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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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塘，掌握第一手资料。第四，慎选治河人才。清代选官基本是通过科举，这不仅使工程技术人员奇缺，而且脱离实际，“通晓河务人员，甚为难得”。乾隆注意发现和培养治水人才，他听说河南布政使朱定元曾担任南河厅员和浙江海防兵备道，对河防有一定研究，就传谕给朱定元，要他仍然“将疏濬保护之法，加意讲求，以备将来之任使”。浙江按察使完颜伟担任海防道员，熟悉浙江海塘事务，建尖山海塘有功劳，乾隆就提升他做江南河道总督。《清高宗实录》，卷105，4～5页。他还要求道、府官员在引见时，如果担任过河员或者熟悉治水者，都可在履历中声明，以便优先使用。　　　　
　　　　乾隆帝关注水利事业之勤，兴修水利工程之多，动用人力物力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仅以乾隆二十年之内治理江河的事迹为例，可略窥其一斑。　　　　
　　　　1．黄、淮、运综合工程。清朝水灾发生最频繁、最集中的是洪泽湖附近地区。自宋朝决口改道后，黄河经常流徙不定，后逐渐经淮河下游入海。黄河自身携带的大量泥沙堵塞淮河下游，使淮水滞积成洪泽湖，并改道南去，辗转入长江。淮水出洪泽湖后与黄河、大运河交汇于今江苏省淮阴市杨村地区。淮河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洪泽湖以上支流有七十二条，每至夏季，入淮之水咸集洪泽湖中，下游不畅则上游壅塞，湖水泛滥四出，甚至冲毁黄河与运河大堤。“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清史稿？河渠二》，卷127。康熙朝水利专家靳辅等沿用明潘季驯创立的“束水攻沙”之法，利用出洪泽湖之清水冲刷黄河河淤，取得一时效果。但问题是淮水强可冲河淤，过大又会冲垮运河大堤，淮水弱运河因之水少，黄河又有倒灌之害。至乾隆即位，仍有问题，所以再次从治淤、济运出发，对黄、淮、运河进行综合治理。　　　　
　　　　（1）毛城铺引河工程。乾隆元年，新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为解决河南永城、江苏萧县一带水患，提出举行毛城铺引河工程。康熙年间，河督靳辅曾在黄河南岸砀山县毛城铺地方修建一座减水坝，又凿洪沟、巴河两河。每当黄河水盛，可开闸放水，但年代久远，河道早已淤塞。高斌等“因毛城铺以下河身淤阻，量加挑浚，使水有所归”。分洪之水经洪沟、巴河两河，辗转入洪泽湖，可以助清刷黄，这项工程可谓一举两得。然而，挑挖河道难免占用部分农田，淮、扬一带地主豪绅纷纷反对，他们鼓动在北京做御史的夏之芳上疏阻挠，说什么“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危，淮、扬运道民生可虑”。乾隆被闷在鼓里，不明真相，屡次批评高斌，叫他不要固执己见，因此迟迟不得开工。二年三月，高斌亲自入京，乾隆因此召集王、大臣加上夏之芳一起讨论。高斌指出，毛城铺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余里，经徐、萧、睢、宿、灵、虹诸州县，有杨疃等五湖为之停蓄。入湖时即已澄清，无挟沙入湖之患，亦无湖不能容之虑”《清史稿？高斌传》，卷310。。高斌的话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妨害运道民生的问题。夏之芳本来是受淮扬地主豪绅指使，本人没有亲临现场，因此在辩论中闪烁其词，毫无定见。这时，御史甄之璜、钟衡又站出来说，“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致使直隶雨泽愆期等无稽之谈，企图阻止工程动工。至此，乾隆识别了夏之芳等人的真实用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甄之璜、钟衡既不懂水利工程，又非淮、扬本籍之人，“明系受人指使，为先入之言，挟党营私”，况且直隶缺雨，千里之外淮、扬地方有何关系。对此等卑鄙小人，乾隆当然不会客气，他将钟衡与甄之璜革职，夏之芳交部察议。《清高宗实录》，卷40，15～19页。高斌的建议被采纳之后，仅用一年时间，引河工程就完成了。　　　　
　　　　（2）大挑淮、扬运河，置新运口。由于淮水弱不敌黄，致使黄水入运，大量泥沙沉入河底，淮安至扬州段运河，自清口（指洪泽湖水入运河处）至瓜洲三百里，泥沙淤塞。乾隆二年冬，清政府发动该地民夫数十万，疏浚淮扬运河。雇佣人工夫役多系灾民，而挑挖河道，不得行船，为保证物资供应，使工程顺利进展，乾隆帝特命淮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将淮安大关并沿河口岸经过之客贩食米豆麦杂粮，以及烧炭苇柴等物，悉免稽查，不必纳税”《清高宗实录》，卷54，12页。。以此办法鼓励商人赴工地贩卖物资。为使广大民夫吃饱饭，运来大批粮食，低于市价出售，后来又“格外施恩”，命令每升由价钱七文减为五文，每石仅以六钱银出售，并将扬州仓存十二万石全部运往治河工地。在这种情况下，民夫加紧施工，仅两个多月挑挖完成。　　　　
　　　　在疏浚淮、扬运河时，高斌为解决黄河倒灌问题，将运口向上游移七十余丈，以增强洪泽湖水敌黄能力。三年冬，高斌向乾隆报告：“十月初十以后，黄水渐次平退，洪湖清水畅流入运。运河新淤浮沙，一见清水，随流洗刷。现在清水较常年此时大五尺有余，蓄长充裕，洗刷浮淤，甚为得力。可无浅涩之虞。”乾隆极为高兴。《清高宗实录》，卷80，20~21页。　　　　
　　　　（3）疏通淮水入江之道。淮水七十二条支流汇集洪泽湖，为保护下游里下河地区，清代在洪泽湖东面筑成高堰石堤，十分坚固，然黄淮盛涨之时，为保护洪泽湖大坝，不得不开坝放水。六年，高斌提出疏通淮水入江之道以减水势，“开濬石羊沟旧河直达于江，筑滚坝四十丈，并开通芒稻闸下之董家油房、白塔河之孔家涵三处河流，增建滚坝，使淮水畅流无阻”《清史稿？河渠三》，卷128。。是年六月伏汛之时，总河高斌、副总河完颜伟报告说，“洪泽湖水势平缓，黄河安流顺轨，南北两岸工程巩固”。黄、淮、运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兴修水利（2）

　　　　2．金沙江工程。金沙江指云南到四川一段长江，江水湍急，险滩密布，自古不通舟楫。云南铜产量乾隆初已达每年八九百万斤，全凭陆路运输。乾隆二年，鄂尔泰首倡开凿金沙江水路，乾隆帝因铜运困难，表示赞成，“期于一劳永逸，降旨交办，令勿畏难中阻”《清高宗实录》，卷339，34页。。批准大量经费，用重金招募工匠，铁、木、石匠每天给银一钱二分，小工一钱，另外每天给粮一升，工匠每人月饷计银三两六钱。清朝绿营骑兵每月俸饷才发银二两，步兵仅一两五钱。如此优厚的待遇保证了工匠们的积极性。为保证安全起见，施工一般只能在春天枯水季节进行，施工过程所遇艰难困苦，超出人们的想象。凡遇最险之滩，采取筑坝逼水办法，将滩石用火焚烧后，用铁锤凿碎，然后撤坝为航路，以逐中流之险；次险之滩则将水面和水底阻碍行船巨石凿去，又自乾隆八年起，在两岸绝壁上开凿纤路，工匠们在悬崖峭壁的石头缝中插木搭架，然后用藤条缠在腰上，把自己悬在空中铲凿，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两岸共凿出纤路一万多丈，不知有多少人因此丧生。在云南总督张允随的主持下，历时二年多，耗银十余万，云南至四川一千三百余里航路凿通。乾隆十年告成，张允随奏报：“现在川省商船赴金沙江贸易者约三百多号，即雇募此项船只，装运京铜，除经过上游之滥田坝、小溜简及下游之沙河、象鼻、大汉漕等滩，分半盘剥，余皆原载直行，毫无阻滞。”得旨：“所奏俱悉，亦赖卿担任实心，而且条理井然，故得成功也。”《清高宗实录》，卷241，28页。金沙江通航后，水路运铜可省费十分之三，四川粮米和食盐等物资溯流而上，密切了两地的经济交流。　　　　
　　　　3．浙江海塘工程。浙江沿海地区，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淹没大片农田。唐、宋以来筑有土塘，康熙时海宁一带土塘常被海潮冲溃，雍正时改土塘为石塘，但监修官员偷工减料，工程窳败。雍正十三年九月，杭州副都统隆升报告，海塘绵亘百余里，除大学士朱轼所修五百丈至今稳固外，“其他坍卸之处水落石出，始见以前石料狭薄碎小桩木违式，通塘比比皆然”《清高宗实录》，卷2，39~40页；卷77，11~12页。。乾隆因“浙江海塘工程，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郡生民之保障”《清高宗实录》，卷2，39~40页；卷77，11~12页。，特命大学士嵇曾筠专门负责修筑海塘。嵇曾筠请于仁和、海宁等处建鱼鳞大石塘六千余丈，从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建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余丈。其修筑方法是“密签长桩，平铺巨石，以米汁灰浆扣以铁钉铁锅”，工程质量极其坚固。嵇曾筠去世后，浙江巡抚卢焯、常安督修。八年，海宁县鱼鳞石塘告成。自雍正八年动工至是年工竣，共用银二百三十万两。《清史稿？嵇曾筠传》，卷310；《清高宗实录》，卷41，35~36页。　　　　
　　　　4．直省水利工程。乾隆继位时，各省地方水利设施大多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倍，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著各管理水利河务及滨河州县，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清朝文献通考》，卷7，《田赋七？水利》。。各省督抚遵照乾隆帝的旨意，闻风而动，筹款修堤筑坝，于兴修水利颇为用力。如：　　　　
　　　　（1）江南水利。乾隆元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奏请将广州和肇庆的原筑土坝改为石坝，以保护坝下民田，得到批准。同年，江南部分地区发水，淮阳被淹，乾隆下令修濬宿迁、桃源、清河、安东及高邮、宝应各水道。两江总督那苏图和江苏署理巡抚许容遵旨前往淮阳地方调查后回奏：“沿河一带边土较高，兴、泰、宝、盐等处地方低洼，形如釜底，必须测量地势随宜办理，如蒙简差在京熟谙水利工程大员，相度董率方为有济。”三年，乾隆特派大理寺卿汪漋总办江南水利工程，次年，又因水利工程重大，增派通政使德尔敏同往江南。淮扬里下河地区共有九州县，地界江淮濒河临海，既有鱼盐之利而又频遭水患。汪漋等人在当地详细查勘，发现其主要水害为开放高邮三坝及海水倒灌两问题。高邮三坝之设因上游洪泽湖天然二坝泄洪，自雍正朝洪泽湖东筑成高堰大石坝后，清政府已决定天然坝坚闭不开，为此他“请将高邮三坝及昭关坝、子婴坝平撤，以期永除水患，更添闸三座以溉田亩，上源无骤涨之水，下游自无泛滥之虞”。对海水倒灌问题，他提出在天妃口重新建闸，将范公堤内之闸移建于串场河之外口，“其余有墙石底石损坏者，有闸板朽腐者，俱应修葺，以时启闭，则碱水之患亦除矣”。除了堵住外来之水，还要疏导本地之水，汪漋提出挖挑淮扬地区南流入长江和东流入海各河，计有盐城属东塘河，阜宁属之清沟河、苏家嘴河，山阳属泾河、市河，宝应属子婴闸河，兴化属北官河、溪河、白涂河、梓新河、兴盐界河，泰州属小纪、宗村、蚌沿三河，以上为东流入海各河；扬州以北湾头河、董家沟芒稻河、扬州城东沙坝闸河，以上为南流入江各河。上述河道“皆灌溉所资，盐船经行之路，今俱淤垫浅阻”。汪漋的请求得到批准后，以上各条河道均得改善，在施工时，又将挑挖出的淤土在各河两岸数丈之外堆成圩岸，“岁旱则引以灌田，水大则听其堵闭”《清朝文献通考》，卷7，考4918页，《田赋七？水利》。，使苏北地区的水利事业大为改观。历时三年，始完成全部工程。　　　　
　　　　（2）甘肃水利。乾隆三年（1738年），川陕总督查郎阿因瓜州地多水少，疏勒河水不敷灌溉，经调查发现瓜州之北蘑菇沟、西部柳条沟两河水渠水源充足，遂在两河之间拦腰建闸，又修渠道一条，将两河水引入渠中，解决了回民所在地区的灌溉问题。兰州西南黄峪沟等处，有泉水数十条，当地人常修渠引泉水灌溉。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发生一场大地震，将泉水全部埋入地下，渠水干涸。甘肃巡抚德沛了解后，指示地方官“募夫沿渠道故迹开濬，遂得清泉十一处，泉水盛流至宋家庄引入渠道，约长六十余里，可灌田二百余顷”《清高宗实录》，卷45，18页。。　　　　
　　　　（3）云贵水利。云南、贵州地处高原，交通闭塞。贵州“地无三里平”，云南则“跬步皆山”，乾隆因此很关心该地水利，谕令“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