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狱中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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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希望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任何有关我的文章时，你应该感激他得到了我对此事的意见并告诉了你，并且无意中使你免得再像以前做过的那样给我造成更多的痛苦。你一定记得，为一个“潦倒之人”写一封关于“公平竞争”的高傲而平庸的信对英国报纸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符合英国报刊文章遵循的对艺术家的传统态度，但在法国，这种格调只会使我受到嘲笑，使你受到蔑视。因此，我在了解了一篇文章的目的、格调、表达方式等等之前，是不会允许它发表的。在艺术上，良好的动机毫无价值，所有坏的艺术作品都源于良好的动机。
在我的朋友中，并不是只有罗伯特·夏拉德收到过你的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在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上，都应考虑和尊重我的感情与愿望，如发表关于我的文章，把你的诗题献给我、交出我的信及礼物诸如此类的事。你也惹恼了或试图烦扰他们。
难道你不曾想过，在前两年对我进行判决期间，如果我把你当做一个可靠的朋友，我会处于一种怎样可怕的境地？你难道从未想过这一点？难道你从未感激过那些用自己纯洁的仁慈、无限的爱，给我欢乐以减轻我可怕的重负的人吗？他们一次次来看我，给我写美丽而同情的信，不顾谩骂、嘲笑、公开的蔑视和侮辱，站到我身边。我每天都感谢上帝给了我与你不同的朋友，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我在监狱里读的书是罗比花钱为我买的，当我出狱时，他也会为我买衣服。我不会因为接受用爱和情给予的东西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此感到骄傲。但你是否想过，莫尔·安迪、罗比·罗伯特·夏拉德、弗兰克·哈瑞斯和亚瑟·克利弗顿这样的朋友在给我安慰、帮助、爱、同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你从未明白过。然而，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像力的话，你会知道，在我的监狱生活中，不止一个人对我发过善心：监狱的看守祝我早安或晚安，而这并不是他们规定的职责；普通警察以他们朴实、粗率的方式，在我带着可怕的精神绝望往返于破产法庭时尽力安慰我；一个可怜的盗窃犯，当我们一起在旺兹沃思监狱的院子里沉重地移动着脚步时认出了我，他用一种由于长期强制性的沉默而变沙哑了的、只有在监狱里才会有的声音向我低声说：“我为你感到遗憾，这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比对我们这样的人更艰难。”——我可以说，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你都不会以跪下来擦净他们的鞋上的泥土而感到骄傲。
狱中记母亲的责任（1）
你有足够的想像力来理解对我来说遇见你们一家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悲剧吗？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失去了伟大的地位、伟大的名声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吗？你的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波西除外，他确实是个好人——不以某种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
我向你说起你母亲时曾带着一些怨恨。我极力主张你让她看看这封信，这主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对她来说，读到这样一种对她的一个孩子的控诉状一定是很痛苦的，那就让她回忆一下我母亲——一个在思想上可与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等列，在历史上可与罗兰夫人的地位相当的妇人——因为她曾为自己儿子的天才和艺术感到那么骄傲，而现在，这个她认为可以继承一个杰出名字的儿子，却被判罪入狱两年！你可能会问我，你的母亲以什么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我可以告诉你。就像你尽力把一切不道德的责任转移到我身上一样，你母亲也尽力把她所有与你有关的道德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她不是像一个母亲应做的那样面对面与你谈你的生活，而是一直私下给我写信，并热切而恐惧地请求我不要让你知道她一直在给我写信。你明白了我在你与你母亲之间的地位了吧！这与我在你与你父亲之间的地位一样是错误的、可笑的、悲剧性的。在1892年8月及11月8日，我与你母亲就你有过两次长谈，两次我都问她为什么她自己不直接与你谈话，她两次都回答说：“我怕说到他时，他会变得非常愤怒。”第一次时，我对你了解还太少，所以我还不理解她那句话的意思；第二次时，我对你已非常了解，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她的苦衷（两次谈话之间，你得了黄疸病，医生要求你去勃内莫斯一个星期，你因为不愿一个人去，就让我陪你一起去了）。但母亲的首要责任不是害怕与自己的儿子进行严肃的谈话，如果你母亲能与你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她所看到的你在1892年7月所处的困境，让你向她坦白一切，那样结果会更好，最终会使你们两人都更幸福。她与我进行的一切间接的、秘密的联系都是错误的。你母亲没完没了地给我写信，信封上还都标记着“私信”字样，请求我不要太经常地请你吃饭，不要给你一分钱，每封信
的结尾都有一个热切的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曾给你写信！”这种信能有什么用处？你曾等着我邀请你共进午餐吗？从来未有，你总是把与我一起吃饭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反对，你就会说：“如果我不与你一起吃饭，那我到哪儿去吃呢？你不是说要我回家吃饭吧？”这种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而且，如果我绝对拒绝你与我一起吃饭，你就会威胁说你要做一些蠢事，而且也始终是真做的。父母写给我的那些信，除了确已发生过的把她的道德责任愚蠢地致命地推到我肩上外，还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至少这也证明了你母亲的软弱和缺乏勇气，以及对她自己、对你和我都是毁灭性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我不想再多说，但毫无疑问，当她听说你父亲来到我房里大吵一通，并且制造了一个公开的谣言时，她那时就可能看到一种严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但她采取了某些认真的步骤以尽力避免这种危机了吗？她能想起的只是给善于花言巧语的乔治·温德海姆捎信，让他利用自己的伶牙俐齿向我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要我逐渐地疏远你！
好像我一直可能逐渐地疏远你似的！我已经用了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试图结束我们的友谊，有时竟然要离开英国，在国外给你一个错误的地址，希望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割断我们之间那种已变得令我厌烦、憎恨、会毁灭我的联系。你认为我能“逐渐地疏远你”吗？你以为那就能满足你的父亲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父亲真正想要的不是我们友谊的中止，而是一个公开的谣言，这才是他竭力想得到的东西，他的名字已经有好几年没出现在报纸上了，他看到这个机会能使他重新以一种全新的、充满慈爱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面前，于是，他的所谓幽默感就活跃起来了。如果我保持了与你的友谊，那会使他感到极其失望的，而且，第二次离婚案造成的小小的声名狼藉，不管在细节和起因上是多么令人厌恶，但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因为他要的是轰动，是要成为所谓纯洁的先驱，就目前英国公众的状态而言，这是成为英雄人物的最可靠的方式。我在自己的一个剧本中曾说过，这种公众，如果这半年他做了卡利班，那另半年他就成了答尔丢夫，而在你父亲身上，可以说具备了这两种特征。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脱颖而出，成为清教主义的最敢作敢为、最独特的合适代表。逐渐疏远你不会有任何效果，即使可以疏远你也不行。难道你现在不觉得：你母亲必须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在你和你哥哥在场的情况下，明确向我说明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中止吗？她会发现我是一个最热心的附议者，并且，有我和卓莫郎瑞在房子里，她也不必害怕说给你听。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害怕自己的责任，并试图把这种责任推到我身上。她确实给我写过一封信，信很短，是要求我不要把律师写的警告你父亲停止所做的一切的信交给他。她说的很对，我咨询律师并寻求他们的帮助确实是可笑的行为，但她信尾又出现了她常用的那句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信！”这就抵消了她的信可能产生的任何效果。
当你想到我把律师的信送给你父亲及你自己时真是欣喜若狂。这是你的建议，我不能告诉你你母亲强烈反对这样做，因为她已用最严肃的诺言，即永不告诉你她给我写的信，束缚了我，而我竟愚蠢地遵守了诺言。难道你不明白，她不直接与你对话是错误的吗？她与我的所有那些偷偷的会面、秘密的通信都是错误的吗？没有人能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它们最终会各归其主的。你有一种生活观，或一种哲学——如果你还有什么哲学的话——即是不论你做什么，都要由别人付出代价，我不只是指钱方面的代价——那只是你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而是在更宽泛、更全面意义上的转移责任。你以此作为你的人生信条，而且事实证明你的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功。你迫使我采取行动，因为你知道你父亲无论如何不会攻击你的生活或你自己，而我却会为了保护我的生活和我自己而竭尽全力，并承受一切落到我身上的打击。你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你父亲与我虽然彼此目的不同，但都老老实实地按照你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去做了，但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不能真正逃脱。“婴儿撒母耳理论”，就像人们为简洁起见所称呼的那样，也被一般民众运用得很好。这种理论在伦敦可能会受到很多嘲笑，在牛津会受到一些讥讽，但那只是因为这两处都有一些认识你的人，因为你在这两处都留下了你通过的痕迹。在那两座城市里的这一小部分人之外，还有大多数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差一点被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艺术家诱入歧途的优秀的年轻人，幸亏你那仁慈的爱你的父亲及时把你拯救出来了：这听起来真是太妙了！然而，你知道自己没能逃脱。我不是在提一个只有陪审团才会问的那种愚蠢的问题，这种问题自然要受到法官和审判员的轻蔑对待，对此没有人关心。我指的或许主要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眼里，并且将来你不得不想到你的行为，你不会，也不可能对事情已发生的那种方式感到满意。私下里你想到自己时一定会感到许多羞耻。用厚颜无耻的面孔面对大众无疑是很好的，但当你时不时地独自一人没有观众时，我想，即使只为了呼吸，你也会不得不拿下你的面具吧！否则，你一定会被窒息而死的。
狱中记母亲的责任（2）
你母亲有时也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忏悔她试图把属于她自己的重大责任推到另一个已经承受了足够的负担的人身上。对你来说，她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她真的履行了其中的任何一种责任了吗？我讨厌你的坏脾气、你的粗鲁和争吵，那么，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上次见到我妻子时——距现在已经有14个月了——我告诉她说，她也将不得不既做西瑞尔的母亲，又要做他的父亲。我把你母亲管教你的方式详细地告诉了她，就像我在这封信里讲过的一样，只是自然要比信里讲得更详细些。我告诉她你母亲为什么要把没完没了的信封上带着“私信”标记的信送到泰特街，听了我的话，我的妻子常笑着说，我们一定是在合写一部社会小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请求她不要像你母亲对待你那样对待西瑞尔。我告诉她，她应该把他抚养大，因此，如果他流了无辜的鲜血，他会跑来告诉她，而她应该先擦净他的手，然后教给他以后如何用苦修或赎罪净化自己的灵魂。我告诉她，如果她害怕面对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即使这个人是她的儿子，她应该为孩子找个监护人来帮助她。我可以高兴地说，她照我说的做了，她已选择了阿德让·霍普——一个出身和教养高贵、性格善良的男人，即她的堂兄，你曾在泰特街见过他一次——做孩子的监护人，与他在一起，西瑞尔和薇玮安就获得了一个能拥有美好将来的好机会。如果你母亲害怕与你进行严肃的谈话，她也应该在她的亲戚们中间选一个你会听他话的监护人，但她本就不应该害怕。她应该与你一起坦诚地讲清楚并勇敢地面对各种问题。无论如何，看看事情的结果，她会感到满意和高兴吗？
我知道她谴责我，我不是从认识你的人而是从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的人口里听说这件事的，我经常听说这回事。例如，她最喜欢说年龄较大者会对一个比他年轻的人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也表明了她最喜爱的一种对我们交往的态度，而且这种话题往往能成功地投合公众的偏见和无知。我不必问你我对你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