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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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主要记述他这方面的功罪。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爱之以其道”，教子有方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深受这种影响，一时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现在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思想资料，就此作些说明。 那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请看梁启超怎样评论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① “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②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从毛当时的听课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讲堂录》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三河兵败，弟弟曾国华战死之后不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除了报告清廷对国华的优恤和介绍战局之外，信中还有这样一段｛1｝：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 信中说的，就是这《圣哲画像记》。文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韩文、庄子嗜之成癖。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于清朝大儒，特宗顾炎武与王念孙。其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商之严整；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事交游，师友极多，大都学识兼备，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于桐城，且工诗词，论者多谓曾氏散文堪称清代一流大家。王船山的进步爱国思想大彰于世，同他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分不开。 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独服曾文正”（2）
除开师法这些人物外，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也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渐悔。”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推崇笔力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壬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十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① 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错了。不过，后来对学校功课过多仍力加非议。 曾国藩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家书》各种版本，在旧社会极为流行。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同前书，第367页）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第382页）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第527页） 曾文正八本：“（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第662页）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有曾氏影响。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然自馁也。”（第1328页）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显然是把这些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后来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讲堂录》里还注意到了曾国藩的日记。例如庚申九月日记：“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浅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毛在这些话的下面作了一点发挥。“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独服曾文正”（3）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