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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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制止了混乱局势。熊廷弼采取以守为主的战略，集中兵力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镇江诸堡，“小警自御，大警互援。更选精锐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稳住了明朝的辽东防线。然而，不了解前线情况的许多明朝官僚指责熊廷弼怯战无为，由袁应泰取代熊廷弼，努尔哈赤遂于天命六年（1621年）发兵攻占沈阳和辽阳。明辽东防线崩溃，熊廷弼复出为辽东经略，明朝同时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当时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攻，明政府支持王化贞，委以兵权。努尔哈赤利用明朝经略、巡抚不和的战机，于1622年进攻广宁（今辽宁北镇）。王化贞仓皇出逃，熊廷弼手中无兵，与王化贞一起退守山海关，二人因战败被明朝处死。《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为著名的明朝抗清将领。史书说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袁崇焕的籍贯有二说，《明史》本传谓为东莞人，但据明人所著有关袁崇焕传记，说他是广西藤县人。详见阎崇年：《蒸步集》、《袁崇焕籍贯考》。。广宁失守后，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单骑出关考察形势，他的家人和同僚都以为袁主事丢了。他从关外回京后出言掷地有声：“予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他被破格提拔为宁前兵备道，修筑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等城，构成辽西防线。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被袁崇焕击退，取得明军前所未有的胜利。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再次率军攻打宁远、锦州，又被袁崇焕所部打败。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进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2）
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前，死于战场的明朝官员还有总兵赵率教、满桂、王廷臣、曹变蛟，巡抚邱民仰，宣大总督卢象升，兵部尚书刘之纶等人。熊廷弼、袁崇焕二人为明朝杰出军事将领，对明朝忠贞不渝，竟死于明朝人之手，连乾隆都表示令人痛惜。他说，曾阅读熊廷弼在狱中所上奏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句，读到此处，他非常感动，“为之动心欲泪”，如此忠烈的大臣竟被处以极刑，“明欲不亡得乎”《清高宗实录》，卷1021，2页。。乾隆赞叹熊廷弼的忠心，意在说明，明朝皇帝不辨忠奸，自毁长城，昏庸无能到了此种地步，是不值得后人留恋的。
死于清入关后为捍卫南明政权而献身的明朝官员，著名人物有史可法、余应柱、钱肃乐、张名振、刘宗周、张煌言、黄道周、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等。其中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三人事迹尤为感人。
史可法，河南祥符人，崇祯进士。他青年时代受东林党人的影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立志以身报国，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攻进北京，他打算北上勤王，幻想与清朝合作讨伐李自成。明亡后，在南京的明朝官僚准备另组政权时，史可法坚决反对腐朽透顶的朱由崧当皇帝，说朱由崧有七不可为帝，“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明史？史可法传》，卷274。。马士英凭借武力拥立朱由崧为帝，他被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江北，负责守卫淮扬地区。江北地区驻有原明朝军队几十万，由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四总兵指挥，号称“江北四镇”。顺治二年（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进攻淮扬地区时，屯兵武汉的明宁乡侯左良玉趁火打劫，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驱逐掌握朝政的马士英。江北的南明军队被调回江南打内战，史可法势单力孤退守扬州。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义正词严答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徐鼐：《小腆纪传？弘光纪》，卷1。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后，连尸体都没有保留下来，其家人把他的衣帽埋在城外的梅花岭上作为衣冠冢。迄今墓仍在。
刘宗周，浙江绍兴人，天启元年（1621年）为仪制主事，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刘宗周上疏弹劾魏忠贤倚势横行，“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正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熹宗根本不听，他反被革职还乡。清军入关后，他与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主张抗击清军。多铎挥军攻下南京和杭州等地后，刘宗周心情极度悲痛，说：“北都之变（即北京）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者，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即南京）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不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即浙江）又陷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也？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犹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明史？刘宗周传》，卷255。决心以身殉国。他祭拜祖先坟墓后即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刘宗周回家后，绝食一连二十六天没死，又绝水十三天，死时年六十八岁。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进士，官左中允。明人说他刚直不阿，卓绝伦表。黄道周因上疏直言，触怒崇祯帝，被充军广西，并终身不赦。他先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礼部尚书，后来又参与建立唐王政权，主张抵抗清军。唐王政权由大军阀郑芝龙控制，郑芝龙不仅不主动进攻清军，收复失地，还暗中勾搭清军准备投降。黄道周请求赴江西募兵，组织起一支九千人的军队进攻清军，结果战败被俘。他被押往南京，经过东华门时，黄道周坐在地上说：“此与高皇帝（即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明史？黄道周传》，卷255。，坦然就义。
乾隆很敬佩史可法、刘宗周和黄道周等人的大无畏气概，称：“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清高宗实录》，卷996，17~18页。给予如此之高度评价，连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敢想象的。
乾隆提到应该褒奖的明朝官员还有：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之人；不甘国破在家自杀之人；抛弃妻子田园为明朝复国流离颠沛之人；至死不肯到清朝当官之人。在乾隆看来，牺牲战场者算是“舍生取义”，能保持臣节者可称“疾风劲草”，他表示要抛弃前嫌，遵照封建正统观予以表彰。他说：“凡明季尽节诸臣，即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乾隆命令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根据《明史》、《通鉴辑览》等书所载史实，查核人数，考其事迹，按照原官给予谥号。
几个月后，乾隆又下令将明初死于“靖难之役”的官员列入褒奖范围之内。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大封诸子为藩王。他的长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采纳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镇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叛，其军队称“靖难军”，朱棣与建文帝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这场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以朱棣攻入南京夺取帝位而结束，朱棣成为后来闻名的永乐皇帝。靖难之役本是皇家内部权力之争，但朱棣攻下南京后，大肆屠杀站在建文帝一边的明朝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全族被杀。文学博士方孝孺不肯为朱棣起草继位诏书，朱棣以诛杀九族相威胁，方孝孺答道：“便十族，奈我何？”严词拒绝。朱棣盛怒之下，兽性发作，不但杀了方孝孺的九族亲属，还把他的朋友学生算做一族杀掉，总计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守卫济南，多次击退朱棣军队，南京城破后被俘，见朱棣不肯屈膝下跪，朱棣将铁铉凌迟处死后，又将尸体投入油鼎烹炸。御史大夫景清，表面上投降，暗中怀藏匕首打算刺杀朱棣，被发现后，朱棣将景清全族处死仍不解恨，还扩大到杀景清老家的人，杀其乡邻，“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夏燮：《明通鉴》，卷13，考异引王鏊：《守溪笔记》，与《明史》不同。。除被杀者外，判刑流放充军之人则无法统计，且在明朝始终被视为叛逆子孙对待。乾隆从维护封建正统观出发评论说：“当时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诸臣以大义自矢，固当不共戴天。虽齐泰、黄子澄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以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迨大事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愧名教者。他若景清、铁铉辈，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其致命纵各不相同，而志节凛然如在。”《清高宗实录》，卷1000，22页。乾隆又说，他对朱棣如此残忍阴刻，大逞淫威，“未尝不深愤而痛嫉之”，为这些忠臣志士的英名长久处于冤抑之中深感不安。乾隆既然标榜身为大公至正的清国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这些忠臣“湮没于千百世”，必要拨乱反正，为他们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3）
根据乾隆的上述谕旨，大学士九卿制定出表奖条例。其主要规定为：1据明殉难官员职位高低、事迹影响大小分为专谥和通谥两种。凡大节卓然事迹感人者给本人专谥，平时无突出事迹但能临危捐躯者给以通谥。通谥分“忠烈”、“忠节”、“节愍”、“烈愍”四种。2。明天启、崇祯两朝已给谥号者从其旧，不再另给。3诸明臣得谥号后，应于原籍设牌位入祀忠义祠，由翰林院撰写谥文一篇，发给各省悬挂忠义祠内。允许明臣后人立碑。4．在明原为阉党奸臣、陷害忠良之人，虽死于国事，概屏而不录。5．应给谥之人事迹以《明史》、《通鉴辑览》两书为主要依据，兼顾《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所载，其他野史家乘碑文行状一律不予承认，保证宁缺毋滥。
经乾隆最后核准，予以表彰给谥号的殉难明臣总数达三千六百人之多《清高宗实录》，卷1002，19页。，其影响之广，又岂能用数字来衡量，受到表彰的明臣后裔亲属，当然会对清朝感恩不尽。
与给谥号相配合，乾隆又命令保存明末官僚士人文集。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政权，不承认曾经受明朝的管辖。因此，清朝编纂的史书中，对努尔哈赤及其先祖被明朝委任建州卫指挥、龙虎将军等事一概删削不录。明末，努尔哈赤崛起辽东后，关心边事的明朝官僚士人的文集中保留对努尔哈赤向明朝进贡、受封、袭职等记载，且有一些侮辱用词，如称建州部为“建夷”，将努尔哈赤写做“奴儿哈赤”。清入关后，对这些文集一律收缴焚毁。编四库全书时，又下令搜书。乾隆阅读明人文集后，发现其中对清朝先世的记载极其有限，绝大部分内容是对明朝腐朽政治的抨击。如刘宗周、黄道周文集中指斥阉宦专权、朋党争斗之事。读他们的文集，从中可以悉知“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不能引起对明朝的思念。所以，乾隆认为保留下来对清朝统治无甚危害，“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他特别提到坚决反对大宦官魏忠贤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李应昇、周宗健、缪昌期、赵南星、倪元路等人的著作，“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乾隆明确说，保存这些文集的好处在于“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朝所以亡，本朝之所以兴”，作为教育后人的“殷鉴”。清初，多尔衮曾写信给史可法，企图招降南明，史可法回信严词拒绝，“语多不屈”。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曾为广泛刊刻，以鼓舞抗清军民的斗志，因此敢保存者以死罪论处。乾隆很佩服史可法的节气，派人去书肆和藏书家处寻找这篇文献，当然没有人敢拿出来。最后，从内阁大库的档案中寻到原件，乾隆说一读再读，不忍释手，“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矣”《清高宗实录》，卷1021，3页。。他还说，史可法信中并无对清朝不逊之词，不过“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清高宗实录》，卷1035，3~4页。，下令将该信原件全文刊刻，还为史可法像题诗一首：
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芳名史可法被谥“忠正”二字，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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