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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中国兄弟连-第2部分

小说: 中国兄弟连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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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蒙蒙的天,飘着雪花。夜行军一个接一个,离家越来越远啦。同学们没有吃过这样的苦,都想家了。在行军的路上,有3个高年级同学,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逃跑了。    
    有一天上午,紧急集合,把我们同学们集中在场院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部长来看望同学们。主任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为什么要革命,要参军。讲完话后,保卫部长叫我们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何千。”    
    何千举起手:“到。”    
    “你跟我走。”    
    何千是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他被保卫部抓起来了。他一被抓,把我们的同学全镇住了。还听说抓了个老乡,因为老乡“同情”何千,要帮助他逃跑。何千同学一直关押在警卫营,在行军途中我还常常看见他。    
    


第一章   男女学生从军记男女学生从军记(2)

    2    
    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我们到了蒙山。蒙山是边陲的土城,三面是寸草不长的沙丘,一面是萨拉日娜河。萨拉日娜河的夏季两岸绿草如茵,河流像一条输血的大动脉,抚育着蒙山城。冬天的北风把沙土扬起,蒙山县城天昏地暗,被黄土弥漫着。冬季的萨拉日娜河一冻到底,城里的人们家家抬着冰块,化冰饮水。    
    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戏园子里,戏园子没有人,也没有火。天下着大雪,冰凉的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每天夜里都把我冻醒。天冷不愿起来小便,常常憋一夜,有时尿在炕上。分队长为了取暖生了个火盆,满屋烟雾缭绕,虽然呛得我又流眼泪又咳嗽,但总比冻着好。有一天夜里,烟把我呛醒,我抬头看火盆下的桌子着火了,我大喊:“着火啦!”人们起来披着衣服往外跑。团部命令今后不准生火盆。从此,这点热量也没有了。我们吃的是小米,小米里几乎一半是没去壳的谷子,含在嘴里像沙子粒。菜是一盆汤,汤里除了几片胡萝卜外,上面仅飘着几滴油星。每顿饭都是用菜汤把三四碗饭送下去。我每顿饭都得吃三四大碗,到晚上却还是饿得要命;饿也只好忍着。有时,我到炊事班找老班长要锅巴放在口袋里,等晚上饿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吃,吃起来虽然像牛筋,但特别香。现在想起来,任何糕点都没有锅巴好吃。    
    白天排节目,我除了唱歌外还打“霸王鞭”,是为蒙山党代会演出做准备的。    
    在蒙山生活十分艰苦。团领导号召老同志要关心、帮助新同志。为了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每个分队发个记功本,每天不管是分队长还是团员,只要看见有人做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事,包括发牢骚、讲怪话,所谓的自由主义在内,都有责任记在本上,定期交给团部。团部根据本子的记载,进行表扬、批评。我受过表扬也受过批评。    
    戏园子的观众席,都是土坯和砖垒起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比我们年龄大、参军比我早的张成给戏园子(排练场)观众席垒起了两块砖,我没有给他往本子上记,因为张成这个人平时我看他就不顺眼,摆老资格,歧视我们新参军的。他让我把他垒砖的事给他记在记功本上,我说:“我没有看见,我不记。”    
    “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给我记?”他看我个小体弱,过来要打我,正遇上我们分队的赵显,赵显批评了他,他不服气和赵显打起来了,把后台烧牛粪的炉子撞倒了,几乎起火。张成打不过赵显吃了亏,他拿起上刺刀的道具枪就追赵显,赵显吓得往团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团长。团长为这事召开了大会,把张成关了禁闭,批评了赵显也批评了我。分队长问我:“张成垒砖你看见没有?”    
    “我没看见。”我心里想:我才不愿意给他记,垒两块砖也记在本上有什么意义?同学们都在私下议论,对这个记功本非常反感,搞得人人心烦意乱,名义是记功本,实质上是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尤其是对我们刚参军的同学。这个记功本副作用太大,它起不到积极作用,因为记在本子上的,除了鸡毛蒜皮的事没有真实的东西,只能造成相互嫉妒,相互报复,互相攻击。          
    分队长问我:“张成说你看见了。”    
    “我没有注意他垒砖。”    
    记功本一直行使着它的使命。    
    我第二次受到批评,是我们到蒙山后第一次演出,给过路部队和机关演出《白毛女》。1945年深秋,军区文工团刚到哈达,给我们学生演出《白毛女》。那是我第一次看歌剧,随着剧情的进展我一直流泪,我激愤、我恨地主黄世仁,尤其是杨白劳喝卤水后,穆仁智拉喜儿去顶债,赵大叔说了一句:“……给你爹磕个头。”我几乎控制不住地大哭。我没想到,现在我参加了演出《白毛女》,还管起了道具。当时,演出的团员没有专业,是“万金油”,什么都干。谁都使唤我,除了向老百姓借演出所用的“道具”外,惟一的“重任”是在演出时,要把道具给上场的演员准备好。第一幕闭幕后,穆仁智上场要提灯笼,我在第一幕闭幕前,因为给演赵大叔的演员找烟袋,忘点灯笼了。穆仁智要上场,灯笼没点着,我越着急灯笼越是点不着,乐队前奏已经过去了,我的灯还没有点着。田副团长演穆仁智,他灵机一动,在幕后唱开了:“讨租,讨租——快给我灯笼。要账,要账。还没有点着——要了东庄要西庄。”过来两个人帮助我点灯笼,人越多越乱。虽然把灯点着了,在匆忙中把蜡烛碰歪了,当“穆仁智”提着灯笼上场重新再唱那两句时,灯笼着了,田副团长只好在台上吹灭灯笼,吹了几口没有吹灭,台下观众鼓掌、大笑。这场戏就“砸”在灯笼上了。演出结束后,团长批评我精神不集中,点了我的名。    
    我在分队会上低着头,很难过地检讨说:“我很懊悔,由于自己没有重视道具工作,没有想到一件小道具影响了演出效果。我思想不集中,这场戏是‘砸’在我缺乏责任心上……”我哭了。分队长认为我检讨还算深刻,他说:“从没有点着灯笼,可以看出小苏不重视道具工作,今后做什么工作都要踏踏实实认真负责,把工作做好。”    
    “我一定改正错误,一定认真负责做好工作。”    
    受到批评的还有孙俊生。装置组是演出时的业务组织,他是装置组负责拉幕的。孙俊生所发生的事故是在第二场给部队演出,也发生在穆仁智上场。杨白劳喝卤水后,二道幕拉上,因为舞台上的照明,是用3个大铁勺装满油,铁勺周围是点燃的棉花捻,吊在舞台上。拉二道幕的绳子坠下来了,孙俊生想把绳子拉起来,滑轮卡住了绳子,他猛地用劲一拉绳子把铁勺碰翻下来,正好扣在我们田副团长的头上,把他烫得大叫一声往后台跑。看戏的观众大笑,站起来鼓着掌大喊:“好啊,烫死穆仁智!”我也憋不住偷着大笑。田副团长到了后台又擦又洗,用猪胰子、用碱沫,弄得满头满脸粘乎乎的,他还喊疼。过了好久,我想起来还在笑。有一次,我们正在吃饭,我忽然想起来了,笑得我把饭喷出来了。孙俊生问我:“你笑什么?”    
    我一阵大笑后说:“没笑什么。”    
    “是不是笑田副团长挨烫?”    
    他一问我,笑得我弯着腰:“不是不是。”    
    “什么不是,准是。”    
    第一次给蒙山党代会演出《白毛女》,演赵大婶的演员是我们同学,她怕冷,化好妆后坐在碳火盆旁,等上场时,不知怎么搞的晕过去了。这得马上急救,我们文工团没有医生,各种土办法一齐上,又掐人中,又灌醋,又往嘴里塞仁丹,又做人工呼吸,各显身手。没有多一会,不知道什么方法起了作用,她慢慢缓过气来了。虽然缓过来了,头痛呕吐不能上场,必须换演员。所换的演员也是我们同学,她没有上过台,一上台就哆嗦,更没有演过赵大婶,现对台词,台词对了半天,她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台词没有对完就要上场啦。在上场前,团长对她说:“在场上随机应变,别冷场就行。”    
    她皱着眉头说:“给我提台词吧?”    
    只好幕后给她提台词,团长把我叫过来:“你在幕后给她提台词。”我提着马灯拿着剧本蹲在幕后。    
    “赵大婶”在场上越是紧张,越听不见我提词的声音,前排的观众都听见了,她还是听不见。她回头对我说:“大点声!”我没有提过台词,我一紧张把剧本看错了行,她就按着我看错行的台词说,演大春的演员无法对话,他转头对我说:“错行了!”我还没听见,继续按错行提台词。由于我看错行,台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我提什么她说什么。她这么一来其他演员可就“傻了”。“驴唇对不上马嘴”,根本接不上茬,这场戏就这么乱糟糟地对付下来了。    
    在总结会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她说:“是小苏提错台词我才乱的。”      
    我怕挨批评,争辩地说:“什么我提错台词?我是按剧本提前提词‘打个提前量’,让你有准备,你听不见还怨我?”    
    团长没有批评我。对晕过去的演员没有上场,虽然团领导没有批评她,可有人说她是闹情绪、撂挑子。说她不能坚持演出,没有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精神。    
    


第一章   男女学生从军记男女学生从军记(3)

    3    
    我们到蒙山县城后,当时敌情很严重,蒙山除了机关外就是一个警卫营,没有战斗部队。号称国民党地下军的土匪有上千人在蒙山外围。土匪头子黑龙在蒙山街上被我们县公安局抓住了,二号土匪头子白龙为了救黑龙,带着上百人的土匪混入蒙山县城,听说春节前准备劫狱暴动。    
    1947年1月4 日,天很冷。晚上,我们全团集合在一间大房子里,团长宣布:“零点,全城大搜查,所有住在蒙山的机关、部队、文工团、医院,全部参加,挨门挨户清查土匪。”    
    文工团分了3个组,一组团长带着,二组协理员带着,三组田副团长带着。有二三支马枪,团长、协理员和分队长有三四支短枪,把枪平均分配给各组,没枪的人有的拿把刺刀,有的腰里别颗手榴弹。我没有枪,分队长给我在腰里别了颗手榴弹,告诉我:“别拧开盖拉弦,一拉弦就爆炸。”我一听要爆炸,忙说:“我不要这玩意,在腰里爆炸咋办?”文工团协理员看我眼睛总盯着腰里的手榴弹,他对分队长说:“怎么给小苏个手榴弹?别让他给弄响了。别让他去啦,让人一拔拉把他就拔拉个跟头。”    
    我穿的棉衣没有改,又肥又大像个半大衣,裤腿和袖子卷得老高,棉衣领子大得向下耷拉着,风从领子灌进去,前胸后背冰凉,每天冻得流着鼻涕。女分队长茵菏老大姐看我老缩着身子,她给我围了一条毛巾。    
    团长看我的样子,笑笑说:“别去了。”所以我没有参加搜查。    
    蒙山城里没有几间砖瓦房,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垒的房子。全城没有电灯,白天很萧条,晚上几乎见不到人。夜里很静,偶尔听到全城惟一的小天主教堂的风琴声。在这边陲的土城里能听到这么悦耳的声音,我很奇怪,没事的时候我就跑到天主教堂门前,等着听风琴声。跑去几次也没有听见,后来听说风琴是给城里土匪报信的,我再也不敢去了。    
    那天夜里的大搜查是蒙山城历史上没有过的,街道、路口被宵禁,到处是端大枪的警卫营战士,全城敲门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犹如点燃了一挂上百、上千、上万头的鞭炮。    
    那天夜里搜了个底朝天。在搜查中,医院没有遇上持枪的土匪,文工团遇上持枪的土匪了。我们分队长叫开老乡的门,团长看见一个黑影从柴垛窜到墙角,团长喊:“站住!”黑影没有站住,爬上墙要逃跑,团长和分队长都开了枪,天很黑,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枪一响,一组可就乱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的不知往哪里追。经过一阵枪战,被警卫营的战士击毙一个土匪逮捕了一个。我们文工团一个唱歌老跑调的李坤,被子弹划破肚皮,蹲在门外大叫。那一夜,查出上百个嫌疑分子,都集中在戏园子里,由公安局的人负责审讯。土匪头子白龙是在小教堂里抓到的。搜查还没有结束,就秘密地把黑龙、白龙处决了,没有用枪打,是用刀砍的,说是为了保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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