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审判-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庭最后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迫害刘少奇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这时法庭传唤在押犯、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出庭作证。
张春桥听到了蒯大富的名字，不觉浑身一颤。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张春桥欠了一下屁股，又耷拉着脑袋瘫坐在被告席上。
蒯大富原是清华大学工化系学生。此人利欲熏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贴出了夺权大字报，声明他“眼里盯着权，心里想着权，手里要抓权，迟早要夺权”。他对林彪“有权就有一切”的“宫廷政变经”很有研究，曾从他的自身体会中总结出“三十六条夺权经”。就是这么个小野心家却得到了江青、张春桥的赏识，康生、陈伯达封他为“坚定左派”，当上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陈伯达说，一司、二司是保守派，只有三司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这样，蒯大富成了气候，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宜，密谋陷害刘少奇、邓小平。这是张春桥所犯下的重罪之一，是他的一块心病。今天在法庭上尽管他装腔作势，想不到，或许早已想到有一天蒯大富一定会站在他的面前，果然今天就站在他的面前了。他虚弱的心头不免为之震颤，虚汗已是漫遍全身。
蒯大富到庭作证说：“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上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打电话，要我下午两点到中南海西门去一趟。下午两点前，我乘清华大学一辆小轿车到中南海西门，对警卫说：‘有人找我，让我进去吧！’此时，从中南海里来了一辆车停在西门里，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绿色军大衣的人，我一看是张春桥。张对警卫说：‘让他进来吧，是我找他来的。’张春桥领我进了传达室内，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谈话过程，除张春桥和我，没有其他任何人。”
“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说：“我一听就明白，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向我交底，是表示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回去以后全力以赴，坚决贯彻。”
蒯大富说：“１２月２５日，我亲自率领清华大学５０００余师生员工，开着两辆广播车，步行进城，游行示威，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是清华大学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而这后面的罪恶黑手就是张春桥。”
是的，那历史惨痛的一幕，人们不会忘记，那天寒风刺骨，天色昏暗，沙尘弥漫着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无力照护人间。就在这天，由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带头的耸人听闻的反革命大行动开始了：上午，蒯大富带领５０００人马摇旗呐喊来到天安门广场，然后又兵分五路，由广播车开道，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车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进行反动宣传，诬陷刘少奇、邓小平。“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同时还宣布声明：
（一）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
（二）薄一波必须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
（三）王任重必须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回清华还账。
当时，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消息，似晴天霹雳，震惊北京，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全世界。人们在心里责问，是谁支持蒯大富这么干的。
法庭上千双眼睛一齐怒视着张春桥。只见他今天仍然穿着对襟黑棉袄，敞着领口，歪着头、眯着眼，一副狄克相。他听了蒯大富的揭发证词，歪斜的脑袋渐渐低了下去，一动不动形同一具死硬的僵尸，僵在那里，似在等待着什么。
张春桥在等待准备杀头。
公诉人王芳指出，张春桥今天拒不回答问题，是早已做好准备的。他是横下了一条狠心，准备杀头的。王芳请求法庭宣读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的证词。马天水揭发：“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两年中，张春桥在市革委会小会上，曾几次讲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徐景贤揭发张春桥曾对他说：“我有什么事的话，总是会连累你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杀头的。”
在今天的庭审中，审判员王战平多次审问，见张春桥闭口不回答问题，对他严正指出：“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是无言可答，或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本法庭的审判。因为本法庭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王芳指出，张春桥，你听清楚“这一条法律对你同样适用。你不讲话，法庭就用证据来讲话”。
出席今天法庭调查的，有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黄玉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
第二篇 短兵相接张春桥装聋作哑，拒绝回答对他的审问（3）
12月4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犯罪事实进行第二次法庭调查。
审判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为了镇压上海“工人赤卫队”群众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造成伤残９１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法庭同时对１９６７年５月，张春桥分别在上海和济南制造、挑动武斗事件，镇压群众，使大批群众致伤致残进行调查，并传唤在押犯徐景贤出庭作证；还宣读了张春桥老婆李文静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日的证词和张春桥自己１９６７年３月８日在山西太原市的讲话录音。
法庭还调查了张春桥１９６７年在上海指挥代号为“二四四”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游雪涛小组”的游雪涛，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的副组长。“造反”起家后被张春桥发现，把游雪涛组织的“扫雷纵队”３０多人改组成这个反革命别动队，为张春桥等一伙效劳，专门诬陷老干部，进行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这个“游雪涛小组”，向张春桥提供１００万字的报告，制造冤假案件２６起，陷害干部群众１８３人，有五人致死。
张春桥面对人证、物证和审判员的审问，仍然歪斜着脑袋，表现出不死不活的样子，闭口不言，硬挺抗拒。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进行第三次调查。法庭就起诉书指控，事实确凿证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他们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武装左派”、“改造民兵”为由，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在他们覆灭之际，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对这一犯罪事实，王洪文、姚文元均已供认。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另外三个在押犯王秀珍（原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施尚英（原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均出庭作证，供述了从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一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详细经过。法庭还宣读了在押犯马天水（原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在押犯黄涛（原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等的大量证词；投影展示了徐景贤１９７６年７月８日晚调动上海民兵的手令、指挥点的照片，以及叛乱作战方案、准备使用的部分枪支、弹药、电台照片等。
在大量人证、物证、书证面前，张春桥仍置若罔闻，一言不吭。法庭人员和旁听人员也都习惯了张春桥的抗拒伎俩，无不嗤之以鼻。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对张春桥的调查结束。
四、张春桥血债累累，罪不容诛
1980年12月20日上午9时，法庭在对王洪文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辩论后，法警将张春桥押上被告席，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辩论。
公诉人马纯一首先发言，他指出，经特别法庭三次庭审调查，证明张春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早在１９６７年初，就在上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所有的权都要夺”。并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诬蔑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主张“一个也不留”。张春桥的这些主张，事实上成了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疯狂镇压广大干部群众。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张春桥指使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张春桥多次诬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同志定了调子。
公诉人接着历数了张春桥在上海策动夺权、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常委的罪行，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的罪行，武装、改造城市民兵，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等。最后指出上述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九十三、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理过程中，态度顽固，在大量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长曾汉周告诉被告人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有什么话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听后，仍然像法庭调查时那样缄默不语，一言不发。
审判长把被告人有权陈述和辩护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张春桥还是一声不吭。审判长宣布：“等你两分钟。”
这时，人们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张春桥咬着牙齿，他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抖动，细碎的汗珠从脸上的汗毛孔里冒了出来，这暂短的两分钟对张春桥来说特别长，他也许想说点什么，他自知罪孽深重，他还能说什么呢，终于没有开口。两分钟过后，张春桥仍不讲话，审判长这时说：“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宣布：张春桥的犯罪事实审理结束，休庭。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1）
一、投机分子陈伯达
陈伯达，又名陈尚友，曾用名王通、曲突、陈志梅、周全、梅庄、史达、王文殊、陈万里等。1904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一个“四代书香”的破落家庭。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庭破落了。其家庭71人，有乡进士、秀才、官吏、特务、宪兵、保长等23人。其中有四人被镇压、一人被管制、一人被监督劳动，11人在台湾和海外。
陈伯达20岁时出外闯荡江湖，他曾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