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024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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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这种“进而不纳”的情况，人们往往抱怨上司，说：“能遇上一个知人善用、从谏如流的上司就好了。”这几乎成了所有属下一种传统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愿意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考虑“进而不纳”的问题。
其实，新的思维模式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出路。
“移山倒海”的大师豪斯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他鞍前马后工作的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一扇老橡木做的门”，任何新鲜的意见都被毫无例外地拒之门外。威尔逊有才能，自负，所以对别人的意见往往瞧不起，要么不采纳，要么根本不予理睬。但是，有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例外，这个人就是他的助理豪斯。
豪斯有什么绝招呢？
豪斯自己说，有一次，他被单独召见，他明知总统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但还是尽自己所能，清楚明了地陈述了一种政治方案。因为他苦心研究过，自认为相当切实可行，所以说得理直气壮。然而他没有得到与其他同事不同的命运。威尔逊当即表示：“在我愿意听废话的时候，我会再次请你光临。”但是数天之后，在一次宴会上，豪斯很吃惊地听到威尔逊正在把他数天前的建议作为总统自己的见解公开发表！这件事，使豪斯大彻大悟，懂得了向总统贡献意见的最好方法：避免他人在场，悄悄把意见“移植”到总统的心中。开始，使总统不知不觉地感到兴趣，然后使这计划可以作为总统自己的“天才构思”而公之于众。最后，使总统坚定不移地相信是他本人想出了这个好主意。换句话说，不用强调某某计划是豪斯的主意，为了使一个好的计划被总统采纳，他得自愿牺牲“版权”，而把“版权”让给总统，并且是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转让。这样，他的计划就能顺利地被总统采纳。例如，1914年春季，豪斯奉命赴法国做外交上的接洽。出发前，威尔逊原则上同意了豪斯的计划，但态度相当谨慎，距离被正式批准还相当遥远。豪斯到巴黎后不久，寄回了他同法国外长的谈话记录。在谈话中，豪斯把自己想出的、经总统谨慎同意的计划，说成是“总统的创见”，并热烈赞扬说，这是“天才，勇气，先见之明”的表现。看了记录，威尔逊总统毫不犹豫地正式批准了这个计划。计划的实施，给两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豪斯为自己实际发挥的作用由衷地高兴。同时威尔逊总统也更加由衷地喜欢豪斯，对他更加倚重。但有一件事是永远心照不宣的：豪斯从来不表示某项计划是他想出来的。若干年后，豪斯说道：“我不愿意称那些计划是我的，并不仅仅出于讨总统喜欢。我的计划充其量是一棵树种，要长成参天大树必须有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只有总统才有这些条件。把树种变成大树的，公平地说，是总统。我只不过把种子移到了总统心中。”
在威尔逊执政期间，豪斯都采用这种简单而有效的“种子移植”的策略。然而他对威尔逊的影响，比当时成群的政治领袖加在一起都大。事后，人们方才窥见豪斯的秘诀，并称豪斯为“移山倒海”的大师。
后人开玩笑说，豪斯第一个发明了“思想试管婴儿”，威尔逊则是这次伟大试验的母体。
大智若愚的华西里也夫斯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由于受反常的“自我尊严”的驱使，变得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唯我独尊”的个性使他不能允许世界上有人比他高明。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大本营总参谋长朱可夫将军曾建议“放弃基辅城”，以免遭德军的“合围”。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但斯大林听不进去，当面骂朱可夫“胡说八道”，并一怒之下把朱可夫赶出大本营。不久，基辅果然遭德军合围，守城的红军精锐部队全军覆没。等到斯大林对朱可夫说“你是对的”时，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一度当了苏军大本营总参谋长的华西里也夫斯基，却往往能使斯大林不知不觉采纳他的正确的作战计划，从而发挥杰出作用。
华西里也夫斯基的进言策略比豪斯还要别致。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在斯大林与华西里也夫斯基谈天说地的“闲聊”中，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不经意”地“顺便”说说军事问题，既不郑重其事，也不头头是道。可是奇妙的是，等他走了以后，往往使斯大林想起一个好计划。过不了多久，斯大林在军事会议上陈述了这个计划。大家都惊讶斯大林的深谋远虑，纷纷称赞。斯大林自然十分高兴。再看看华西里也夫斯基本人，也与大家一样显得惊异，好像他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计划，并且也与众人一道表示赞叹折服。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想到这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主意，甚至斯大林本人也不这样想了。但是，上帝最清楚，统帅部实施的毕竟还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计划。
华西里也夫斯基也在军事会议上进言，但那方式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首先讲三条正确的意见，但口齿不清，用词不当，前后重复，没有条理，声音含混，因为他的座位通常靠近斯大林，所以只要使斯大林一个人明白他的意见就行了。接着他又画蛇添足地讲两条错误的意见。这会儿，他来了精神，条理清楚，声音宏亮，振振有词，必欲使这两条错误意见的全部荒谬性都昭然若揭才肯罢休。这往往使在场的人心惊胆颤。
等到斯大林定夺时，自然首先批判华西里也夫斯基那两条错误意见。斯大林往往批判得痛快淋漓，心情舒畅。接着，斯大林逐条逐句、清晰明白地阐述他的决策。他当然完全不像华西里也夫斯基那样词不达意，含混不清。但华西里也夫斯基心里明白，斯大林正在阐述他刚刚表达的那几点意见，当然是经过加工、润饰了的。不过，这时谁也不再追究斯大林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来，华西里也夫斯基的意见，也就因为已移植到斯大林心里，变成斯大林的东西，而付诸实施。事后，曾有人嘲讽华西里也夫斯基神经有毛病，是个“受虐狂”，每次不让斯大林痛骂一顿心里就不好受。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是笑而不答。只是有一次；他对过分嘲讽他的人回敬道：“我如果也像你一样聪明，一样正常，一样期望受到最高统帅的当面赞赏，那我的意见也就会像你的意见一样，被丢到茅坑里去了。我只想我的进言被采纳，我只想前线将士少流血，我只想我军打胜仗，我以为这比讨斯大林当面赞赏重要得多。”
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斯大林在军事上最倚重两个人：一个是军事天才朱可夫，一个就是华西里也夫斯基。有人甚至说，军事天才朱可夫之所以被斯大林倚重，从某种意义上看，正好与斯大林倚重大智若愚的华西里也夫斯基有关，因为倚重朱可夫，也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主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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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97
Title ：眨眼写作
Author ：世界
Issue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海外星云
Date ：1997。5
Nation ：
Translator ：
法国一名叫博迪的记者受病魔侵袭，导致半身不遂并丧失说话能力，但仍决心把自己的早已打好腹稿的作品写出来出版。他通过眨眼方式，向负责替他笔录的人员逐个字母背出自己的腹稿，由对方抄录成书。这本150页的著作已出版。
博迪在一年多前心脏病发作，四肢瘫痪，卧在医院病榻上，只有左眼可以活动，不过头脑依然清醒。他没有气馁，决心要把自己构思的作品《潜水衣与蝴蝶》出版。出版商派笔录员门迪宝协助他，每天花6小时笔录他的著述。
由于博迪已无法说话，只好靠眨动左眼与门迪宝沟通。门迪宝每次依顺序读出法语常用字母，让博迪组成词语，博迪每眨眼一次即表示字母正确，眨眼两次，则表示字母不合适。
博迪是靠记忆判断词语，这可能会出错，有时要滤去记忆中的多余词语。开始时由于两人未习惯这种沟通方式，故产生不少问题。
两人开始时每天花6小时默录词语，且每天只能录下一页，后来才增至三页。数月以后，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估计博迪为了这本书共眨左眼2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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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98
Title ：孩子们真实的声音
Author ：徐刚
Issue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中华读书报
Date ：1997。5。14
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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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1992年里约会议讲坛上的一个12岁的名叫塞文·苏佐克的加拿大女孩，她的行动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经常被忽略的最真实的声音是孩子们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总是被物质的喧嚣、各种各样的废话淹没。一旦塞文·苏佐克站到了世界首脑会议的讲坛上，便有了“感动全世界的发言”：
“我们是从加拿大来的一个4人小组，都是12岁到13岁的孩子。我们筹集了路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成年人，必须改变你们的方针和路线。
“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当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这绝不同于政治选举中的一场失败，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上的一次失利。在这里，我要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说话；在这里，我要为全世界饥饿的儿童说话，因为他们的哭泣没有人理睬；在这里，我要为地球上濒于灭绝的动物说话，因为它们已经没有藏身之地。我只是个孩子，但我知道如果将用于战争的钱用来解决环境问题，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塞文·苏佐克坦率地提醒听她发言的各国政府首脑说：“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参加会议，你们在为谁做事。你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中，有我们吗？要知道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将要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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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99
Title ：历史的见证
Author ：杨肇林
Issue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7。6。26
Nation ：
Translator ：
1997年7月1日，亿万华夏子孙翘首以盼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号称“日不落国”的米字旗在香港落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高高升起，伴随着它的还有灵飞生动的紫荆花旗。然而，这一天的来临，却历经了无数不平静的日日夜夜。
1978年，柯华出任驻英国大使，女王派遣羽饰金盔的武士，驾着宝马雕鞍迎接他到白金汉宫。这是晚清驻英使节所无法想象的。
香港给英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采取“长期利用，维持现状”的方针，才得以维系至今。这时，收回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已经提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上。作为驻英使节，柯华有责任了解英国朝野对于香港问题的动向，提供国内决策参考。英国认作“合法”依据的《江宁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续增条约》，特别是《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到1997年期满，英国不得不为自己利益忧虑了。英国有人写过一本关于香港的书《借来的地方与时间》，意识到“借来”的总要在限定时间里予以归还。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要求允许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30日的土地契约，实质上是想长期维持英国的管治。该要求遭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严辞拒绝。
柯华十分关注英国下院于1979年6月13日就麦理浩访问中国进行的辩论，英国外交大臣的发言表示着当时英国政府的态度：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麦理浩北京之行并不意味英国想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
7月5日，英国向中国递交了《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的备忘录》，并说中国可以不作答复。同样也是想让中国默认英国取消“新界”管治权的期限。中国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言辞作出答复：“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
1982年夏，柯华奉命回国述职。返英后，他和大使馆的同事们遵照中共中央港澳小组领导人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的指示，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像前首相麦克米伦、希思、卡拉汉，前津巴布韦总督索姆士勋爵（丘吉尔的女婿），怡和洋行董事长亨利·凯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长斯威尔兄弟、英之杰公司董事坦劳勋爵和一些政府部长、议员以及颇有影响的《卫报周报》、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示英国不应该坚持三项条约，应该无条件把香港归还中国，也没有理由要求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