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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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美国人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感情用事、不切实际。欧洲人说，恰恰相反。新欧洲梦并非幼稚的产物，也并非由盲目乐观的白日梦激发，而毋宁说来自一种意识，即对人类能够给他们的人类同胞带来痛苦这种野蛮行径的纯粹厌恶。新的欧洲试验是一种尝试，意图超越人类过去之最恶劣的残迹；引导它的并不是一种充满渴望的思维，而是对人类处境冷静的评估。
如今欧洲已经表明，它的政治新视角能够对25国有效，代表4。55亿人，因此便急于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分享它的实验。普罗迪主席的欧洲超级强权的想法相当新颖，非同寻常。他相信欧盟“在世界性的‘治理’中会扮演一个角色”——把欧洲经验变成世界其他地区效法的楷模。普罗迪带着自豪感谈到，在欧洲，“法律的统治已经取代了粗野的权力互动……强权政治已丧失其影响力。”他相信，通过“成功的一体化，我们正向世界展示，创造一种获得和平的手段是有可能的”＇38＇。
《欧洲梦》 第二部分欧洲的永久和平梦想（2）
在一次有关欧盟是否应该成为超级强权的公共舆论调查中，65％的欧洲公众说，他们倾向于欧盟与美国势均力敌。但当问及他们为什么倾向于这一方针时，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将允许欧洲更有效地和美国合作，而非竞争。甚至在多数美国人觉得时常与美国不合的法国，90％的公众倾向于欧盟成为超级强权，而压倒性的多数认为，倘若它能获得和美国更加平等的地位，欧洲就能更亲密地与美国合作＇39＇。
相反，美国人对欧盟是否应该成为超级强权的问题怀着极其不同的态度。52％的美国人说，美国应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只有33％的人说，他们倾向于欧盟享有超级强权的地位＇40＇。欧洲人把他们的超级强权地位看做是一种在世界舞台上加深合作的方式，而美国人却认为超级强权地位可能威胁到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总结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看待他们在世界上地位的方式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他写道：
在至关重要的权力问题上——权力的效用，权力的道德，对权力的渴求——美国和欧洲的视角是分歧的。欧洲人正掉头离开权力，或者换句话说，它在超越权力，进入一个法律和规则、跨国谈判和合作的自足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与相对繁荣的后历史（post…historical）天堂，即伊曼努尔·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实现。同时，美国却依然身陷历史的泥沼中，在一个无政府的霍布斯式世界里行使权力，其中，国际法律和规则是不可靠的，而真正的安全以及自由秩序的自卫和推进依然有赖于控制和使用军事力量。＇41＇
可以理解的是，当就国防开支的问题咨询欧洲人意见时，只有19％的人同意增加开支，而33％的人希望削减军事花销，42％的人希望保持目前的低国防预算。相反，44％的美国人愿意增加军事开支＇42＇。这并不是说欧洲人不愿意花钱——而是说，他们愿意把钱用来支持他们有关如何指导对外和安全政策的完全不同的观念。
在2000年6月发表的讲演里，欧盟对外事务专员彭定康（ChrisPatten）勾勒出欧盟21世纪外交政策的前景。他说，欧盟的外交政策应该忠于那些赋予它本土关系以活力的价值观，并且发挥出它的力量。彭定康提醒他的欧洲同胞们，尽管欧盟有架设和平之桥的高蹈言论，但却无力阻止20世纪90年代毗邻的波斯尼亚或科索沃的纠纷，并且只有依靠美国的军事干涉才阻止了冲突。欧洲怎样才能阻止未来再次出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呢？彭定康说，答案在于：未来要更先发制人，在敌意爆发之前，把不安宁的国家和地区带进和欧盟的有效对话和积极合作之中。“这就需要，”彭定康说，“运用一些工具，例如贸易、外部援助、环境合作、竞争政策等等，这些都关系到共同体的能力。”＇43＇
和普罗迪一样，彭定康相信，欧盟应该把它多边合作的地区经验应用到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彭定康注意到，欧洲的一体化模式“正鼓舞着从亚洲到拉美的区域试验”，并且说，“欧盟的雄心必须是向海外呈现我们自身模式的精华。即，我们的公民社会感。”＇44＇
《欧洲梦》 第二部分欧洲的永久和平梦想（3）
美国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们并不买这种想法的账，即坏蛋也总是可以和他说理的。他们问：彭定康先生将怎样建议和朝鲜和伊拉克这样的政权打交道？或者是和那些问题地区，那里，长期形成的偏见和憎恨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显得无可挽回，例如巴以冲突。彭定康以欧洲自己过去的经验为例进行反驳。他令人信服地辩道：“欧洲的一体化表明，经过世世代代的偏见、战争和苦难之后，妥协和调解是可能的。”
哈佛教授小约瑟夫·奈伊（JosephNyeJr。）把欧盟共同对外和安全政策的新进路描写为“软权力”（softpower）的运用，并将其定义为拉拢、而非强制人民。奈伊说：
当涉及推行外交政策的问题时，一个国家或许可以在全球政治里取得它所需要的结果，因为其他国家想要追随它、尊奉它的价值观、效法它的楷模、渴望达到它的繁荣和开放水平。在这种意义上，确立全球政治计划、吸引其他国家的重要性，就不亚于通过威胁或使用军事、经济武器来迫使它们改变＇46＇。
长期以来，美国的软权力是世界其余地区的磁石。我们的民主价值观，我们的多元文化起源，我们的开放，我们敢作敢为的态度，我们的乐观主义，我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我们的繁荣昌盛，这些把世界吸引到我们的海岸。我们鼓舞着其他人。不少美国的软权力财产都开始贬值。越战期间，其他人开始丧失对美国模式的信念。在后9·11时代，世界公众舆论开始戏剧性地转而反对美国政府的全球政策。不论是否有道理，许多人把美国看做是傲慢的恶霸，对其他人的声音和意见漠不关心，对影响世界其余地区的系列问题不负责任。根据时代欧洲网站（TimeEurope）的调查，87％的欧洲人认为，美国“在2003年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最大的危险”＇47＇。相似的是，2002年盖洛普在36国展开的国际调查报告说，接受调查的国家里，23国“人民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他们的国家产生了消极而非积极的影响”＇48＇。这种态度对多数美国人是沉重的打击。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拥护者、和平的创造者。整个世界在评价我们的时候，怎能错得这么离谱？
应当指出，尽管世界公众舆论在评价美国政府的时候，压倒性地持否定态度，但对于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则更加称许，尽管即便是这一点上，我们的软权力也在遭到侵蚀。尽管有许多因素吸引他人来到美国，但对于美国显现出的自私和粗野也有一种日益增强的不安。比如说，我总是被欧洲人质问，为什么美国人坚持要驾驶大型、耗油的汽车，污染这个世界。或者，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只给穷人如此之少的帮助。或者，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多枪支，为什么美国街道上有这么多的暴力和流血事件。
不必说，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美国的音乐、美国的影视、美国的服装和消费的生活方式，还有美国的教育。然而，他们不太赞同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的相处之道，并且警惕着他们所察觉到的美国文化里浸透着的自恋和无法无天感。
相反，欧洲的软权力却显得正在增值。甚至我的许多朋友会时常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价值观和态度上变得更像欧洲人呢？”并不只是这么简单。欧洲不值得羡慕之处还有许多。刮开表皮，人们就能发现许多欧洲人身上的精英主义和优越感，特别是在专业阶层身上，这在他们的美国专业阶层同僚身上是看不到的。并且，尽管欧洲街道上暴力要少得多，青年匪帮却正变得更加盛行，犯罪也正在升级。当涉及歧视少数族裔的问题时，欧洲人要比美国人严重。反犹主义和对移民群体的不宽容大量增加，这是令人不安的。然而，欧洲人还是看上去更贴近那些变化的脉搏，它们正把世界改造为全球化社会。200余年前，正是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凭借它的民主梦想和每个人追求幸福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今，世界的目光正在更多地被欧洲所吸引，因为它强调包容、文化多元、普遍人权、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共存。
《欧洲梦》 第二部分新型军事（1）
新型军事
欧洲的对外和安全政策建立在两根操作性的支柱上：第一，重新定义军事接触的角色，脱离旧民族国家的地域性防御概念，而朝向新的维和及人道主义干预的跨国界概念；第二，采用经济援助作为外交政策工具，来保障民族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
解决危机和冲突乃是欧洲军事准备的中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欧盟成员国已经提供了全世界发生的冲突里80％的维和力量，还有70％的重建经费＇49＇。欧洲军事行动的目标被某些人称作“强力维和”或“第二代维和”，目的是为了阻止交战双方的暴力事件，为达成可行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这类军事干涉要求对军事战略进行彻底反思。近年来，“安全区”、“禁飞区”和“人道主义走廊”等新军事词汇已经进入了词典。
新军事规则的前提是和常规军事接触完全相反的假定。在旧军事结构内，关键在于给敌军造成最大的伤亡。在新的军事结构内，目标是尽量减少冲突各方的伤亡。战士接受的命令不再是甘冒他或她的生命危险来杀死敌人。维和部队有另一种使命——冒着他们的生命危险来拯救平民的生命。伦敦经济学院的全球治理与人权学院教授玛丽·卡德（MaryKaldor）简洁地表述道：“武器的合法携带者——战士——必须准备为国捐躯，但维和者们却为了人类而甘冒生命危险。”＇50＇欧盟成员国派遣的维和部队人数是美国的10倍，这就推翻了美国常常弹起的论调，即欧洲让美国独自肩负起世界警察的责任＇51＇。
倘若任何成员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欧盟就能够派遣军队到它的领土上去恢复秩序，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军事行动的目的不再是没收土地、奴役人民或聚敛财富，而是保护人民的普遍人权。莱斯利·格尔伯（LeslieH。Gelb）和贾斯丁·罗森绍尔（JustineRosenthal）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指出新型军事思维的历史意义。国家和欧盟这样的统治机构正显示出，它们看待军事根本目的的方式产生了基本的变化。“只要想想看，”文章作者们说，“国家支持道德凌驾于主权之上的原则！”＇52＇
欧盟对外和安全政策的另一支柱是发展援助。多数美国人相信，在救助发展中国家里的时运不济者问题上，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并非如此。美国的对外援助是我们国民收入总值（GNI）的0。1％，即欧洲三分之一的水准＇53＇。欧盟如今提供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民事发展援助＇54＇。欧盟还提供了全世界人道主义救援总额的47％（美国仅仅贡献了36％）＇55＇。2002年，欧盟人道主义援助金额达到近12亿欧元。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给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救援，还有帮助自然灾害、内战和种族冲突牺牲者的紧急救援。然而，美国乃是食品援助的第一大提供者＇56＇。
欧洲发展援助里，越来越多的比例正从成员国家转向由欧盟本身提供。欧盟如今管理着来自其成员国的发展援助总额的17％＇57＇。
重要的不仅是经济援助的金额，还有资助的质量。例如，美国长期以来就被指责为把它的援助计划和军事战略目标绑定在一起，而非仅仅关注需求。2003年，全球开发中心（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和《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杂志发表了长篇调查结果，根据它们提供的发展援助多大程度上帮助或阻碍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全球最富有国家进行了排序。发展承诺指数（mitmenttoDevelopmentIndex，CDI）的设计目标是在对外援助项目之外，考察它们给予的援助如何慷慨，移民政策如何好客，维和行动如何恰如其分，以及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如何有分量。这一指数也处罚给腐败政权的经济援助、损害环境的做法，以及阻碍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