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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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Ibid。pp。682…683。　　　　
　　　　＇12＇Ibid。p。679。　　　　
　　　　＇13＇Ibid。p。678。　　　　
　　　　＇14＇Ibid。　　　　
　　　　＇15＇Ibid。p。682。　　　　
　　　　＇16＇Jones；Candace；WilliamS。HesterlyandStephenP。Borgatti。“AGeneralTheoryofNetworkGovernance：ExchangeConditionsandSocialMechanisms。”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Vol。22。No。4。October1997。p。921。　　　　
　　　　＇17＇Powell；WalterW。“NeitherMarketNorHierarchy：NetworkFormsofOrganization。”ResearchinOrganizationalBehavior。Vol。12。1990。p。325。　　　　
　　　　＇18＇Blackstone；SirWilliam。Ehrlich’sBlackstone。J。W。Ehrlich；ed。SanCarlos；CA：NoursePublishing；1959。p。113。　　　　
　　　　＇19＇McKenzie；Evan。“mon…InterestHousinginthemunityofTomorrow。”HousingPolicyDebate：Vol。14。Issues1and2。FannieMaeFoundation；2003。　　　　
　　　　＇20＇McPherson；Crawford。DemocraticTheory：EssaysinRetrieval。Cambridge；U。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3。p。139。　　　　
　　　　＇21＇Ibid。　　　　
　　　　＇22＇Ibid。p。140。


《欧洲梦》　第二部分被遗忘的部门（1）

　　　　第六章公民社会的浪漫化　　　　
　　　　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沿着两极运作——市场和政府。相反，欧盟政治却是在三个节点之间运作——商业、政府和公民社会。从两极到三方政治的转化表明政治生活的变革过程中巨大的进展，这对我们人类如何设计未来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如果两极政治使启蒙蓝图具有了可行性，那么，三方政治则让新的欧洲梦能够变成现实。　　　　
　　　　被遗忘的部门　　　　
　　　　公民社会是栖居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领域。它由构成个人及其共同体之文化生活的一切活动组成。公民社会包括宗教机构、艺术、教育、医疗保健、体育、公共休闲和娱乐、社会和环境主张、邻里关系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其功能在于创造共同体纽带和社会凝聚力。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各种文化形式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聚会场所”。它是人们从事“深度游戏”以创造社会资本，建立行为法则和举止规范之处。文化是内在价值统治的王国。公民社会是文化表达的“论坛”，也是一个原始的社会部门。　　　　
　　　　尽管公民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现代，由于市场和民族国家的统治力量，这一领域被逐渐边缘化。特别是经济学家和商业领导人，他们已然把市场看做是人类事务的首要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都认为，人类行为之核心乃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社会的道德价值和文化规范都是从它的经济趋向派生而来——或者引用明星麦当娜（Madonna）的话来说，“我们都住在物质的世界里，所以我是个物质女孩。”　　　　
　　　　物质主义哲学深深植根于前启蒙主义时代及后启蒙主义时代。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的，洛克、笛卡尔、斯密和其他现代早期的哲学家们对教会以信仰为基础的世界观展开了一场迂回的攻击。尽管他们行列里有人宣称对更高神权的忠诚，他们常常还是偏爱理性甚于信仰，并憧憬物质进步和尘世丰饶之乡的前景，正如憧憬永恒的救赎一般。现代主义者相信，市场乃是人类精神的源泉，而文化则从中受益。他们先工作、后游戏，并用功利主义价值替代了内在价值。　　　　
　　　　物质主义者把市场看成是关键的社会机制和人类关系的首要仲裁者。问题是，他们的分析并不符合人类发展史。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下，人们会首先走到一起来建造市场、开展贸易，然后再获取文化身份。也没有一个例子证明，人们首先走到一起来创建政府，然后再创造文化。首先，人们会创造语言，彼此沟通。然后他们再编造一个有关自己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起源仪式化，想像一份共同的命运。他们创造行为规范，建立信任的纽带——我们称之为“社会资本”——并发展社会凝聚力。换言之，他们参与“深度游戏”来建设他们共同的身份。只有当他们的团结和凝聚感有了充分的发展，他们才会建立市场、协调贸易、建设政府以节制各种活动。即使在现代早期，上升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建立起想像的民族主义，来把过去分散的民族统一在新的政治构造——民族国家——之下时，他们也必须深深挖掘过去，从各种地方文化的叙事里借来零碎材料，制作民族起源的崭新统一神话。


《欧洲梦》　第二部分被遗忘的部门（2）

　　　　新技术在一个社会里的开端同样相当程度上受到文化意识的制约。例如，1831年欧洲人发明了外科手术用的氯仿麻醉。若干个世纪前，中国人就发明了针灸，并把它用于麻醉。为什么欧洲人从来没有发明针灸，而中国人从没发明氯仿？这是因为欧洲人和中国人有关空间、实践和现实的观念如此截然不同。　　　　
　　　　由于中国文化强调语境、整体思维、两极互补、天人和谐，这就使它倾向于产生针灸一类的发现。欧洲思维更偏好归纳、分析和抽象，因此倾向于产生氯仿一类的发现。这并非暗示说，文化意识僵硬地预先决定了特定的革命式技术的进步，而是说，它影响到思想如何以特定方式看待世界，从而，它所导向的新发现也与人们对事物秩序的心理感知一致。　　　　
　　　　当然，文化意识并非一成不变。新的发现和发明在不断修正时空意识，并能够导致文化范式本身的改变，以及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但是，我会认为，究历史之终始，人们对现实的体验开始于创造一个有关他们自己以及世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某种文化基因DNA，在其后所有的进化式排列中发生作用。　　　　
　　　　要点是，文化不是、也从来不是市场或政府的延伸。毋宁说，市场和政府都是文化的延伸。它们是第二义、而非第一义的机制。它们有赖于创造者即文化的恩惠而生存。让·莫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承认：“如果欧洲的建设过程能全部重新开始，从文化入手会更好一些。”＇1＇　　　　
　　　　经过长期以来被市场和民族国家殖民的过程之后，公民社会——伴随着它基础下更加深层的文化力量——正推动着在公共生活秩序里重建它的中心地位。正如所有的解放运动一样，重新强调其重要性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摆脱目前已经成为其本质定义的多数语言。支持者们抱怨，公民社会决非许多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是“第三部门”，而应该是“第一部门”。相似的是，把民间团体归类为“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令它们显得不太重要，甚至仅仅是商业或政府机构的影子。新一代活动家更喜欢把他们的机构看作“民间组织”（civilsocietyorganizations，CSOs）。他们还把自己的活动定义为服务，而非志愿，以求点明它在文化发展和娱乐之中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的活动范围令人印象深刻。约翰·霍普金斯非赢利部门比较研究计划曾展开一场涵盖22国的调查，它估计，公民社会部门所创造的价值达到了11，000亿美元，雇用了超过1，900万名全职有偿工作人员。在这些国家里，“非赢利”支出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而非赢利雇佣总数占到非农业工作的5％，所有服务工作的10％，以及所有公共雇佣总数的27％＇2＇。　　　　
　　　　数个欧洲国家如今为“非赢利”部门的雇佣水准超过了美国而自豪。在荷兰，有偿雇佣总数的12。6％是在非赢利部门；在爱尔兰，工作者总数的11。5％在非赢利部门；在比利时，10。5％的工作者在这个部门；在英国，劳动力大军的6。2％在非赢利部门；在法国和德国，这个数字是4。9％；意大利目前有超过220万个非赢利组织，其非赢利部门雇佣了超过63万名全职工作者＇3＇。　　　　
　　　　20世纪90年代，欧洲非赢利部门雇佣数量的增长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强劲，在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平均增幅为24％＇4＇。仅仅在这些国家，非赢利雇佣总数的增长就相当于雇佣总数增长的40％，即380万个工作＇5＇。　　　　
　　　　值得注意的是，在可获得收入数据的10个欧洲国家里，1990至1995年间，服务及产品报酬相当于非赢利部门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就全球而言，在可获得数据的22国中，非赢利收入的49％来自服务及产品报酬。在美国，非赢利收入总额的57％来自服务及产品报酬＇6＇。然而，来自慈善和公共部门的基金份额却在许多国家下滑，这就驱散了人们长期以来笃信的神话，即：非赢利部门实际上依赖政府或私人的施舍来维持自身。　　　　
　　　　社区服务迥然有别于市场里的劳动。一个人的贡献目的在于提高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尽管这种活动常常也产生经济效果，但它们对于社会交流而言是第二义的。目标并非在于财富的积累，而是在于社会凝聚力和安宁。　　　　
　　　　市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亚当·斯密的观念，即共同利益的提高乃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或她的自身利益；与之不同的是，公民社会的出发点乃是截然相反的前提——通过每一个人为他人做出贡献，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　　　　
　　　　在非人格市场力量组成的全球化经济里，公民社会已变成重要的社会避难所。人们在这里创造某种亲密和信任感，建立共同的目标和集体身份。对于一个日益由严格的商业词汇来界定的世界而言，公民社会部门不啻于一服解毒剂。　　　　
　　　　过去20年里，民间组织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全球化的新经济，其中，市场力量更加遥远，与当地社区无涉，而政府既变得太小，不能处理跨越国界、影响到全世界的问题——如全球变暖、非法移民、电脑病毒和恐怖主义威胁——又变得太大，不能适应当地街区和社区的需要。在一个企业和政府都缺乏这种能力的世界里，民间组织赋予人们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力量。公民社会活动家认为，过度依赖解除了管制的全球市场会导致资本家不受约束的贪婪和掠夺，同时也把政府传统的角色缩减到仅仅是再分配的代理人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公民社会机构巨大的发展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民间组织的成功来自于他们能够填补由于市场和政府的失败而留下的真空的能力。　　　　
　　　　民间组织比政府更加灵活，而比企业更加深深扎根于地域。公民社会的嘹亮口号是：“全球思维，本地行动”。民间组织常常跨国进行组织，代表的却是当地街区和社区的利益。它们能够既是跨国和全球的，也是社区和当地的，因此，在更加高密度、互相关联的世界上，它们便成为理想的社会行动者，能够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无数问题。


《欧洲梦》　第二部分给新的政治伙伴让出空间

　　　　给新的政治伙伴让出空间　　　　
　　　　在各个国家及全球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里，民间组织都已设法争取到更大的代表权。然而，本质上来说它们被容许参与的程度都还只不过是敷衍了事、顾问性的。欧盟是首个正式承认民间组织在公共政策网络里具有充分伙伴资格的政府。欧盟业已承认公民社会为欧盟治理的“第三元素”，认为它能够提供“国家、市场和公民之间的调解功能”＇7＇。有一种日益广泛的认识是：欧盟作为新型调控式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间组织代表真正选民利益的有效性，这些选民所关心的问题跨越了地区、区域、国家甚至欧盟的边界。民间组织把真正的“参与式民主”带进了治理过程中，使他们成为新政治试验里关键的参与者。官员们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和充分参与，欧盟就可能会失败。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观察到：“欧洲治理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保证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的有效参与。”＇8＇　　　　
　　　　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RomanoProdi）＇9＇强调了这个新政治伙伴的重要性。他憧憬着“欧盟机构、各国政府、区域和地区的权力机构、公民社会，都以新方式互相作用：在极其广泛的议题上彼此咨询；共同制定、执行和监督政策”＇10＇。普罗迪主席将这种过程称作“网络欧洲”（networkEurope）＇11＇。　　　　
　　　　尽管民间组织在公共政策网络里正式的代表权依然弱小，欧盟承认了三方伙伴关系的事实本身就拥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回想一下，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商业利益的“女仆”，其使命就是保护财产权利，并创造对市场力量的地理扩张有利的条件。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