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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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故欠直鹗锥瘢�严惩了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将其幽禁，同年先后死于幽所。允等也遭拘禁，但希望有所悔改。雍正就此还说：“总之，此数人者，希冀非分，密设邪谋，贿结内外朋党，煽惑众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之大义，此风渐积已二十余年。”蒋良骐：《东华录》，卷28，465页。这时雍正尚未预料到三年之后，又有曾静等案发，继续攻击他篡夺皇位，要他不得不再次为自己的登基即位合法性辩护，刊布《大义觉迷录》，以正视听。也就是说，康熙晚年出现的皇位之争，前后不止二十余年。　　　　
　　　　尽管雍正是皇位激烈之争的胜利者，而他作为亲身经历这场骨肉相残并造成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当事人，还是非常厌倦这种斗争的。所以他即位伊始，在他的宝座基本坐稳以后，便着手解决继承他的皇位问题。为此，他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在乾清宫西暖阁，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等，向他们面谕说：“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皇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溥海内外，莫不倾心悦服，共享安全之福。”充分肯定康熙这次选择继承人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又说：“圣祖之精神力量，默运于事先，贯注于事后，神圣睿哲，高出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则岂能及此也。”这里点出他本人不想继续如康熙实行过的这种办法，就是说，他虽然被指定为继承人，而对这种“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的办法，不以为然。接着从康熙提出皇位继承人的重要转到他的设想则说：“皇考当日，亦曾降旨于尔诸臣曰：‘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太祖、太宗、世祖创垂大业，在于朕躬，夙夜兢兢，惟恐未克负荷。向日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此身利害，听之于命，盖未任天下之重也。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以下雍正阐明他的建储办法并请诸王大臣发表意见，他说：“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诸王大臣等当各竭忠悃辅弼朕躬，俾朕成一代之令主，朕于尔等亦必保全成就笃厚恩谊，岂非家国天下之大庆乎。朕意若此，诸王大臣其共议之。”在场的诸王大臣异口同声：“皇上圣虑周详，臣下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雍正看到诸王大臣完全赞成，甚为高兴，回敬大家说：“尔诸臣既同心遵奉谕旨，朕心深为慰悦。”于是命令其他诸臣退下，只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认为万无一失才出去。《清世宗实录》，卷10，15～18页；蒋良骐：《东华录》，卷25，411页。按历史记载，雍正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对勘之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7，186页。从此，不仅在清朝，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秘密建储制度。　　　　
　　　　秘密建储制度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由在位的皇帝，选定继承人，秘密写名，装在锦匣里，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何时皇帝逝世，取下锦匣，打开事先写好的谕旨看选定谁为皇储，然后由他继位当皇帝。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皇位继承法的立嫡长子制度，而有一定的选贤任能精神。甚至发现预立者有问题，还可以更换，和清朝原来不立储君完全不同，可以避免仓促之间而一言定大计可能出现的失误。但它虽然立了储君，却又不公之于众，被立的皇子本人不知道，其他的皇子也不知道。这既可以防止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又可以防止诸皇子与储君及皇子之间为争储位而进行的斗争。极而言之，在封建君主制度下，争夺皇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秘密建储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避免一些纷争，这是雍正做出的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性贡献。　　　　
　　　　乾隆十三岁，以英俊与才华出于众兄弟之上，加之曾受到康熙的钟爱，他的弘历名字被雍正写在谕旨上，成为清朝第一个被预立的秘密皇太子，一直到十三年以后雍正逝世，这个秘密才大白于天下。


储君一瞥秘密皇太子：读书与写作（1）

　　　　乾隆的父亲雍正，由雍亲王一跃继承大统，成了“今上”皇帝，做儿子的乾隆也就水涨船高，由亲王之子变成了皇帝之子。乾隆为皇子时的主要活动是读书与写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变化，乾隆为皇子时的读书要求比为王子时提高了一步。雍正元年，他父亲选择了当朝硕学大儒做他的老师，对他教书、课读。书房设在乾清宫内懋勤殿的上书房。和乾隆一起就读的有他的哥哥弘时，弟弟弘昼。雍正非常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为皇子拜师作了具体规定。雍正元年谕：“诸皇子入学之日，与师傅备杌子四张，高桌四张，将书籍、笔砚、表里安设桌上。皇子行礼时，尔等力劝其受礼。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师儒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此古礼也。至桌张饭菜，尔等照例用心预备。”行拜师礼的那天，有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四位先生出席，一切都遵雍正谕旨行事。乾隆在怀念朱轼的一首诗中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同时加以注明：“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学，见师傅，彼此皆长揖。皇考择此四人为余兄弟之师，命在懋勤殿行拜见之礼，示尊重也。”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50～51页。　　　　
　　　　在上书房教书的师傅受到较为特殊的礼遇。王公大臣见皇子，皆双膝跪，唯上书房师傅，则以捧手为礼而不跪。乾隆的师傅先后有十余人之多，著名的有福敏、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鄂尔泰、胡煦、蒋廷锡、顾成天、蔡世远、梁章钜、邵基等人，而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福敏、朱轼及蔡世远。福敏，字龙翰，镶白旗满洲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为亲王时就聘他为乾隆的老师，雍正即位后，擢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晋左都御史，出署湖广总督，雍正手诏谕称：“近日廊庙中颇乏卿贰满臣，皇子左右亦须尔来辅翊。留尔在楚，乃出于不得已，宜体朕意，勉力为之。”说明经常需要这位满族大学者来教育乾隆兄弟。乾隆时福敏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继续请他教皇子读书，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作《怀旧诗》，称为龙翰福先生，诗中说：“忆年舞勺岁，皇考抡贤师。即从师授经，讵惟习少仪。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披。背诵自幼敏，匪曰诩徇齐。日课每速毕，师留为之辞。以此倍多读，忠益平生资。谁知童时怨，翻引老日悲。不失赤子心，能无缱绻思。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基。”《清史列传？福敏传》，卷13。朱轼，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庶吉人，授知县，历刑部主事、郎中，出督陕西学政，擢光禄寺少卿，转奉天府尹、浙江巡抚。雍正即位，召至京师充《圣祖实录》总裁。雍正年间，命直南书房，加吏部尚书，复加太子太保，进太子太傅，拜文华殿大学士。乾隆时复充《世宗实录》总裁。这位朴诚事主的先生，其以经训进讲，亟推崇汉代贾谊、董仲舒，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的学说，深受乾隆尊重。元年九月卒后，乾隆盛赞：“大学士朱轼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为圣祖简用大臣。皇考眷注有加，简任机务，纯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中，常闻讲论。”在《怀旧诗》中称为可亭朱先生，并说听他讲授时间最多，“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清史列传？朱轼传》，卷14。。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奉命参修李光地为总裁编纂的《性理精义》一书，书成后辞归福建，主讲鼇峰书院，声播八闽。雍正间，特召授编修，直上书房，迁侍讲、侍讲学士、少詹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主要是侍乾隆等皇子读书。他“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于诸史及他载籍，则即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清史稿？蔡世远传》，卷290。。乾隆在《怀旧诗》中称之为闻之蔡先生，说他“奉命训吾曹，风吟而月弄。虽未预懋勤，八载寒暑共。常云三不朽，德功言并重。……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用”《清史列传？蔡世远传》，卷14。。　　　　
　　　　乾隆做皇子时，在福敏、朱轼、蔡世远这样的老师的教育下，过着严格的读书生活，每天顶着白纱灯进书房，“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赵翼：《簷曝杂记》，卷1，《皇子读书》。。那时他已在熟读《诗》、《书》、《四子》的基础上，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朱轼序。主要是经、史，一般是先经后史。乾隆曾称：“朕自幼生长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清高宗实录》，卷5，4页。作为一位满族皇帝，乾隆的文化素养是极高的，这和他个人天资有关，也与从小接受老师的教育及饱读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分不开。


储君一瞥秘密皇太子：读书与写作（2）

　　　　从十四岁起，乾隆开始边读书，边写文章。最初主要是将读书心得体会和个人生活经历及见闻写成诗文。文章的体裁多种多样，有论、记、跋、序、表、颂、箴、铭、赋及杂著等。而作诗最多，反映出乾隆早年就有作诗的爱好和天才。他即位后，将其以前所作的诗文编辑为《乐善堂全集》，共三十卷，其中诗为十七卷，占半数以上。通过这些诗，可以看到乾隆做皇子时的一些生活侧面及情趣。如秋高气爽、霜染枫叶的清晨，他和五弟弘昼、二十一叔允禧、二十四叔允祕常常结伴到海子外行围。他在《海子外行围》一诗中写道：　　　　
　　　　朝雾敛秋空，遥天白如水，　　　　
　　　　猎骑出郭门，寒郊行逦迤。　　　　
　　　　箭逐双雕飞，鹰伺群雉起。　　　　
　　　　相逢倚杖翁，农话斜阳里。　　　　
　　　　悠扬墟里烟，淡挂疏林紫。　　　　
　　　　归鞍拂晓风，猎罢心犹喜。　　　　
　　　　对在晴空万里，泛舟西海的惬意之感也有诗描绘：　　　　
　　　　轻舠荡入蒹葭丛，波澄西海连长空。　　　　
　　　　云山倒影弄明媚，寂寞残荷摇晚红。　　　　
　　　　（《游西海》）　　　　
　　　　平湖参错芙蓉紫，看罢莲花食莲子。　　　　
　　　　轻舟棹入碧州湾，犹有新红才出水。　　　　
　　　　（《食莲》）　　　　
　　　　但是，乾隆做皇子时已经注意从读书中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了。对此他也写了一些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可分为二种：刚暴之君和柔懦之君。刚暴者一意孤行，残民以逞；柔懦者大权旁落，权臣外戚宦官女祸之辈横行，二者相比较，“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4，《汉元帝论》。。由此推论，他主张宽大为怀，遍施仁政。自然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对老百姓，“非仁无以得其心”。对臣下，“非宽无以安其身”。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猛烈抨击历史上的刻薄之君，“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宽则得众论》。。乾隆倾心于儒家的明君贤相政治。他研究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帝王，其中最服膺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和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看来，自古中兴贤主，夏有少康，周有宣王，汉有光武帝，皆因英明大度，用贤任能，宽以爱民，仁以抚下，天下归心。尤其刘秀中兴汉室之后，又能“保全功臣，恩昭九族”，这比刘邦高明得多。《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