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兄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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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鞠从厨房拿来了能装两公斤葡萄酒的一个大酒壶。不知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农协上班还是什么原因，他家里总有好几缸用葡萄皮做的葡萄酒，那些葡萄皮都是做葡萄罐头时剥下来的。三下五除二我们几个人把那一壶酒都喝光了。在这里没有人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随便抽烟，自由自在地高声唱歌。这时那些傻男孩儿们正在满头大汗地跑着马拉松呢。酒劲儿一上来，我们的心里反倒感到不安和懊悔。我现在真想见到她，见她一次、两次，不，只有老看见她心里才觉得踏实。她将来究竟会成为谁的女伴呢，真让人捉摸不透……我心里老觉得少点什么，空荡荡的。祖鞠的蛮劲上来了，他把一切都发泄在了自己的歌声中，发了疯似的高声嚎叫。此时的祖鞠，给人一种“色厉内荏”的感觉，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十分空虚的。
　　我们算好了马拉松结束的时间，就“按时”离开了祖鞠的家。升洲出门后迳直回了家，只有我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回学校去了。我在学校的前一站下了车，然后悄悄混入长跑的孩子中和他们一起跑了起来。拿名次的人已经在一小时前就通过校门了。对整个活动没有任何影响的“老末儿”们根本没有人关心。然而我们都相信，这次活动不是重在成绩，而是重在参与，只要大家都能尽了最大努力跑下来，就是值得表扬的。所以，这些跑在最后面的人一个个还挺认真，虽然个个筋疲力尽，但没有一个当逃兵的。这些由于乳酸分泌过多而导致肌肉机能低下的男孩，一个个都像散了架子，身体软不拉塌的，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
　　我们班跑在最后边的孩子是班上最矮的，所以他的学号被编为一号。因为他的腿太短，所以上体育课上跳箱时，他从来也没有跳过去过，在军体课上，他老是被大家当猴耍。他伸开短胳膊短腿做的那个刺杀动作十六法，就像玩具里边的小锡兵。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子兵”。
　　这时，小个子兵离最后冲刺地点——校门不远了，但他显然已经体力不支，跌跌绊绊的，就像马上要倒在地上。他紧咬着牙关，两条短短的小腿就像打摆子的病人一样不住地发抖。我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一摸，感到一股一股的热气直往上冒，简直可以说是“炙手可热”了。但小个子兵并不示弱，仍然在向前跑着。我有意识地尽量放慢脚步，随着他往前跑。别人跑一步的距离，小个子兵得跑两三步，他吃力得那张脸皱成了老倭瓜，汗水犹如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从脸上往下流。他现在不是用鼻子呼吸，而是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地往前跑着。当小个子兵迈着两条蒜瓣一样的腿跑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的眼眶都有点湿润了，差一点没有为他鼓起掌来。
　　天完全暗了下来，夜幕笼罩着整个操场。很多孩子离开学校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慢慢走到了操场中间。此时此刻才意识到我已经被黑暗吞噬了，于是停住脚步，默默地站着，不知该走向何方。虚脱、厌恶、冷漠、饥饿、凄凉、恶心、疲惫一齐袭上心头，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蹲下了身子，好像有什么东西涌上了胸口。我静静地望着黑洞洞的夜空，一股酒味从胃里反到了口中，心里难受极了。
　
　　第二天，素姬和斗焕一起离家出走的事被确认以后，两个孩子的家里一下子就乱了营。想去追却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次他们离家出走显然是有周密计划的，谁都知道素姬的心是非常细的。
　　最焦急的要数素姬母亲了，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跺脚：“和尚跑到哪儿也离不开寺嘛，你们倒是去找呀！”
　　这一天传闻也很多。有人说，素姬父亲曾经去找过斗焕的爸爸，在斗焕家吃了个闭门羹。据我们所知，斗焕的爸爸一直是个只蓄胡子不管家的人，他留了白花花的一绺胡子，成天在家闲吃闲住，对家里的事从来不过问。实际上，他是一个在韩战中服役而被社会遗弃了的人，是现代韩国苦难史的牺牲品。听说，这次他之所以要给素姬爸爸吃闭门羹，主要是因为素姬爸爸是一个在官公署施过工的建筑公司的经理，是吃官饭的。由于自己乖舛的命运，斗焕的爸爸最讨厌那些吃皇粮的，所以，也就对素姬的事不理不睬了。
　　不知从哪儿又传来了个小道消息，说素姬嫌爸爸有两个老婆，对他要维持两个家庭的生活大为不满，作为报复她才采取了离家出走的自残式行动。也就是说，自从素姬爸爸把那个女人从夜总会弄到手以后素姬就得了抑郁症，以致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当然，有人说得就更离谱了，说素姬已经怀孕了——这种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素姬离家出走，对升洲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升洲使劲捶着墙痛哭失声：“素姬啊，你真糊涂！为什么要跟斗焕那小子走，他哪一点能比得上我呀！”
　　这种委屈心理我和升洲没有什么两样。试想，两个男人同时爱着一个女孩子，突然，这个女孩儿被一个野汉子拐走了，这两个男人会是什么心境呢。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是这么一种结果：一个男人过去搂着那个女的，尽量让她镇定下来；另一个男人则跑去追那个野汉子。这就像演戏一样，舞台上的一个男演员抱着失了身而痛哭失声的女演员哄着：“别哭了，算了，节哀吧。小心把身子哭坏了。”另一个男演员则在舞台的另一角，一边追那个野汉子一边喊：“打死他！”结果他却被那个野汉子打翻在地，把戏搅成一锅粥。想到这儿，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升洲、我、素姬这种三角关系将来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
　　素姬出走这件事，祖鞠想哭也没有时间哭啊，纸里包不住火，展览会上“赞助展品”一事前前后后都被物理老师知道了，他恼羞成怒，对祖鞠进行了“快速反应”式的报复，逼得祖鞠不得不自己提出退学了。表面看来这种结局是由于物理老师的报复，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里头呢。
　　多少日子来，祖鞠的爸爸都在为祖鞠寻找上大学的门路。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就是碰一鼻子灰。有一天，祖鞠爸爸突然发现国家机关和车间里到处都贴起了“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巨幅标语，感到特别兴奋，他认为，只有自个儿才看透了总统为加强国防要发展重化工产业的心思。当时，为了适应这一政策，各道〖HTK〗（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HT〗都在筹建机械职高。祖鞠爸爸前思后想，将来儿子想上大学，只有通过这一途径了，同系统的人总是好办事儿的。
　　在这种双重背景下，祖鞠就势提出退学。
　　四人俱乐部里只有我一人如愿以偿，继续念了点书，并在升三年级的时候从差班转到优等生班学习去了。在充满希望的新学年的第一天，我甩掉翻烂了的《基础英语》课本，把一本崭新的《综合英语》放到了桌子上，当时别提心里有多美了。可转头一看，我旁边的同学放在桌子上的《综合英语》，其情况和我的《基础英语》差不多，书皮黑不溜秋的，书页皱皱巴巴，差一点都认不出来是一本书了。一打听才知道，这本书已经被好儿届的学生用过，因为缺乏纸，课本是一届一届往下传过来。《解析数学》的情况也不例外。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是天书呢，还是别的什么，只有书的主人才明白这些用铅笔画的符号。这时，我才深深感到，告别差班不但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而且无形中还多了一种精神压力。
　　这一年我过得比较平淡，也没有那么多沟沟坎坎。每天照例自学到深夜，用“热狗”填饱肚子后就坐上夜班公共汽车回家。我记得，那一年所谓的郊游也就是坐上租来的大巴，到汉城各个大学去兜一圈。各所大学为了招揽到好学生，都把招生简章和宣传片寄到我们学校来了。学校礼堂放映这些宣传片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就走神了，想起了在过去的国际笔会活动室——今天的科学活动站里睡觉被物理老师“耳提面命”地揪住耳朵提溜起来，听他陈芝麻烂谷子地唠叨万寿山四人俱乐部，最后还被他捶了一顿的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又想起，对“满堂灌”填鸭式教育制度进行反抗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同情安慰，而是不屑一顾和百般嘲弄：“那小子也算我们班的学生？！”“他不撒泡尿照照，连自己是个什么德性都不知道。”甚至，有人还挖苦说：“他要考大学是没有指望了，活该如此嘛。”
　　每次参加考试，学生好像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个个正襟危坐，一动不动地在答题，只有熬过这“八股”式的考试，将来才可能被社会列入正册，出人头地。
　　说也奇怪，有的学校就不一样，学生考试明明没有来还要给他个及格分。有一回，几个学生高考志愿填的是汉城正一学院，大家上课的时候由于初到汉城，路不熟坐错了车，在过街地道里又走错了路，根本没赶上上课，可他们的考勤簿上却画的都是出席。
　
　　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临时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又传来“二虎相争”的事，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全国又处于紧张状态了。但这一次有点例外，因为我们即将高考，所以就没有被动员去参加这样那样的政治活动。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学校里又人心惶惶起来。听说有几个学生被警察抓走了，其中有一个还是我们学校的呢。有人说，是因为几个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了什么读书会，搞个什么活动，被认为是违反了非常时期的什么法。据说，这次被抓走的学生还与上次在基督教中心讨论存在主义及越南败亡的事有关系呢。我想，我们学校被抓的那个学生恐怕就是和学生护国团团长顶嘴的那个人吧。虽然，那个学生所采取的方式和哲学家萨特所谈的不一样，但对这个世道的厌倦和由此而引起的思考却是一样的。他的批判精神和对现实的看法和我比较合拍，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敬佩感。听到他被捕的消息，心里难免有说不出的悲哀。
　　那天晚上自习时间，我从卫生间出来，遇见了文艺班的崔炳道，从他那儿我又听来了不少新消息。他说，过去老跟在素姬屁股后边打转转的那个少年才子、运动家、诗人，是这次活动的主谋。我担心地问：“那么，那小子得进局子了？”
　　“先得审呗。可话又说回来，这种审判也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为什么？”
　　“……”
　　还没等崔炳道回答，我们两个人的背上都重重地挨了一拳：“你们这两个臭小子，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还在下边散布流言蜚语？！”专门监督学生上自习课的老师在我们背后大声喊着。
　　没办法，我们低着头，连大气也不敢喘，赶紧溜进了教室——但愿这一拳头是我在高中挨的最后一次打。
　　学生们有几个能像我们一样关心这些事呢？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一学期毕业后能不能考上大学。
　　……在优等生班的这一年我就像蹲监狱一样，难受极了，最后还不得不成了留级生。

第五章　变故
　　1979年10月的一天，我们清晨六点就在汉城火车站会齐了。我从公共汽车上一下来就急急忙忙往车站钟楼下边赶去。放下背包抬头一看，离出发时间只有五分钟了。为了找到升洲和祖鞠，我在晨曦中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四处搜寻。
　　蓦地，我发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幅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画面正在我眼前一点一点地展开：闪入眼帘的每一个人都拿着报纸在读，他们脚下满是撒下的传单和纸片，纸片上还赫然印着“号外”两个大字。我正想捡起来看看，突然身后传来了祖鞠的叫喊：“喂，金亨俊！火车要开了，快跑！”
　　我转身一看，升洲和两个女孩子，还有祖鞠，一边朝检票口跑一边喊我。我也赶忙背起背包往那儿跑。祖鞠一边跑一边把一张火车票塞到我的手里。
　　我们刚一上车，火车就开了。祖鞠把自己的钓鱼背包和升洲的吉他放在了行李架上，看着一掠而过的车站长长松了一口气，这才算放下心来。然后，他很认真地问我：“‘变故’是指什么玩意儿？”
　　这一问把我也弄蒙了。我一大早起来，就往背包里装煤气炉和简易饭锅，三把两把塞好就急急忙忙出来了。坐上公共汽车还一直在打瞌睡，到现在都没有缓过劲来呢，所以也就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边鼓就是戏剧里边敲的那个小鼓呗。”似睡非睡的我竟把“变故”听成了“边鼓”。
　　“‘变故’就是敲的小鼓，以前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祖鞠这么一说，逗得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一笑，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