这里边当然有好些原因，但是语言问题恐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文学
中的事与理，即内容尽可随时变更，只要有“诚”存在便好，可是表现的形
式假如不称心，缺少了“达”，那就不能令人领解其佳处了。小说与随笔之
发达较快，并不在于内容上有传统可守，不，在这上边其实倒很有些变更了，
它们的便宜乃是由于从前的文字语言可以应用，不像诗歌戏曲之须要更多的
改造。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
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为代表，即《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
现代的小说意思尽管翻新，用语有可凭藉，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
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
同，非是偶然也。竹中先生精通中国文学与世相，近来费其一年馀之光阴，
尽心力以翻译老舍所著的《骆驼样子》，殆亦着眼于此。近日译成付梓，征
序于余，余久不读新文学书，今但就感想所及，写此数行，聊以塞责，若关
于文学批评，则当俟之识者，非鄙人之力所得及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周作人识。
□1942年
10月刊《万人文库》，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诗经新注
数年前买得《日本古典丛书》本《万叶集品物图绘》二册，是《毛诗名
物图说》一流书，第二册卷首解题追记中说及此外还有山本溪愚的《万叶古
今动植正名》，就《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中所有名物加以考订，也是很
有价值的书。我便留意搜求，不久也收得一册，乃是著者死后二十三年纪念
出板，全书不分卷，但分列草竹木鸟兽鱼虫等十部，共计二百五十二品，附
绘图二十九幅。
山本溪愚世为儒医，精通本草学，善绘画，所图画动植凡千四百幅三千
馀种，皆极精美，又能诗文，著有《对竹斋诗集》及七经解，俞曲园先生见
之，曾贻书称其能诠明古学，真有志之士也云。动植图惜未得见，惟寒斋有
《蠕蠕集》二册，一为《百虫诗》五十五首，由本鸿堂著，即溪愚之犹子，
二为《百虫画》，自蚕至蚯蚓凡六十六图，竹山氏模写溪愚原画，本板着色，
其他各种虽云将续刻，似未实现，故遍觅不可得。
经解只有《诗经新注》一种三卷，铅印三册，明治癸卯出板，著者是时
年七十七，即以是年卒。真下氏跋言先生兼精于本草，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无
所不识，辨识名物诚为新注之一特色，其说诗亦时有新意，如绪言末条云，
盖尝论之，诗之三体，颂不及雅，雅不及风，以其益文而远于质也。卷端有
拟小序，以《野有死麋》《静女》《桑中》《采葛》《大年》《丘中有麻》
《山有扶苏》《褰裳》《丰》《东门之。。》《溱洧》《东门之枌》《东门之
杨》为淫诗，云孔子所尝删去，再入选中者，盖淫哇之诗常存于口碑，如“玉
树后庭花”在盛唐犹存是也。于《静女》注中又云，此盖秦火散佚之馀，学
者欲存三百篇之后，所谬混入也。虽孔子删诗之说现已知不可信，惟其解说
亦复新颖可喜。自言三世遵奉朱子之学，然及注经，“其所可疑者不敢回避”，
此种学者态度甚可佩服。余虽非经生，惟四书五经曾经读过，其中对于《诗
经》与《论语》一知半解，时常翻阅，得山本氏《新注》，亦颇有用处。前
日偶从东京得真下氏著溪愚山本章夫先生小传，见所载大樱黄鸡二图及著作
目录，因记寒斋所有诸书，由《动植正名》而归结到《诗经新注》，亦是奇
缘也。
□1943年
9月刊《古今》30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正仓院考古记序
不佞读大村西崖所著《正仓院志》，始知正仓院及其古物，心向往之，
此已是三十年前事矣。嗣于平子铎岭书中得见二三麈尾图，又在别处见开元
年款制墨影片，皆是正仓院藏物，令人惊且喜，此固是千馀年前古器物，第
其用不仅限于考古，实在可以说是读书常识之一部分，现今学子亦多应知道
者也。我辈谈墨上溯南唐，却亦无人见过，今明皇时墨实物尚存，且在沉香
亭赋诗之前，岂非奇珍，可开眼界。自读《世说新语》，莫不知有麈尾其物，
平常总以为形似拂子，然则王谢家风乃与禅和子无殊耶，正如古德执持现时
如意，争能搔背，都非考查旧物，不能知其本来面目，读书作画亦便处处障
碍也。
夫正仓院御物在日本为国宝，其重要意义所当别论，在异国之人立场自
未免稍异，不佞所最感兴味者，乃在于因诸遗物得以窥见中国过去文化之一
斑，而此种种名物在中国又多已无考，日本独尚有保存，千百年后足供后人
瞻仰赞叹，其为惠实大矣。若日本特殊文化，研究非易，泰西法勒耳翁辈虽
有论列，今未及问津，宁从盖阙。唯古称同种同文，则语本无根，泥古而不
通今，论学大忌，知或以与中国有关之资料为唯一证据，以为日本古文化即
是如此，斯则陷于大谬，无一是处，有如瞽人扪烛以为是日，不但按灭烛光，
抑且将灼其指矣。
傅芸子先生在日本京都讲学有年，特蒙便宜，得至奈良数次参观正仓院，
写成考古记一卷，将以问世，命写序文。傅先生倾倒其该博之学识与经验，
以成是书，记录考证，备极详明，辅以多数图象，有益于吾国学子者极大，
更奚俟不佞赘言，唯见著书主旨大段与鄙意相合，私心窃喜，因不辞固陋，
略述所见，用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廿九年九月三十日。
□1944年
11月刊《文史》1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序
梁盛志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治史学，又留学日本，专心于中日文化
交流史迹之研究，历有年所矣。近日更就文学方面，寻求两国相互之关系，
编为一书，携以相示，且属作序。余年来不写文章，又俗务繁冗，亦苦无暇，
唯读梁君之作，不禁有所感触，为书数行。梁君近若干年中始终致力于日本
文化之研究，过去无人注意日本文化，梁君孜孜为此，正是寂寞之工作，现
在几乎尽人皆言日本文化，粱君仍屹然守其故辙，此寂寞恐亦与前此不相下
也。
昔曾有言，在非亲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在亲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
气了。凡对于日本事情说真实话的，永远难免此难。余读国际文化振兴会征
文集中梁君之文，甚为梁君幸，但心中亦实颇为梁君危。梁君知日本颇深，
而意又甚诚，故所言悉从衷心发出，在现今中国人多以日本人口吻谈日本文
化之时，梁君独真率地发表其中国人的意见，其不被视为谤书者盖几希矣。
乃振兴会独有取焉，审查报告中且有人云，愿得闻诚实的苦言，胜于肤泛的
谀词，此不徒梁君之幸，若稍夸大言之，谓中日相知以至相和之机即基于此，
亦无不可。梁君本此精神，益勉力于交互绍介之工作，为两国造百年和好之
因，实为一大事，此书从文学上说明中日文化交流之事实，正是此工作之一
部分，今得早日出版，大可喜也。
余老而为吏，于文事日以疏远，但得见学问道上仍有安寂寞者矻矻工作，
实为大幸，故写此篇以应其需，若文章之芜杂，则固已审知之矣。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1944年
11月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