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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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禩、允禟等大案中，无不顺藤摸瓜，肆意株连，且往往抄没家产，弄得人人提心吊胆，以致当年遗恨难平。　　　　
　　　　其次，打击“科甲朋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往往结成师生关系，常有互相包庇之事。河南总督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并不尊重科甲出身官员，于雍正三年（1725年）接连参奏属下官员黄振国、张玢、邵言纶、汪四人，这四人恰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次年，李绂由广西调为直隶总督，路过河南，面责田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回京后即参奏田文镜。田文镜则反奏李绂也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包庇同年。雍正接到田文镜奏折后，即怀疑李绂等人是“科甲朋党”，将李降调为奉天府尹。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102～105页。不久，谢济世又参劾田文镜，雍正说他“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后来谢济世承认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所为。雍正得知后，认为科甲朋党不得了，毅然将李绂、蔡珽逮捕入狱，并开始有计划打击科甲出身官员，甚至连历来由科甲出身担任的给事中、御史和吏部司官，规定不必如此限制，而师生做官一地则要回避。结果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威信扫地。《清史列传？李绂传》，卷15。此外，雍正还利用文字狱来打击知识分子结党。如汪景祺写了《西征随笔》，其中有“功臣不可为论”，被认为是替年羹尧翻案。钱名世赋诗要为年羹尧树平藏碑，于是成了“名教罪人”。陆生楠写《通鉴论》，主张分封制，罪行是“党援诸王”。查嗣庭出试题，“维民所止”，被认为意在砍雍正之头。曾静、张熙游说岳钟琪谋反，目的在于“反清排满”，追究结果，却是受诸阿哥党羽的迷惑。雍正打击科甲朋党和大兴文字狱，严惩官吏和知识分子，不准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而且处分极其严厉，不仅案犯本人被处死，又株连其家属。曾静反清思想是因为读吕留良著作而产生，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被斩首。此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给予功臣家为奴。致使清政府与科甲官员的关系极度紧张，矛盾长期不得解决。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新政方针（1）

　　　　新皇帝乾隆从雍正逝世之日起，就毅然决然地改弦易辙，转变大政方针。主要就是针对其父的严刻政治，改行宽大政治，以化解矛盾，收拾人心，巩固大清江山一统。他认为雍正逝世是一个难逢的契机，但从感情上不想立即伤害雍正，从策略上又不愿让人觉察到国家有什么不安定的征兆。于是他巧妙地把改变施政方针的主动权交给了已经瞑目的雍正。在八月二十七日宣布的大行皇帝遗诏中，提出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原文中曰：　　　　
　　　　至于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出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清世宗实录》，卷159，22页。　　　　
　　　　在遗诏里，乾隆很巧妙地把雍正朝政治严刻的原因归罪于各级官员，而把转变指导方针的必要性解释为是“皇考遗训”，为他自己更改先父政治找到了最合法最无懈可击的理由。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标榜自己敬天法祖，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人习惯于墨守成规，乾隆这样做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以顺利实现政策的过渡的。　　　　
　　　　再说，乾隆所宣布的“皇考遗训”也不完全是强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为皇子四十余年，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斗争的急流险滩，为人精明无比，他推行严明之政，驭下过刻，自己并非毫无察觉。雍正六年（1728年）就发生过一次令他震惊的“布兰泰事件”。雍正听属下反映江西巡抚布兰泰执政过于刻薄，就找机会当面询问缘由，布兰泰回答说“臣在江西所办事件，往往从重从严，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蒋良骐：《东华录》，卷29，487页。。布兰泰的话表明：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清代独裁体制中，官场作风普遍迎合，说假话，颠倒黑白，假公济私，栽赃陷害。明明皇帝施政严厉，做大臣的只能投其所好，比皇帝更严刻对待下属和百姓。布兰泰若说“严刻出自皇上”是很符合实际的，可惜他不敢说，因为说了就要掉脑袋。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在他自己看来很得体，给皇帝一个争取人心的机会。岂料结果令雍正听了“心中战栗，不觉汗流浃背”。因为施政不论宽严都有限度，现在官吏仍故意从严从重办事，以待皇帝折中，而做皇帝的日理万机，哪能时时小心，一一看出改正。何况大臣们又没有事先声明何事办得过严，需要劳驾皇帝出面干预。再说地方官所办之事，并非都要奏请皇帝，因此毫无补救灵丹妙药，后果仍然要归咎皇帝。这时的雍正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将布兰泰革职法办，以儆来者。　　　　
　　　　在此之前，如雍正八年（1730年），处于病重之中的雍正帝在曾经宣布的“遗诏大意”已经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但他心里明白，与康熙的“政尚宽仁”不同，他实行的是“严明”之政。《清史稿？世宗本纪论》，卷9。至此到了晚年，政令从严的这支令箭早已发出，立刻明目张胆收回，势必造成政治混乱，所以只可潜移默化，徐图进取，有待来日。无奈他寿命不长，改弦更张的任务只能由他的继承人乾隆来完成了。　　　　
　　　　乾隆是个有心人，尤其是未当皇帝之前已饱读经书，博涉历史，对过去治乱兴衰颇有了解。二十五岁当皇帝，又目睹康熙、雍正两朝政治得失，绝非等闲之辈。他即位伊始就看出皇祖康熙当政，正值国家经历四十年战争结束之际，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野荒芜，人口锐减，百业凋零，满目疮痍，万民瞩目，这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笼络士民之心，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大力推行宽松仁慈的政治，所谓“非遍覆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当然，由于执法不严，各级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大肆贪污，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之谣。“东海”指大学士徐乾学，“淡人”指内阁学士高士奇。康熙明知故问，对大臣们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昭梿：《啸亭杂录》，卷1，《优容大臣》。结果不过将二人免职了事。康熙还说，即使号称“清官”之人，也未必都那么廉洁，“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多事不如少事。”《清圣祖实录》，卷245，17、26页。说明这位大清圣祖尽管对臣下不法行为如此了如指掌，仍采取驭下宜宽不宜严的态度，以换取他们对清政府的效忠尽力。可是拖到了康熙晚年已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的形势了。于是雍正看到“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按照正常的逻辑推论下去，应该说这是必要的或取得了何等显著的效果，然而乾隆继续说的却是雍正帝属下官吏误解了其中原意，以为目的在于严厉，加上执行中奉行不善，以致造成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这就把问题揭示出来了，但又不损害雍正的形象。　　　　
　　　　事实也正是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讲康熙的“宽仁”政治和雍正的“严明”政治，都是为这位刚即位的皇帝颁布新政作陪衬。而乾隆的新政，既不宽大无边，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的宗旨是“宽严相济”，走“中”或“折中”之道。乾隆初政的“宽严相济”与“中”及“折中”之道是一个意思。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新政方针（2）

　　　　论背景，乾隆的宽严相济之政出台，也有他自己的实践感受。他刚一即位借宣布“皇考遗诏”的机会，提出了“宽大”的施政方针，可是一经实行便出了偏差。即位仅一个多月，乾隆就要阐述他的施政方针本意。他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兢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　　　　
　　　　这里把新政宽严相济的本意说得很明白，但乾隆仍有不放心之处，进而发出严厉警告说，“经世理物”，贵在君臣上下孜孜不倦，互勉互励，“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然后“政和事理”，这样才可以使“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这也是诸臣赞助之功；如果不能这样，恐怕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这就不仅是臣工之不幸，亦是天下之不幸，更是“朕之不幸”。为防止将来之流弊，期于共相勉勖。《清高宗实录》，卷4，29～31页。　　　　
　　　　此后仍然继续因宽大无边而出现了新政得不到有力推行的问题。乾隆元年三月十一日，不得不再次重复说明他的大政方针本意。乾隆这次以“训饬诸臣纵弛”，对总理事务王、大臣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他列举即位以来，为了消除雍正时期的“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误以为他的意思就在一个“宽”字，遂相互只知纵弛，如盗贼赌博之类也露端倪，而天津一带盐枭，纠合多人，肆行无忌，亏得总督李卫明晓政体，捉拿归案，免除了为害地方。又如宽赋一事，诸臣动辄以关税为例，不知关税正额，本无害于商民，为害者乃胥吏之额外诛求，唯正之供，不可妄减。他指出，如大违雍正及他的本意，“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其扰害，风俗渐就浇漓”，有鉴于此，恳切告诫，“继自今务去偏私之锢习，各以大中之道，佐朕办理天下事务，永底平康之治”《清高宗实录》，卷14，21～23页。。之后仍有偏宽的倾向，乾隆也为此而谈“折中”之道《清高宗实录》，卷19，17页。，但新政的方针至此基本定型。


初政布新消除严苛：释放政敌（1）

　　　　乾隆即位以后，为实施“去严从宽”，特以纠正前朝遗留的政治隐患为己任。他有恃无恐，敢用快刀斩乱麻的气魄，在最短时间内，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求君臣一心，共同维护大清王朝的立国根基。乾隆头脑非常清楚，其父执政期间，严酷镇压允禩集团，杀戮年羹尧、隆科多，株连甚众；又大兴文字狱，迫害文人学士；整顿吏治，惩治官员，冤枉者也不少；遗留下数不清的政治案件需要重新审理。在这些重大案件中，必须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处理过严过重的为突破口，以扭转全局，在政治上开拓出崭新面貌。　　　　
　　　　对允禩集团的惩处曾是雍正朝特大要案，重新审理这一案件，可以化解皇族内部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