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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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独服曾文正”（4）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① 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位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嘲讽过他，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过是把《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并且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关于曾国藩的治军打仗，非本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介绍两个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曾国藩治军以“禁骚扰以安民”为第一义，列于《劝戒营官四条》的第一条。《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有曾的这样一段话：“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曾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长500余字，表示了他何等重视军民关系：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另一个例子是，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① 曾国藩遵从戚继光的遗教：“练兵之要，首在练将”，而“练将”首在具有“忠义血性”之“将德”，这样，“才堪治兵”、“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方能相从并得，驭兵制胜。他认为带勇之人要懂得谋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书本，不因循旧法，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并撰写通俗的《陆军得胜歌》等，使这些原则将喻兵晓。湘军攻陷南京时，兵员最多不过十余万人，而太平军人数最多时达五十多万人。 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明他一开始战争生涯，就极端重视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当然在本质上，重视军民关系与重视人的因素，曾国藩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发，他杀人如麻，从不手软，自称“勿以杀人多为悔”，却又侈谈佛祖慈悲。所谓“爱民”，也不过是“理学家”的一种虚伪而已。但作为治军之道，曾国藩显然比他的后辈私淑弟子蒋介石要高明得多。 这里只是就现在笔者手边的一些资料，从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道，勤俭刻苦，文章气象，直到带兵打仗，等等，以说明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就为何“独服曾文正”这一点作些说明。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以文会友（1）…（图）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那时，第一师范每个学生每周作文一篇，各班将每次作文最好的几篇送交全校的一个教员委员会去评选，最后选出3篇、4篇或5篇作为模范，陈列在大阅览室的镜框里，供全校学生阅览。毛泽东的作文不止一次获得这种荣誉。他也以很大的热情阅读这里陈列的别人的作文。这也是一种见识和才智的交流。以文会友，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良好士风。毛因此同常有作文入选的同学萧子升交上了朋友。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他的弟弟萧子暲（又名植藩，就是诗人萧三）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的同学。萧家就是湖南湘乡人，距韶山不过30公里，可说是小同乡了。萧子升年纪跟毛泽东相若，但入学较早，为第一师范第三班学生，比第八班的毛泽东要高三个年级，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言行学理学家的主敬，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与陈昌、熊光楚同级，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3人常去杨寓聆教；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比毛泽东还要早些。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出众，是杨昌济第一个得意门生，老师还曾经有意将爱女许之，由于他早已成婚未果。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被推举为总干事，后来，学会会员成批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在校时，毛常常看到萧子升被展出的作文，很愿意同他结识。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相遇了，毛面带笑容地在萧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萧回答说：“当然，欢迎你来。”由于毛泽东常常一清早到教室中大声朗读古文，已引起萧的注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外散步去了，教室里就只有这两个约会的同学。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关于彼此家乡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谈论的主要是学校的课程、教员等等，说得都很坦率。比如，他们都不喜欢体育教员，因为这几位教员常常打牌到深夜，早晨起不来，因而就缺课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写出了他对体育教员的不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运动而已。” 这以后，这两位同学时有接触，看作文本，一起散步交谈，作诗唱和联句。萧回忆说：“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