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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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在接到琦善有关割让香港的奏报之时，拿起朱笔，批了：“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替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

结果，在二月初六，琦善被革职，锁拿来京，家产查抄归公。

在英国的一方面，帕麦斯顿于接到义律的报告之时，向女王维多利亚写信，说：“义律似乎把我们寄给他的训令完全搁在一边，于舰队行动获得完全成功之时，竟然同意了极不适当的条件。所索的赔款，远在被毁的鸦片价格之下，而且关于战事的费用、公行商人的欠款，一钱未得。我们明白训令了两位全权使臣，在华居住之不列颠臣民必须获得安全保障，他竟然丢开不提。我们又特别告诉了两位全权使臣，舟山＇群＇岛必须占领到全部赔款付清之时，而他竟然很匆忙地放弃了该岛，引人轻视。甚至香港虽割让，却仍须向中国缴纳捐税，那就不能算作不列颠女王的属地，而是如同澳门一样，仍旧是中国皇帝领土以内被皇帝容许的租借地而已。”

结果，英国内阁在阳历4月30日（闰三月初十）议决。不批准《穿鼻草约》，同时把义律革职，改任濮鼎查为全权使臣。

濮鼎查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香港。离开《穿鼻草约》签字之时，已经差不多有了七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期间，中、英两国之间又已发生了若干事件。

道光皇帝派奕山当“靖逆将军”，隆文与杨芳当参赞大臣，调集了川、湘、滇、黔的兵士一万多人，到广东“剿灭英夷”。他又派了裕谦当钦差大臣，祁塨当两广总督，接替琦善的两项要职。

义律看到广东战云密市，向琦善质问，不得要领，便在琦善被道光革职的前一天，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叫伯麦向虎门炮台进攻，打了两天，完全胜利。中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阵亡，湖南提督祥福落水而死，兵士死伤的有一千人左右，被俘与失踪的有两千人左右，大炮损失了一千多尊。英军只伤亡十四个人。

这时候，奕山与隆文尚未到达广州，杨芳已经来了。杨芳是对付过白莲教与张格尔的老将，对英国人却不敢打。

他在二月十一日向义律请求停战，义律准他停战三天。在停战期间，双方举行谈判，谈判得毫无结果（杨芳说，一切必须向朝廷请示）。于是，三天期满，英军又占领了广州近郊的一处炮台。这一次，杨芳一枪都不敢打，坐视英军为所欲为，又再度向义律请求停战。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双方不仅停战，而且恢复了通商。

奕山、隆文、祁塨在三月二十三日赶到。这三人恪遵道光的圣旨，积极准备进攻。在四月初一日的晚上，他们派兵袭击英军，英军就用枪炮向城内乱射，射了不到五天，奕山等人向义律求和。

义律叫他们：（一）拿出六百万元，（二）把军队撤离广州六十英里。奕山照办。

奕山在当天，四月初七日（5月27日）交出一百万元；到了第五天（5月31日），便已把全数六百万元交清，义律把英军、英舰撤出虎门，中、英贸易完全恢复。

奕山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还了英商六百万元，英军就撤出虎门，“奴才等”“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其后，奕山等又奏英国“并非有心干犯天朝”，“恳恩厚赦”。至于把一万多兵撤出广州，奕山不敢说是义律的条件，却说是城外土匪甚多，不得不开去镇压。

那时候，威胁广州的英军仅有两千三百九十五人。城外的老百姓组织“平英团”自动抗敌，在四月初十日一接触，就把英军杀得魂惊魄散，死伤很多（英方文件说二十余人；中国文件说一百余人）。

七天以后，广州三元里也发生了平英团击杀英国人的事。历史上称为“三元里事件”。

濮鼎查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澳门。七月初五，他率领二千五百一十九名英军官兵，乘坐十艘兵船、四艘汽船，向北开行，攻打厦门、定海。

三天以后，七月初八，义律与伯麦离开澳门，到印度去，由陆路回英国。

濮鼎查的行动，就清方来看，是不可解的。奕山已经出了六百万元偿清“商欠”，一切的贸易（包括鸦片）已经恢复。天朝与英人之间已无战争。

但是，就英方来说，《穿鼻草约》并未批准生效，“两国之间”的种种问题（包括对等外交）并未解决，战争状态依然存在。

濮鼎查所率领的英军，于七月初十与福建总督颜伯焘所率领的清军，在厦门交战，当天把厦门占领。四天以后，英军退出厦门，留下五百五十人守鼓浪屿，其余转向浙江。

浙江的定海，已于三月间被义律交还清方。濮鼎查在八月十二日进攻，于中秋日将它占领。

十一天以后，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镇海。坐守镇海的钦差大臣裕谦，于城陷之时自杀。

再过三天，宁渡入于英军之手。英军以宁渡为根据地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先后于十一月及十二月间，二度被英军占领。

濮鼎查本人在十二月中旬回到澳门，于次年正月间把商务总监的办公处搬去香港（他是“特命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宣布香港与定海两处为“自由港”，准许英国及各国商船来往，不收关税。

本来，义律已在道光二十一年春天宣布过香港为自由港，而且设官授职，标卖公地，把香港视作英国的土地而经营起来。

义律这样做，是因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英国政府会反对《穿鼻草约》，虽则道光皇帝的反对，他是知道的。

濮鼎查知道《穿鼻草约》已被拒绝批准，却仍然视香港为已经割给英国的地方，又把暂时占领的定海也看成与香港一样。

濮鼎查在香港住了四个多月，等候英国政府从印度增调兵力，前来远东。到了这一年（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他已经有了一万名以上英印官兵、二十五艘兵舰、十四艘汽船、九艘医疗船、若干艘运输船。他本人在这一天由香港出发。恰巧英军于同一天在吴淞口集合。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他认为，必须切断中国南北的交通，才能逼迫清廷接受英国的一切条件。镇江是运河与长江的交叉点；占了镇江，便好向清廷开谈判了。

集合在吴淞口的英军，有一部分已经在四月初九日于杭州将军的满兵猛烈抵抗之下，一度攻占了乍浦的。满兵于一百年来久已丧失朝气，居然在乍浦表现得很好。

英军到达吴淞口以后，在宝山打了一仗，然后占领上海城。其后，溯江而上，于六月十三日到达镇江。镇江有汉人兵士几千人，驻扎在离城五英里以外，并不迎战。倒是驻在城内的满军一千六百人。正如乍浦的满军一样，肯出死力抗敌。打了三个小时以后，镇江入于英军之手。

镇江对岸的扬州，住有不少盐商。他们凑齐了三十五万五千两纹银，送给在镇江的英军。英军还以为是瓜洲镇上的居民送来的，便丢下瓜洲不攻。

十六天以后（六月二十九日），英军的海军司令巴尔克乘坐军舰皋华丽号（H。M。S。Cornwallis），到达南京下关。两江总督牛鉴慌忙派人上船，表示欢迎。

又过了六天，有三千四百名英兵在南京城外的钟山集合，做出要攻城的姿态。

这时候，道光皇帝于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影响之下，已经派了耆英作钦差大臣，会同伊里布与牛鉴，对英国求和。作为和谈传话人的，是伊里布的一个老仆人张喜。张喜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之时，曾经代表过伊里布，将三个俘虏交还英方，颇得英人好感。

张喜与濮鼎查、译员马礼逊会面了好几次，把英方的条件探询清楚，报告耆英等人。耆英又加派江宁布政使兼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吉林副都统咸龄和濮鼎查及其随员商量条约的条文。

实际上，条文完全是英方拟定的，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地方。黄恩彤与咸龄争来争去，只是一些细微末节而已。

为了怕得罪英方，耆英与伊里布、牛鉴顾不得道光皇帝给他们所下“总以不见面为是”的谕旨，而接受濮鼎查的邀请，一齐到皋华丽号军舰上拜会濮鼎查。比起当年律劳卑勋爵之求见卢坤而不可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双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皋华丽号军舰上签字于一张所谓“万年和约”之上。这和约共有十三条，在历史上称为《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在这一天结束。

　《细说清朝》七五、《南京条约》

　签字于《南京条约》之上的，共有三人。作为“大清大皇帝”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宗室耆英”与“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远房皇族）伊里布”。（牛鉴不仅未能列名于条约之上，而且不久就被革职拿问。）作为“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等处将军，世袭男爵濮鼎查”。（其实濮鼎查并非男爵，只是一个武士阶级的爵士，是翻译的人弄错了。）

这《南京条约》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外关系历史上第一次不平等条约；在英国人看来，却是“以条约形式确定了民族平等”的文件。英国不再被视作朝贡藩邦，而且加了一个“大”字，叫做“大英”，以与“大清”平行。条约原文遇到“大英”两字，也正如“大清”两字一样，抬头另起一行，高出一格书写。遇到“大清大皇帝”及“大英伊尔兰君主”，均高出两格书写。

条约一共写了四份，中、英文各有正副两份。在中文的两份上，耆英与伊里布的名字放在前面；在英文的两份上，濮鼎查的名字放在前面。

条文中特别规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皆用平行照会。

从此，像义律之一再被迫向地方官上禀帖，而且常常要经由公行商人转递的事，不会再有。

但是，区区的英国领事官，也取得了与中国各省督抚大员互行照会的资格。英国人自己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英国领事是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的。

就条约的内容，这《南京条约》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割一个香港给英国，英国割了什幺岛给中国？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同时又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中国人能够在英国哪几个港口，享受同样的权利？

全部《南京条约》十三条，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中国的义务。

英国有权在五个港口驻扎一艘兵船，英国有权与中国议定中国关税的“则例”，中国有义务偿还“商欠”，赔出“战费”，中国有义务补给所毁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原价”。

“商欠”是华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贷本利，原为两国商人间的私事，却要中国政府代还，数目是三百万元（墨币）。

战费，是英国政府自己要兴师动众而花的钱。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外侮，也何尝没有花了很多？然而中国活该，为什么镇江一失，便慌忙求和于几千个英国兵与印度兵的威胁之下？赔了一千二百万元。

鸦片的“原价”是六百万。

商欠、战费与鸦片原价三项加起来：二千一百万。

在这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总算英国人把扬州盐商的三十五万五千两扣除了。折合五十万元。上海居民曾经答应送五十万元给英军，在条约签字以后缴了，也被扣除。

奕山在广州于义律兵临城下之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曾经交给义律六百万元。英国人称这项赔款为“广州赎城费”，不肯从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扣除。因此，中国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万元，而是二千七百万元。

英国的历史家曾经细细地算了一下，说英国政府在商欠、战费、鸦片原价三个项目之中无钱可赚，所赚的正是这“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

中国的政府与人民，在当时虽已很穷，却颇能担负得起这前后所出的二千七百万元之数。一船一船的银子，自中国运去伦敦。伦敦的造币厂加工铸制（银质的）英镑与印币卢比，除了分别还清商家与归垫英属印度政府以外，把剩下的相等于六百万元墨币的银子，存入国库。

堂堂“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总算发了一笔小财，但英国已是充分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本人并不直接管钱。存钱用钱，均是那个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之事。

内阁的外务大臣，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阳历9月起，已不是那号称“魔鬼之子”的帕麦斯顿勋爵，而是阿波儿丁勋爵。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进行“不名誉的战争”，上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