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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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相比，他却是最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他本身是满族，对本民族的文化了解多一些似乎理所当然，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的许多民族，如汉、蒙古、藏、维吾尔等的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也使他受益匪浅。他对各族文化达到如此渊博的程度，受益于他的语言天才。他精通满、汉、蒙古、藏、维吾尔五种语言文字。熟练地使用这五种语言文字，除了他特有的天赋之外，也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密切相连。　　　　
　　　　乾隆学习汉语，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需要。在大清帝国的子民中，汉民族人数最多，经济、文化也走在先进之列，只有熟练运用汉文化，才能实行有效统治。乾隆经常向汉族大臣夸耀他个人的博学和不可企及。他想用这些证明，满族人出身的皇帝，不但武功优于汉人，文才也在汉人之上，爱新觉罗氏不但得天下堂堂正正，且有才能统治。乾隆唯恐汉族文人学士瞧不起，自称是“通儒”以上水平。可是有一个叫尹嘉铨的大理寺卿，在著作中有“为帝者师”之句，于是触犯了乾隆的忌讳。他在处理尹嘉铨时气愤地质问：“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自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90页，《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结果，尹嘉铨被处死。　　　　
　　　　“国语骑射”是满族突出的外部特征，受到乾隆大力提倡。八旗子弟久居北京，渐染汉习，对满语“日渐遗忘”。乾隆从保留本族文化计，强调学习和使用满语。他召见满族王公大臣，一律用满语交谈，“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清代满语又称“国语”、“清语”。，为此特增加宗室十岁以上考试满语项目，合格者方能袭爵授官。乾隆对前线作战的满族将领的奏折，一律用满文批示，也要求他们尽可能使用满文奏报情况，用这种办法强化满族地位和民族意识。　　　　
　　　　乾隆学习蒙古语，是为了平定准噶尔和绥服蒙古各部的需要。他接见各部蒙古王公时，直接用蒙古语与之交谈，使他们倍感亲切，认为乾隆是他们自己的皇帝。乾隆在决定用兵准噶尔时，曾先后接见前来投降的萨喇勒、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等人，用蒙古语和他们谈话，对准噶尔内乱情况了如指掌。其时满汉大臣绝大部分反对用兵，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如乾隆真正掌握敌情。他自己说：“凡有谕旨兼蒙古文者，必经朕亲加改正，方可颁发。以理藩院所拟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缘翻译人员，未能谙习蒙古语，就虚文实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清高宗实录》，卷1088，3页。看来他的蒙古语文水准远比专司翻译之人高明得多。　　　　
　　　　为利用喇嘛教和安定西南边疆，乾隆学习并掌握了藏语文。藏文时称西番字。乾隆对此下工夫极大，他说：“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清高宗实录》，卷1427，3页。因为他精通藏语文和佛教经典，章嘉国师是著名的佛学大师，受命翻译《大藏经》，“每得一卷，候朕裁定”，其功底非同一般。乾隆晚年作《喇嘛说》，考定喇嘛之由来，里面有“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刺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这是迄今为止对喇嘛一词最权威的汉文注释。清朝取得反击廓尔喀侵略军的胜利后，对喇嘛教实行改革。乾隆亲自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并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由于乾隆研习藏文，对当时解决大、小金川和西藏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平定南疆地区霍集占叛乱后，乾隆又开始学习维吾尔语。他在《瀛台赐拔达山来使即席得句》诗中作注谓：“近始晤习回语，可以不烦译寄。然拔达山极西，语又异于叶尔羌耳，故仍须回人译彼语也。”《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1。乾隆此时即可以不用翻译直接和维吾尔人交流。众所周知，清军平定新疆后，乾隆曾纳一维吾尔族女子为容妃，即民间传说的香妃。乾隆非常喜爱这个女人，为了取悦容妃，免除她思念家乡之情，专门从南疆迁来一些维吾尔人在北京居住，完全按维吾尔族风俗建起街道房屋于容妃所居宝月楼对面。在容妃的帮助下，乾隆的维吾尔语水平进步之快是不难预料的。　　　　
　　　　提倡实学。乾隆主张“学问以经义为重”，号召读经。他认为经学是做人的根基，士人要先道德而后文章，“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须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他还提出读宋五子之书，即两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人所写的理学著作，说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经书真谛，“知为灼知，得为实得，明体达用”《清高宗实录》，卷128，13页。。乾隆还主张写文章要质实晓畅，言之有物，“勿尚浮靡，勿取姿媚，斯于人心风俗，有所裨益”。一次，乾隆见到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手拿一扇，扇上有题画诗句，落款为“兄镜泉”三字，讯问永琰后，得知是其兄永瑆所写，“镜泉”系永瑆的别号。第二天，为此事特意发表了长篇上谕，指出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还说，“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乾隆告诫对皇子们课读的上书房老师们要“教以正道”，务必实学不饰虚文。下令将此谕贴在上书房，“俾诸皇子触目警心”，永远牢记父皇的教诲。《清高宗实录》，卷760，14页。　　　　
　　　　重视历史的教化功能。乾隆在皇子时期，就熟读二十一史，当皇帝后，着手编纂《御批通鉴辑览》，颁发给皇子们作为学习课本。他在《读明史》诗中说：“几余何所乐，书史案头横。稽古征文献，诠时验治平。百年民物盛，一代纪纲呈。抚卷增乾惕，还重殷鉴明。”《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5。乾隆学识渊深，读书范围广博，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如下篇目：《读韩子》、《读周易》、《读欧阳修纵囚论》、《读严光传》、《读韩昌黎杂说》、《读苏轼范增论》、《读后汉书明德马后论》、《读公羊》、《读刘昆传》、《读韩非子》、《读伯夷列传》、《读金史》、《读左传季文子出莒仆》、《读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读宗泽忠简集》、《读归有光易图论》、《读王应麟困学纪闻》、《读礼记文王世子篇》、《读王充论衡》、《读左传晋楚城濮之战》、《读高启威爱论》、《读宋仁宗本纪赞》、《读史记儒林传》、《读宋史河渠志》、《读熊廷弼传》、《读召诰》、《读易系辞上传第五章书》、《读韩愈对禹问》。从乾隆二卷文集中所载的读书笔记篇目看，阅读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他很注意从各种书籍中汲取营养，作为巩固大清帝国要借鉴的经验教训。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1）

　　　　清朝代替明朝而建立起对全中国进行统治的政权，在清朝兴起过程中，很多明朝的文臣武将是坚决反对这个来自东北满族建立的政权的。他们或者为明君出谋划策，或者口诛笔伐攻击清朝的统治者，包括乾隆的列祖列宗，其中还有很多人直接统率千军万马与其奋战沙场。而在清朝的统治已经成为事实或即将成为事实时，也有不少人宁可为明君而死，甚至举家殉难，也不肯接受清朝的统治。这就是殉难的明朝忠臣义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朝对他们是仇视的，至少是不感兴趣。　　　　
　　　　至乾隆朝，清政权已建立百年，其统治愈加巩固。乾隆适应这种形势，大谈清朝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正统政权，并一反过去，开始表彰明朝的殉难忠臣义士了。　　　　
　　　　“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按照乾隆的说法，中华民族自周秦两汉始，形成统一局势，汉末分裂为三国后，始有正统之辨。他说，东晋与宋、齐、梁、陈虽偏安江南，乃由西晋演变而来，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地大国强，继之北齐、北周，人口土地数都大大超过南方，“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隋朝灭陈统一全国后，北方政权才变成正统所在。唐末藩镇割据，演变为五代，开国皇帝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五人，或是农民军的叛徒，或是前朝统兵大将。五十余年间政权数易，甚至向契丹称臣称侄，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即便如此，梁唐晋汉周仍是正统所在。赵宋政权南渡后偏安江南，远离中原，辽、金政权相继兴起于北方，南宋还向金朝称侄，“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才算承继宋统。至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兵入关，“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清高宗实录》，卷1142，36页。。乾隆还假设说，如果福王朱由崧能够划江而守，保住半壁河山，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话，南明是正统所在。然而，朱由崧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一味追求个人享乐，致使神人共愤，终被清取而代之。据此，乾隆得出的结论是：清朝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延续的正统王朝。乾隆这一套正统论，似乎大公至正，归根结底无非证明清王朝的合理合法存在。任何鼓吹狭隘民族观念的反清思想都是邪门左道，应当取缔，其用意明显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　　　　
　　　　承认清承明统，就出现如何对待为保卫明朝正统地位而死于抗清战场的明朝官员问题。乾隆从维护正统观出发，决定对明清之际殉国的士人恢复名誉，给予谥号。多尔衮率八旗兵入关后，就采取积极争取明朝官僚、地主阶级的政策。如礼葬崇祯皇帝，为之建造陵墓，允许明朝官员服丧三天，借以减少汉族官民的抵触情绪。对明朝官员凡归顺清朝者，一律录用。死于李自成大顺军入北京之役的明臣范景文、刘文炳、巩永固、卫时春、张永臻等二十二人还得到了谥号。那时明朝官员对清朝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以吴三桂为代表的辽东将领投靠清政权，与清朝联合镇压农民军，成为清朝的借助力量；以史可法为代表的南方官僚，虽然也乐于同清朝联合镇压农民军，但希望事成之后，清朝退回关外，根本不承认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他们先后拥立明宗室建立福王、唐王和桂王政权与清朝抗衡。当清军进攻南方时，很多南明官员不惜流血牺牲拼死抵抗。清军对这些人大肆屠杀，甚至迫害其后人亲属。清初南方之所以流行反清复明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正式发表上谕，称这些人是维护正统的忠臣，应该重新评价，给予谥号。乾隆当然讳言抗清，笼统地称其为“殉难明臣”。在乾隆的上谕中，主要提到如下几种人需要恢复名誉。　　　　
　　　　死于萨尔浒战役及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中的明朝官员。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占领抚顺。次年，明朝以杨镐为经略，杜松、李如柏、刘等为副，率明军约九万人，准备一举消灭努尔哈赤。杨镐以总兵马林为北路军指挥，出开原；总兵杜松为西路军指挥，出抚顺；总兵李如柏为南路军指挥，出鸦鹘关；总兵刘为东路军指挥，出宽甸，四路合围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结果在萨尔浒展开历史上著名的大战。此役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连败西、北、东三路明军，明西路军指挥杜松和东路军指挥刘皆被歼。死于此役的还有王宣、赵梦麟、潘宗颜、麻岩等将领。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乘胜挥军连下铁岭、开原、沈阳、辽阳，进入辽沈地区。明总兵马林、贺世贤先后战死，辽东经略袁应泰自焚，御史张铨当俘虏后拒降被杀。乾隆有《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乾隆称杜松、刘等人是明朝的“良将”，我朝王业肇基之时，他们逆天抗颜，似不可取，“然迹其冒镝撄锋，竭忠效命，未尝不为嘉悯”《清高宗实录》，卷996，19页。。乾隆还说，两军对峙，各为其主，这些明将算是不怕流血牺牲、为国尽忠的志士。　　　　
　　　　死于清军入关以前历次战役之明官，其中以熊廷弼和袁崇焕最为著名。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万历进士，历官为兵部侍郎。萨尔浒战后，辽沈告急，明辽东地区各城堡军民纷纷外逃。明朝派熊廷弼经略辽东，他冒着大雪兼程出关，招集流移，修缮城堡，简练士马，整肃军纪，制止了混乱局势。熊廷弼采取以守为主的战略，集中兵力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