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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从百家到一家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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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自幼聪慧,其父游学四方,由母程氏教授他诗书。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又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做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并坐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塾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富家子弟通常是聘请教师在家授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所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塾则是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塾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轼在私塾里度过童年,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的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
  苏轼在天庆观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感慨很深,不知觉地就叹息起来,问母亲:“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滂。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滂一样,我肯定像范滂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向学。赴京赶考前已结婚,妻子王弗,年纪才十六岁,是本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跟东坡是郎才女貌。仁宗嘉佑元年,21岁的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经由险峻的蜀道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是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翌年春的科举,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他读到苏轼的文章,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后来还是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时,苏轼献上二十五篇进策,格外打动仁宗皇帝的心,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得当时欧阳修拔擢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便拜欧阳修为师。
  从此,苏轼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专为朝廷起草文告,给皇帝讲学,还做过兵部和礼部尚书,并先后出任多处地方官。他在长期的地方官任上,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等。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大,这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敬爱的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续妻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诰院,此时政治上也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年轻的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急于求成。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旧法派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
  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晚年又因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又遭迫害,从惠州再贬儋州(今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逝,徽宗即位,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提举成都玉局观。从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生活对待他真是够残酷的了。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着船往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为“文忠公”。苏轼一生道路坎坷;但他胸怀宽广;爱国爱民;倔强豪放;至死不衰。他既善于诗、记、文、赋,又长于书法、绘画,而且造诣很高,誉贯古今。
  苏辙比苏轼小三岁,十九岁时与兄同登进士,又同试制策,因直言入四等。他的仕途崎岖曲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贬为河南推官;其兄以诗得罪,他亦遭株连,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后又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轧,再度受到打击,谪贬汝州、循州。徽宗赵佶即位,后为大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自号颖滨遗老,终日默坐,不与人相见近十年。逝世后与兄同葬一地,追谥“文定公”。他学识渊博,著作颇多,有《栾城集》、《栾城续集》、《栾城后集》等。“汪洋澹泊”是其文风特色。
  三苏创立的“苏氏蜀学”
  “蜀学”是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等人创立的学术思想体系或学派。因“三苏”皆为蜀人,故称“蜀学”,亦称“苏氏蜀学”。蜀学虽然历来不如洛学受重视,但其潜在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蜀学的领袖人物“三苏”都是文学家,其以文学的方式所传达出的影响是仅靠理论的传播所难以达到的。
  该派与“洛学”互相攻讦,与“濂学”有某些思想联系。北宋初年,社会上流行着一股求新求变的思潮,苏洵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亦有改革弊政之要求。他认为当时社会有三患:一患无财,二患无兵,三患无吏。提出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理财富国,整军经武。通过渐变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哲学上以“道”或“道之大全”为最高范畴,也有人以“无”或“天”为宇宙本原,其实质都一样,皆视其为超越有无的精神性本体。蜀派宣扬佛学,与禅宗僧人多有交往,把佛学的某些思想融入儒学之中。亦讲求道教方术,甚至把道学思想拾高到儒学之上,极力主张“三教合一”。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6)


  三苏父子卓越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在北宋,苏东坡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文坛的当然领袖,围绕在他周围的学子不少,已形成一个苏门文人集团。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即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陈师道、李方叔,都是当时文坛的精英。
  相关人文景点
  三苏父子所去过的地方,所留下的许多遗迹和著名诗篇、名文,后来都成为了人们凭吊三苏先贤的古迹胜地。如湖北黄冈赤壁、杭州苏堤、徐州黄楼等。仅四川、重庆境内就有多处较大的遗迹遗址,如乐山凌云山东坡楼,眉山“连鳌山”苏东坡巨书石刻、资中重龙山“唤鱼池”、蓬安县苏轼洗墨池、重庆丰都苏东坡纪念祠等。
  苏坟夜雨: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病卒于常州。次年,苏辙遵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予我为铭”的遗愿,葬苏轼于小峨嵋。11年以后,苏辙于政和二年(1112年)卒于许昌,亦葬于此。其后,苏轼子孙相继安葬在这里。到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郏县尹杨允置苏洵衣冠“座诸两公之间”。自此始称“三苏坟”。苏坟园内古柏参天遮日,夜晚山风来袭,潇潇洒洒如落雨声。这便是著名的郏县八景之一——苏坟夜雨。
  三苏祠:四川眉山市城西南隅的三苏祠,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居。这里原是一所面积约五亩的中式庭院。后人为了纪念对我国文学卓有贡献,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三苏父子,于明代洪武年间,就地改宅为祠。后又遭战火之患,毁成一片瓦砾。今存的三苏祠,是清代康熙四年(1665)在焉旧祠的废墟上摹拟重建的。经过历年不断添修扩建,现占地56800余平方米。庭园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古木扶疏,翠竹掩映,形成了三分水面二分翠竹的岛居特色。屋宇典雅,堂廊相接,楼台亭榭,布局有序;匾额对联,缤纷耀彩,极富诗情画意。祠内塑有三苏父子塑像四尊,珍藏和陈列着数千件有关三苏的文献和文物,以及许多名家的题咏和书画。
  故事:只认衣冠不认人
  苏东坡刚到黄州的时候,很多人只晓得他的名气,认不得人。一天,他带着侍妾王朝云进城去。走到高升店,听说一群要进京应试的举子在店里吟诗作赋,心头痒痒,便想进去看看。哪晓得被门口正在做针线活的老板娘挡住了,说:“举子老爷作诗,不准闲人进去。”苏东坡说:“我也喜欢诗,想去凑个热闹。”老板娘把苏东坡上上下下瞄了几眼,看他素衣小帽,心想,这老头儿酸不溜湫的还想做诗?于是,鼻子一哼说:“会做诗嘛做一首给老娘听听,看是白菜丝还是萝卜丝?”苏东坡哪里受得了这份气,正要冒火,忽然从店子里走出来几个举子。他们看了看苏东坡,便请苏东坡随便来一首小诗。苏东坡也不推辞,说:“你们出个题。”一个举子指着老板娘用的针线说:“就以这针线为题。”苏东坡哈哈一笑说:“这些针头线脑的小诗,就叫我那丫鬟去做吧!”朝云一听,晓得苏东坡是要她亮一手,随口说道:“二分白铁打磨成,一拱一拱往前行,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众人一听,大吃一惊。忙问姓名,才晓得这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7)


  王安石
  ——思想深邃的激进派
  人物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学派
  “荆公新学”学派(即王安石学派)的创建者。
  王安石既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由他创建的“荆公新学”熔儒释道于一炉;偏重义理之学,以求通经致用,是荆公新学一以贯之的特质。荆公新学彻底反对章句训诂之学,以阐明经义道德,窥性命之端著称。新学敢于打破汉唐注疏传统,提倡创新的学术精神,由此催生了“熙宁变法”。
  生平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他出生在一个“仕则有常禄,而居无常产”的小官吏阶层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名叫王益,一生只做了几任地方州县官吏,由于他在家乡“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在外地做官,都是携带家眷子女同行。王安石的少年时代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随父四方流转,王安石的眼界为之开阔,养成了不同于一般官宦子弟的个性。
  他在17岁的那年夏天,随父到了江宁府,猛然醒悟到时光在不停地流逝,人在少壮时不树立大志,则年老时必将会一事无成。于是他谢绝了婚丧庆吊一类世俗事,发奋学习。并常以契和后稷这些古代贤人自期,希望能和他们一样辉映于史册。王安石最可贵之处是学而不死,活学活用,立志不作俗儒和书呆子。他不会就学,不懂便问,力求甚解。不以儒家经典为限,广泛涉猎百家诸子之书。王安石除了广泛阅读书本知识,还喜欢做些调查访问,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农夫女工”,更是无所不问,借以验证书本知识的正确性、完整性。这样,王安石不但对于古代典籍具有比较深透切实的理解,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体认,也远远超出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官绅士大夫们了。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22岁的王安石中了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活。从踏上仕途到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这二十年里,王安石绝大部分时间都充任地方官吏,他作过答书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最后几年,他才被调到京都开封。
  地方官吏的生活,使他对北宋王朝吏治的腐败、大地主大官僚加剧兼并土地、中小地主破产以及农民生活痛苦等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如,他在知鄞县时,亲眼看到原来无水旱之忧的鄞县,“旱则连年”,原因是“吏者因循”,原来的水利设施荒废失修。又如,提点江东刑狱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认识北宋吏治的腐败。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王安石设幄讲学。通过讲学,王安石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派。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王方、陆佃等后来都成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
  公元1067年,宋英宗死,宋神宗继位。正处于血气方刚、富于进取之年的王安石,敏锐地看到北宋社会危机四伏的现实,提出了变法革新的主张。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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