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本是道-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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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认亲仪式。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了。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次来请，事实上已经三认其错，何况，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悸情理了。于是，她转而劝父亲道：“就依了老人家吧。过分的铺排没有必要，可以找安静点的地方……”话还未讲完，表舅马上接过来说：“要得！要得！就在我家可好？”父亲素来敬重患难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点头答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建国西路懿园表舅家去见外祖父。那天，父亲特意穿上当年在天津孙公馆做家庭教师时穿的旧长衫，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闪光的丝绸裤褂，恰成鲜明对比，新旧贵贱悬殊，显得极不协调。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就去问父亲，他不回答，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家，莫问！”后来一想，父亲这样做，或许是借此表明自己“宠辱不惊”的心志吧、
翁婿相认，外祖父给父亲送了见面礼，父亲给外祖父磕了头。仅此而已，事后各走各的路，彼此很少往来。要说父亲排斥富贵，倒也不是。那些于危难中帮助过父亲的人，像三姨经仪、六姨经楼、八姨经华、十五姨经信，父亲总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在一起时，父亲常陪她们看戏、打牌，给他们讲新写好的小说情节，请她们吃自己烧的拿手好菜，就跟亲兄妹一般。数十年人间沧桑，听说诸姨大多数漂泊海外，假如你们有机会读到甥儿写的这篇小文，当会亲切地忆及父亲吧？
十、峨眉采秀青城探幽
《蜀山》的读者，常常津津乐道于书中的写景造境，什么冰峰雪崩的“月儿岛”啦，变幻多姿的“静琼谷”啦，奇花竟放的“绣琼原”啦，诸如此类的景物描写，在他们心头似乎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或问：还珠楼主笔底烟云染自何方呢？这里且述其要。
登山，是父亲青少年时代一大乐事。雄伟高大的泰山，奇拔险峻的华山，绵延千里的祁连山，横列如屏的点苍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山，则莫过于峨眉，青城了。
这两座天下名山，早在父亲七岁那年，祖父就带他上去过。以后又爬过多次，父亲在笔记中曾反复提及“三上峨眉，四登青城”之事。他能够做成这番“业绩”，还多亏了王二爷哩。
王二爷和我们家是干亲。这位秀才一肚子的诗书，却终于未能发达。一九一二年，曾祖母辞世锦里，祖父带着当时只有十岁的父亲前往奔丧，离去时把他留下给曾祖父“宽心”，这样王二爷便做了父亲的家庭教师。
王二爷很推崇陆游“功夫在诗外”的主张，反对整天闭门读书。他经常鼓励父亲“须行千里路”，并兴致勃勃地带父亲去爬山。
在父亲心目中，王二爷不仅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导师，而且是一位最佳“导游”。对峨眉、青城的一寺一洞，乃至一木一石，都非常熟悉。攀峨眉，何处可望日出云海，何处可观奇花异卉，何处可赏朗月飞流，何处可沐林岚雾雨；上青城，何处览胜最尽人意，何处探幽最饶野趣，何处驻足最富仙气……他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说道起来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引导下采秀探幽，父亲才逐渐熟悉了峨眉。青城的真面目。
那王二爷“导游”，还特别注意对人文景观的介绍、讲解。峨眉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青城亦有“天下第五名山”之誉，古迹名胜极多。每到一处，王二爷都有一段“龙门阵”摆出来给父亲听：“遇仙寺”内，他讲述一求仙者得到仙人帮助，乘其所赠竹杖，化龙返回乡里的奇遇；“白龙洞”前，他叙说那白娘子苦心孤诣，修炼千年，而终于得道的经历；“麻姑池”畔，他描绘绝代美丽的仙女麻姑，自天外飘然而降，临池浴丹的情景……就这样，一个绘声绘色地“摆”，一个凝神屏息地听，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附着于自然景物之上，令秀者愈秀，幽者愈幽，险者愈险，奇者愈奇，真是触处成趣，无一不妙了。
早年在峨眉山上，王二爷还结识了好多和尚、道士，后来携父亲上山，就一一为他引见。其中，父亲最佩服的是仙峰禅院里的一个和尚，他有一身好功夫，能挥掌碎石，踢腿断木，随意吐口口水，便可将硬纸板射穿。父亲的气功，就曾得到他的指点。自然，那里的环境也是极其诱人的。禅院背负危崖，远离尘寰，深邃幽寂，清凉宜人，且有花开如白鸽展翅之鸽子树可供观赏，有活蹦乱跳前来讨食之猴群可供挑逗，是父亲最欢喜的去处。在这两座大山的怀抱里，父亲搜寻着，探访着，采撷着，终于有一天，把他从这里得到的全部收获载上想象的翅膀，于是，读者便读到了《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世道沧桑，人的乐趣也不会一成不变。成家之后，父亲的兴致由青山绿水转向樽俎庖厨，这或许是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十一、美食之家其乐融融
一九三三年，父亲编的京剧《酒丐》（即台湾影片《大醉侠》所本），由名丑叶盛章演出，剧中酒保那串“报菜单”的“贯口”，激起满堂掌声和彩声。演出成功后，叶先生对父亲说：“绝了！您是吃家，我得请请您。”
的确，父亲是“吃家”。一只烧鸡，他一尝，就能尝出主料是柴鸡还是油鸡；一盘烤肉，他一品，就能品出燃柴是果木还是松木。事实上，他不仅会吃，而且善做。1956年，戏剧家阿甲在北京西单峨眉酒家宴请同好，父亲也在座。一道鱼香猪肝端上来，父亲望了一眼，就说：“火候不够，我来试试。”说罢，径奔后面厨房。那峨眉酒家由上海来京时，王经理曾请父亲题写匾额，彼此熟识，也就听任他越沮代庖了。不料一比较，后者在色、香、味诸方面竟大大超过前者。技惊四座，大家啧啧称奇道妙。他们哪里知道，父亲结缘厨事业已二十余载了。
古语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父亲的婚姻总算得到了圆满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饮食问题了。父亲想，自己娶的毕竟是一位“千金小姐”呀，饮食上可不能大委屈她了。尽管母亲并没有要求什么，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向她“日进美食”。
起初，父亲收入不多，又不懂烹调，只能参照《菜谱》，把那些极普通的菜物，尽量做得可口些。待到他从中悟出一些通则，才不再依“本”炮制，而敢于在“调和鼎鼐”中花样翻新了。母亲曾跟我们说起父亲烧豆腐的情景。那时他最善于做这种经济实惠的菜肴了，什么“家常豆腐”、“捎子豆腐”、“麻婆豆腐”、“朱砂豆腐”、“葱油豆腐”，一天换一个样，叫人总吃不厌。难怪京剧《酒丐》中酒保“报”的那张菜单上，有好几十种“豆腐”呢。
父亲后来成了名，有了可观的收入，做菜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悠闲自得地在家中做些吃食，和亲人一道品品口味，是他在紧张笔耕之余的一大嗜好。他又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他总愿下厨房露两手，以博得高朋赞许为快。我们家几度迁徙，从北京到上海，到苏州，再回到北京，处处都有一些亲友来家中“打牙祭”。见面一声：“又流口水了！”父亲便热情地张罗起来。我们小时候最盼望两件事：一是父亲停笔；一是宾客临门。因为我们又可以吃到美味佳肴了。
父亲对烹调的自觉追求，是他到上海以后的事。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饮食派别：新雅菜馆的粤菜，取材广泛，花色新异；梅龙镇酒家的川菜，调味讲究，浓而入味；上海老饭店的沪菜，汤卤醇厚，咸淡适口；老正兴的锡菜，新鲜脆嫩，味浓带甜；老半斋的扬菜，选料精美，刀工细致……在品尝诸家拿手好菜并加以比较之后，父亲愈发感觉到中国烹调作为一门“艺术”的美妙。一九四六年夏，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忙里偷闲，以一个美食家的口味和眼光，一个厨师的感受和体验，编出《名菜谱》，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他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烹调术的理论专著，可惜时间不允许，否则，他完全有可能对此作出融会贯通的阐释的。
父亲作为家里的“掌勺人”，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也“熏”陶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会炒几个菜，特别是五妹观淑、六弟观洪，他们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厨师不分轩轻。前几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举行家宴，还请观淑去主厨呢。
十二、停笔辍耕姑苏教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小说暂停出版，大半辈子埋头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点“家学”。
父亲执教很热心，可是他教的东西大杂，举凡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京昆皮黄，天文地理，乃至饮食游戏，无一不教、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教起来又没有章法，碰上什么讲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了，才渐渐品出其中“味道”。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声回答：“咸上加咸齁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强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所长。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处，甚至可以骑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一天中午，他忽然戴着红领巾回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子订有“协议”：何时观鼎入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的当儿，跳上去把它撑走了。本想玩一会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色已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这种“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做好挨打的准备。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