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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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运动”以后，经过了种种困难，“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顿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家庭啦，社会啦，国家啦，世界啦，都变为充实自己学问发展自己能力的材料”。“四、计画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后，又经过种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致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又如群众的运动在某种时候虽属必要，但决不可轻动。不合时机，不要组织，没有计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四端”之后，“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二种觉悟，于此又分五端”：一是“自动的求学”。二是“自己料理自己的行为”：不要人家管理，自己自治；自定管理规则，自己遵守。三是，“平等及劳动的观念”：“学生要与工役及其他知识低于自己的人讲求平等”。“近人盛倡勤工俭学，主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我意校中工作，学生可以自为。成天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凡吃饭不做事专门暴殄天物的人，是吾们所最反对的。脱尔斯太主张泛劳动主义，他自制衣履，自作农工，反对太严格的分工。吾愿学生于此加以注意”。四是“注意美的享乐”：“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以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五是“社会服务”：“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遍知识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调查社会情况”，都是好事，甚为要紧。“吾国没有统计，以至诸事无从根据计划。要讲平民主义，要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宜从各种细小的调查做起”。“此次北方旱灾”饥民三千万，北京学生联合会10人一组通过调查，将文字图片公之于世，“乃能引起同情”。蔡元培对当时学生要求参与学校教务会议和废除考试二事，不表赞同。最后说：“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有计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极力支持，并应聘为名誉校董。收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欢喜得了不得”！立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5卷第1期。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后，蔡元培曾迅即进行营救，联合几位知名人士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保释。何得电后，即将杨枪杀，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1936年下半年，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发展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书。毛泽东于9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信的开头即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信尾这样动情地说道：“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蔡元培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民主人士，“九一八”后，坚决主张抗日。为反对屠杀和营救革命志士，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9年居香港时，曾仔细阅读《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 1940年2月间，由毛泽东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都被推为名誉主席团。同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特向其家属致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1962年春，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陈毅特领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三本入门书（1）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书籍引导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他同斯诺谈起过。他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也说：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 不同时间向不同对象的这两次讲话，都说到了这三本书对自己的影响，可见这影响是很深的。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是这一著作第一个中文译本。初版只印1000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笔者在山东广饶县见到过“海内孤本”，封面“共产党”印成“共党产”）当时中国翻译界的经验还不多，这个译本的译文并不理想，后来它被新的译本取代了。可是它最早把这一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这一功绩是不可没的。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恽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 爱尔福特纲领 〉解说》，武汉利群书社1921年1月出版的。现在的读者一听到说考茨基这人，很容易想到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本著作，就想到这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的著作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其实，考茨基早年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深受列宁本人的推重。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把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并列，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①，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在反驳司徒卢威的时候，强调了他自己同考茨基并无意见分歧②。”就说考茨基在1891年起草的这《爱尔福特纲领》吧，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部著作中，阐述《火星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就向读者推荐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3｝。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毛泽东起了启蒙的作用。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年。作者说成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叙述社会主义的主要历史，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概括解释和批评。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辟司承认自己是从费边社和工党的观点立论的。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蔡元培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蔡序中说：“克（柯）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④ 蔡元培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很确切的。例如书中说：“从现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① 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② 简单地说，他们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大体上就是今日英国工党的主张。 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等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映“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国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关于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但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书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固定的教义，而是从一种极大的又没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发生的一种运动。“所以社会主义是活泼的，是能够随时变化的”。这个见解倒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主义史》是在我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虽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露骨的攻击，但在当年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眼界，仍不失为一本启蒙性的读物。毛泽东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三本入门书（2）
1920年，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年5月1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才标志着这个刊物明显地转向社会主义，7月出版的八卷一号起，该刊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这期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著作，还只有很少几种。 毛泽东关于读这三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三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他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三本书不可能都读过，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根据罗章龙的回忆①，1920年3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马克思和试译《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等。罗章龙是德语系的学生，任德文翻译组长。此事很受蔡元培的重视。“前后规划有20种，陆续译成付印”。罗章龙说：“《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