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8）田宏第《形式逻辑概要》，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P85－87。
（19）引文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20）彭漪涟《逻辑规律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P234。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108。
（2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否定所列举著作的价值，只不过借此表明在学术研究中追求“条理统系”，确乎已成一时风气。
（23）《马恩选集》第4卷，P215。
（24）（27（28）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P152，P13－14。
（25）（26）【美】阿尔弗莱德•；怀特海《思想方式》（韩东晖、李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P7，P6。
（29）钱钟书在该文自注中说：本文“原是我三十五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后“根据原来的大意重写”，于1982年刊出。因此，此处所谓“现在”，可能指本世纪40年代中后期，也可能指本世纪80年代初期。
（30）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七缀集》（修订本）。
（31）钱钟书以为，这也就是休谟所谓“是怎样”和“应该怎样”之间的脱节。（《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32）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33）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介绍全书的方法论时说：“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这里的“考论”二字，基本上概括了钱钟书的学术研究方式：考据（“考”）与议论、评论（“论”）相结合。其实质就是“汉学传统”与“义理之学”、“辞章之学”的贯通。事实上，“训诂”、“义理”、“词章”的合一，乃是钱钟书的一贯主张。此外， 钱钟书还曾主张，学术研究应先“勘定事实”，再“寻求解释”，前者无疑相当于“考”，后者则相当于“论”，因为此处的“解释”，含有理论说明的意思。（参阅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34）见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
（35）（36）（37）（39）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P259－261。
（3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0）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P142。
（41）（42）（43）（44）钱钟书《读〈拉奥孔〉》。
（45）《朱子语类》卷六七。
（46）见牟晓朋等编《记钱钟书》，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P100。
（47）如罗韬《钱钟书与朴学》（《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胡河清《钱钟书与清学》（《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等文。
（48）《吴宓诗集》，中华书局版，1935。
（4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10－12。
（50）笔者注意到，有研究者将钱钟书所谓“片段思想”与一则学术札记那样的知识片段混为一谈，如《钱钟书研究采辑（2）》（北京：三联书店，1996）中的一篇谈“札记体”在《宋诗选注》中的运用的论文。
（5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P51。
（52）怀特海《思想方式》，P6。
（53）钱钟书曾在一封信中说：“语言比较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大的部门，我对此曾经花过精力。”，见吴全韬《钱钟书关怀后学二、三事》，《浙江日报》1999年7月25日。
（54）（55）（56）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57）（58）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P133。
（59）北京京华出版社于是2001年推出了“中外名著解读丛书”，该套丛书在体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采用了“评点体”。笔者还应编委会之约，为该丛书草拟了总序，节引如下：
“本丛书在体例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梗概’与‘点评’的结合。具体的做法是，在对原著进行梗概式介绍的同时，随时结合原著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上的独特之处或难以理解之处，进行‘点评’式的说明。‘点评’这种方法是中国古人常用的一种文学解读法，在小说批评与戏曲批评领域尤为盛行。‘点评’法的特点就是对作品的某一部分文字加以行圈点，并在文旁的空白处直接进行评论。这种解读或批评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使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随时得到指引和受到启发，因而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这就是为什么‘点评’这种方法深受古代文学批评家重视的根本原因。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本丛书有意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文学普及读本中的‘点评’体，希望当代读者们能借以更直接、更愉快地接近名著，理解名著。
第七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1）第37节 “过去的现在性”
以文学形式进行哲学冥想的已故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借其小说人物之口发表过如下耐人寻味的看法：
“有人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亚里斯多德或柏拉图的特性。这就是说，人们之间开展了种种论争，不管其内容多么抽象，总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争论相似。历史经历过多少个世纪，争论的内容变了，语言变了，参加争论的人也变了，然而，对抗的双方却是永恒的。各民族的历史有其内在的连续性”（1）
博尔赫斯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既看到了人类存在（不限于思辨领域）的基本方式：即，基于不一致性而引发的对抗或对话（2），也看到了对抗或对话方式的不变而变，变而不变：即，“争论的内容”、“语言”和“参加争论的人”会与时俱变，但必须存在对立方作为对抗或对话的前提，则是确定不变的。
笔者以为，博氏之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对抗或对话乃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博氏所谓“对抗的双方却是永恒的”，即着眼于此，因此，如何把握对抗或对话的尺度，便是对人类心智的一种考验；二，人类文明在历史变迁中存在着不变的因素，博氏所谓“各民族的历史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即着眼于此，因此，如何于不变中求变，便是各民族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
钱钟书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思考上，可以说是颇有心得。并且，他的学术实践也为人们求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第一节 “过去的现在性”
在其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的开篇，钱钟书对“周易”的“易”字兼具“易”与“不易”两层相反含义的语言现象，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解析。他指出，古人赋予“易”字以“易”与“不易”这两层相反含义，恰恰说明古人对“心理事理”的“错综交纠” 深有体会，因而借融会“易” 与“不易”之相反二义于一字；以示“相反者互成”之理，正如德语中的扬弃（Aufheben）一词，往往兼含“灭绝”与“保存”二义，以指“分裂者归于合、牴牾者归于和”或“矛盾之超越、融贯”。钱钟书进而指出，“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如《管子•；内业》称“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公孙龙子•；通变论》有“不变为变”之辩，《礼记•；中庸》有“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之论，《文子•；十守》又有“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之说，苏轼《前赤壁赋》则发浩叹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钱钟书最后还举出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勒斯（Heraclitus）所谓“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及其他西方哲人的类似观点，以与中国古代文人学士所体悟之“易而不易”之理相对观。（3）
钱钟书又在分析中国文化史上的“复古”现象时指出：宋道学家或唐古文家的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原则上并非“复古”，因为，永久不变的道（如柏拉图所谓 “理式”）或“永久不变的美”才是他们的真正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宋道学家或唐古文家的“复古”思想，与法国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Boileau）所谓法古即是法“自然”之说，在思路上有相通之处。（4）钱钟书进而指出，由于“复古”思想往往包含着借标举“永久不变的道”与“永久不变的美”以改造当前文化的用意，因此，“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钱钟书的这一看法显然包含着对如何于不变中求变这一问题或所谓“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5）的深刻体认，否则，他就不会紧接着提出如下论断：“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和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肯定不会成功。” （6） 显然，钱钟书由对“易而不易”、“复古即革新”的体认转入对“民族保守性”与“历史连续性”的思考，与博尔赫斯由“变而不变”之思推出“各民族的历史有其内在的连续性”这一结论，有着惊人的逻辑一致性。
此外，钱钟书的辨证革新论与博氏的“内在连续”论均包含着变迁与对抗这两个维度。差别在于，钱钟书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之传统变革这一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因而变迁（传统的革新）与对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这两个维度便被整合起来。与此相应，上文提到的1）如何把握对抗或对话的尺度与2）如何于不变中求变这两个问题也便被统一起来。如果以此认识为依据，则钱氏之论便可以表述为：如何在妥善协调中外文化关系尤其是中西文化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革新。
具体到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来看，笔者以为，欲解决好上述问题，首先要求学者具备“维持一种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7），也就是在新/旧、中/西、科学性/审美性等对立要素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essential tension）（8）的能力。换言之，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不是简单地以新换旧、以西化中或以科学性排斥审美性（笔者按，“科学性”与“审美性”的紧张主要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由于它与“西学东渐”以来的“科学化”趋势密切相关，因此，笔者将其与中/西关系联系起来考察，详见下文），而是应在诸对抗性要素或可变性与不可变性之间，维持一种均衡关系。
在这一点上，与波普尔（Karl Popper）齐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的传统和变革的相关论述，无疑颇具启示性。他指出，“与一种流行的印象正好相反，科学中的大多数新发现和新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现有科学知识货堆的补充。为吸收这些发现和理论，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整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它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因而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所以，它们确实要求思想活跃、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活跃和思想开放的性格，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9）
库恩转而指出，“革命仅仅是科学进步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面之一。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也不会是原来就设计好了是革命的，而且即使这样，也很少真会有这样的效果。相反，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以革命告终。于是，传统的方法与观念就要被抛弃，由新的取而代之。但是，科学传统的革命转换，相对说来还是罕见的，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这一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因此，“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