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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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对说，如果它被迫等到拥有足够的劣迹证据，或者等到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可能就已经来不及自卫了。问题正如约翰·伊肯贝里（G。JohnIkenberry）在《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感到自己能够采取这种方针，就没什么能够阻止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25＇。伊肯贝里雄辩地问道，美国是否愿意“这种学说掌握在巴基斯坦、甚至中国或者俄罗斯手里呢”＇26＇？
政治观察家们猜疑，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欧盟——是否正开始以某种根本的方式产生分歧、分道扬镳，而答案是绝对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寻求复活早先时期的现实政治，并要求拥有自主的权利和义务，在它认为恰当的时候，保卫它的国土及人民。如果它认为某项国际协议可能妨碍它眼里的自身关键利益，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提出抗议。布什政府的中坚分子甚至根据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的说法，进一步宣称：“美国宪法不容屈服于任何更高一级的法律，例如国际法，也不允许把主权转让、共享或委托给任何国际组织。”＇27＇
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都不会同意这种过激的言辞。但现实依然是，倘若布什的原则被推到逻辑极端，那么就将使所有的国际公约和承诺沦为美国主权的附庸，而美国主权将成为其国家行为的终极裁判。
《欧洲梦》 第二部分分歧的世界观（1）
分歧的世界观
和欧盟的25个成员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相比，美国的外交政策落后了数光年之遥。这些国家日益摆脱了民族国家主权的历史遗产，倾向于根据约束它们的国际法，协同一致行动。欧洲梦是包容性的，而不是自主性的。它们寻求在一个由“共识”（consensus）统治的世界里生活。对它们来说，美国的“自行其是”政策不啻于诅咒，因为它们已经付出了极大努力来迈出每一小步，以共同分享它们的利益和集体的命运，但这一政策则威胁到要打散它们的步骤。它们担心美国对国际准则和协议的轻蔑将开启通向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世界，一个它们曾希望遗留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灰烬中的世界。
有些人会说，且慢……难道不是也有许多欧盟成员国加入美国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占领伊拉克，从而它们的行动可能违背国际法、更不必说欧盟自己的统治原则吗？或许吧。但有趣的一点是，在入侵伊拉克后，欧盟内部的分裂成为大量自我反省的主题。它非但没有像某些人曾预言过的那样导致不可调和的裂缝和解体，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各成员国开始问道，它们怎样才能加强共同的对外和安全政策，才能保证它们不再重复过去那些日子里发生过的场景，导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结局呢？
主权问题从根本上区分了美国和欧盟，也区分开一个较旧的美国梦和一个多数欧洲人共享的新梦想。我们向谁献上最高的忠诚？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谁又握有权威呢？美国人退缩回一个先前的时代，那时候，效忠的是民族国家，而最高的权威属于主权政府。国家把所有权利授予公民，并决定国家在国际共同体中的角色。再无更高权威。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人民被赋予了民权（civil）、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给了他们获得财产、追求幸福的机会。
欧洲梦要世界主义得多。尽管欧盟成员国保有一定主权，它们的公民也同样受到普遍人权的限制，它凌驾于主权国家的特权之上。如果美国绝对国家主权的观点流行，整个普遍人权观念——新欧洲梦的基础建筑——将会坍塌。在一个最高权威属于主权国家的世界里，普遍人权只是赝品。倘若民族国家握有最高的主权，如布什政府的许多人相信的那样，那么，人权就不可能是普遍的，因为它们的可行性将有赖于受地域限制的政治机构的心血来潮。
《欧洲梦》 第二部分分歧的世界观（2）
一个奇怪的矛盾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各种类型的地理疆界都在放松控制或彻底消失，但美国政府却在加强它的主权观念，恰与它身边发生的一切形成对照。但这是因为，梦想不那么容易死亡。我们是一个不喜欢由任何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民族。我们喜欢认为，我们能够在世界上闯出自己的道路，不受外来干涉。我们甚至不喜欢自己的政府来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更乐意由一种外国势力来决定我们的行为准则呢？我们的自力更生和自主意识是深刻的，深入我们存在的骨髓。
只要想想受到他人意志的限制，就会引起美国精神本能的反对。约束可不是我们的专长。事实上，正是缺乏约束，美国生活方式的开放性，才让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向他人意志低头，这对美国头脑来说似乎太恭顺、太屈从。布什总统——不管我们的欧洲朋友们对他的智力证书有怎样的看法——是理解美国心理的。在他2003年国会报告里，布什总统告诉美国人民：“这个国家的道路不依赖他人的决定！”＇28＇
大体而言，美国人对国际法怀抱着混杂的情感。调查表明，多数美国人支持我们在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并愿意美国加入国际协议。2002年秋，即袭击世贸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一年之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MarshallFund）组织的一项综合调查发现，61％的美国人倾向于以多边主义态度处理外交政策，而65％的美国人说，只有获得联合国同意、盟国支持，美国才应该入侵伊拉克＇29＇。然而我会提出，在这个方面，美国的情感和我们欧洲朋友相比还是薄弱的。仅仅在调查进行6个月后，多数美国人都坚定地站在布什总统身后，支持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决定。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72％的美国公众说，他们同意派遣军队，只有25％说他们反对侵略＇30＇。尽管某些美国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但和整个欧洲爆发出来的反对美国入侵的情感相比，他们的人数依然不多。
事实上，有关怎样才能最好指导外交政策的问题，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分裂。当涉及外交政策时，人数可观的少数派，主要在这个国家的东北和西北部地区，想法更像欧洲人。他们的观点更倾向于世界主义。而南部、西南部、中西部和落基山脉地区——其人数占到稳定的多数——更倾向于认同美国的边疆思维，偏爱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自行其是”的态度保证美国在海外的自身利益。
相似的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报告，75％的美国人相信全球变暖是重要的问题，并且多数人同意美国和欧盟一起批准《京都议定书》＇31＇。但即便是这里，现实也稍有不同。美国选民反对政府立法迫使汽车制造商提高燃料效率标准，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开更小型的汽车的话；多数人反对哪怕适量增加燃油税——在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里，美国的燃油税最低。
或者，考虑一下美国人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意见吧。71％的美国人说，他们同意批准这份协议。但是，当克林顿政府示意，若要美国批准协议，必须以美国军队免于受司法实体起诉为条件——这根本是对协议理念的嘲讽——的时候，竞选讲坛上却几乎听不到一丝反对的声音＇32＇。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意克林顿政府的立场。尽管71％的法国选民、65％的德国公众、52％的英国人民说，国际刑事法庭应该拥有以战争罪的名义审判他们国家的士兵的权力，但却只有37％的美国人说国际刑事法庭应当拥有司法权，审判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美国军队＇33＇。我曾有一段日子忐忑不安，梦想着美国公众可能允许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审判美国士兵。
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道：“美国人……倾向于无视任何高于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来源。”＇34＇欧洲人的想法却不同。当欧洲国家正把越来越多主权让渡给欧盟和国际实体时，美国人却正逆向而行。这是因为欧洲人感到，通过与他人之间的包容性和交融感，他们提高了自己的自由度；而美国人却感到，把最高统治权利让渡给超地域的协议和机构会削弱我们的主权，并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
《欧洲梦》 第二部分欧洲的永久和平梦想（1）
欧洲的永久和平梦想
那么，欧洲的对外和安全政策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呢？对刚接触到它的人来说，它与人类历史上此前的任何事物都完全不同，以至于需要人类想像力的跳跃才能够思考它。欧洲的外交政策乃是基于散播和平，而非聚敛权力。
欧洲人鄙弃了多少世纪以来主导着外交政策的那种强权政治，因为它已经导致了全世界如此之多的死亡和破坏。欧洲领导人雄辩地问道：还有谁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如果各国试图通过高压和武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将会产生怎样可怕的后果呢？而对那些声称人类行为不可能改变的人，欧洲人反驳道：看看我们在欧洲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在多少世纪的自相残杀之后，25国放下了武器，携起手来，发誓再也不彼此发动战争。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Fischer）说出了许多欧洲人的心声，他们决定不再容许国家间的竞赛沦为公开的战争。回顾现代民族国家的盛衰史，菲舍尔说，欧洲如今正踏上不同的未来之路：“1945年以后，欧洲概念的核心就是、并依然是抛弃欧洲的势力均衡原则，以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冒出来的个体国家的称霸野心。”＇35＇菲舍尔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承诺，要把浸透着霍布斯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前景的旧意识形态，用新的永久和平的前景取而代之。
新欧洲梦有着古老的根源。1795年，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发表了《永久和平：哲学纲要》（PerpetualPeace：APhilosophicalSketch）一文。尽管它在当时不引人注目，这篇文章却在二战后获得新生，并成为新的欧洲先驱们近乎《圣经》的参考资源。康德想像着“一个世界共和国”带来的“永久和平的国度”。康德相信，一旦世界各国接受了代议制统治形式，这样一个国度就可能实现。康德想，民主原则的传播鼓励了合作，抑制了冲突，并为世界主义秩序奠定了基础。
尽管欧洲人并不赞成世界政府，他们的确相信民主推动力的深化将导致人们用新的方式对待他人——这种方式的基础是互相尊重、移情以及对“他者”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欧洲领导人偏爱协商而非最后通牒，调解而非反唇相讥，合作而非相互竞争。
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说，欧盟的目标是建立“欧洲大陆上的超级强权，能与美国相抗衡”＇36＇。许多美国政治观察家都担忧，像这样的说法预示了欧洲和美国之间新的冲突时代的开始，并警告美国必须小心提防，加强警惕，以免欧洲成为新的霸主，威胁美国的自身利益。他们误解了普罗迪先生所说的“超级强权”的意思。对全球化社会里“超级强权”应该由什么构成，欧洲人的见解完全不同。仔细听听普罗迪主席是怎样解释欧盟试验的成功的吧。他写道：
奠基之父们的天才在于，他们把极高的政治雄心……转化成了一系列更加特殊、几乎是技术性的决定。这一间接的进路让进一步的行动成为可能。联合是一步步发生的。我们从对抗发展到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愿望，然后再发展到一体化。＇37＇
对普罗迪和其他欧洲领导人而言，超级强权的地位乃是来自扩展合作，而非扩大统治权。这种新型强权的区别性特征并非武力，而是磋商的技巧，以及进行对话和化解冲突的坦诚。这就是为什么“过程”对这种新政治如此重要。欧洲梦的精华在于：战胜野蛮的权力，确立道德良知为治理人类家庭事务的操作原则。
多数美国人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感情用事、不切实际。欧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