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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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学说所以具有“体系性”，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关注问题的“全面性”，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处理这些问题时的“自觉统一性”。从具体操作的角度而言，他们均依托“目的和方法的统一”而从事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加工”。笔者以为，人文研究者在思考并论述相关问题时的“自觉统一性”，正是建构“理论系统”的前提。需要说明的是，诸如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体系、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及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体系，固然构成了宏大的“理论系统”，那些在“自觉统一性”支配下写成的单篇学术论文，也具体而微，自成独立的“系统”。
那么，“系统化”论著在理论形态上究竟有什么特征？
前文提到，古希腊哲学“体系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乃是通过对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加工”以构造他们的思想体系。而“统一加工”的步骤之一，就是“使迄今为止仍然散见而且孤立的东西成为富有成果的结合和联系”。那么，何为“富有成果的结合和联系”？考察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到，每一思想体系中的任何部分都在总体上与另一部分相关，而在相邻的各部分之间，又往往具有逻辑上的联系，也就是一种“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如同某个推理中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18）。由此可见，注重总体相关性和逻辑关联性是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与此相似，“系统化”论著往往在整体构造上表现为层次分明、组织严密，显示出重“总体相关性”的特征；而在具体论述中则表现为推论谨严、条理清晰，又显示出重“逻辑关联性”的特征。以黑格尔的理论巨著《美学》为例，整部著作由“全书序论”、“第一卷：艺术美的理念与理想”、“第二卷：理想发展为各种特殊类型的艺术美”、“第三卷：各门艺术的体系”四大部分组成。“全书序论”分析了“美学的范围和地位”（学科定位）、“美和艺术的科学研究方式”（方法论）、“艺术美的概念”（本体论），又对以下三卷的论述范围作了规划。各卷又各有“序论”，对每卷的论述范围作了更细致的说明。可以看到，从“全书序论”的总体规划到以下三卷的展开讨论，可谓前呼后应、层层推进，“总体相关性”表现得极为分明。而在具体论述的层面，该书又无处不显示出推论的谨严、条理的清晰。如对“艺术表现的客观性”这一全书框架中的枝节问题，作者通过对“纯然外在的客观性”－“尚未展现的内心生活”－“真正的客观性”这三个在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层次的条分缕析，而作了严谨的说明。再以海德格尔的单篇论文《艺术作品的本源》为例，该文一开篇便直切正题，对何为“本源”、何为“追问艺术作品的本源”作了诗一般简洁的说明。由于它将西学著述重“逻辑关联性”的行文风格升华到了极为凝练抽象的境界，以至具有了某种示范意义，特征引如下：
“本源这里意味着：从何和由何，某物是其所是和为其所是。某物是其所是和为其所是，我们称为其本质或本性。某物的来源即其本性的来源。对艺术作品来源的追问，即追问艺术作品本性的来源。”（19）
该文随后分“物与作品”、“作品与真理”、“真理与艺术”这三个环环相扣的层次，作了极为严密而又富有诗性的论述。黑格尔曾提出哲学史的发展呈现出一连串彼此相接的“圆圈”，这些“圆圈”，标志着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个必然环节。（20）借用这段描述来衡量“系统化”论著的结构特征，不妨这样评价，此类论著的展开过程呈现出一连串彼此相接的“圆圈”，它们标志着知性言述中的一个个必然环节。
此外，当以重“总体相关性”与“逻辑关联性”为核心特征的“系统化”研究模式与历史叙事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体现出重历史连贯性的特征。所谓重“历史连贯性”，也就是力图将时间长河上散布的种种史实，整合起来，贯穿起来，以显明一种线性的、“必然”的发展趋势（或曰，历史发展的“脉络”）。如鲍桑葵的《美学史》，从表面上看，它按时间顺序依次讨论了“希腊人关于美的理论的基本轮廓”、“希腊人关于美的理论向前进步的迹象”、“从亚历山大里亚和希腊－罗马文化到君士坦丁”、“审美意识在中世纪连续的一些痕迹”、“近代美学哲学问题”、“客观唯心主义——谢林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在方法上的完成”等问题，但稍加分析显然可以看出，鲍桑葵乃是试图通过“历史叙事”而赋予时间上有先后的美学事件以“逻辑关联性”，从而显明美学发展循序渐进的历史“脉络”。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结合的问题。
恩格斯认为，逻辑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21）这就意味着所谓逻辑的方法实质上也就是历史的方法，只不过它不象历史的方法那样，完全按照对象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来揭示和研究对象的历史及其规律性，而是从纯粹的抽象形式上去分析对象，去把握对象发展的客观逻辑并以理论的形态去再现对象的历史及其规律性了。显然，鲍桑葵在他的美学史研究中，并未拘于历史的方法，而是相当自觉地力图去把握西方美学发展过程的“客观逻辑”。这一方面使他对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叙述，没有成为历史资料的堆积和罗列，另一方面又使他所构造的关于西方美学的“历史系统”从形成的那一刻起就难免受到如下质疑：为了构造一个美学史的“系统”而摆脱的所谓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真的就无关紧要？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1节 钱钟书的反“体系”论（1）
中国传统的谈艺论文、谈玄论道之作中，虽也有像《文心雕龙》、《肇论》之类体大思精的论著，但众多“诗话”、“词话”及各类“语录”，却往往不具有严密的“系统性”。“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五四”之后，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的人文研究取向渐成风习，西化的“系统性”论著大量涌现：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冯友兰的《新理学》、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等，不胜枚举。（22）
尽管钱钟书《七缀集》中的单篇专论，亦是体式欧化、具体而微的“系统性”论著，但他对“理论系统”的建构却始终保持着“反思的距离”。
他指出，在“思想史”上，“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钱钟书此处所谓的“思想史”，虽无明确指称，但一部“西方哲学史”当在其视野之内。因为所谓许多“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检验而“垮塌”云云，更象是对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描述，其语气非常接近于马、恩对黑格尔哲学、美学体系的评价，其内涵则非常接近于恩格斯在分析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时对“体系”的一段评价：
“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但是，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结构的骨架和脚手架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充分的价值。”（23）
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在其中发表上述观点的《读〈拉奥孔〉》一文，作于1962年，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已成为社科人文学界的“主流话语”，钱钟书亦难免受此时代风气浸染。
可以看到，钱钟书在上述思考中是以“时间”为尺度对“理论系统”（“严密周全的思想”与“哲学系统”）的价值予以考量的。这种以“时间”为尺度的考量又可区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某一精心构造的“理论系统”经过几代后人的推敲，是否有漏洞；其次，某一“理论系统”中所包含的种种观点，是否因“时效性”的丧失而不再有现实意义。这两个层次的考量，也有重叠之处：后人在推敲前代学者的“理论系统”的时候，固然可以从逻辑上、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上以及其他角度上揭示其漏洞，但也不排斥“时效性”这一角度。钱钟书指出，“思想史”上的许多“理论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所谓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也就是指经不起后代学者的推敲及“时效性”的检验。
那么，一个“理论系统”又何以会在“整体上垮塌”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理论系统的构成或结构进行考察。前文提到，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三位古希腊哲学“体系化时期”代表人物中的每一个都利用了从自己的“基本思想原则”得来的“目的和方法的统一”以从事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加工”。这就意味着，这三位学者的“理论体系”均以各自的“基本思想原则”为基础。以德谟克里特为例，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明确指出，其“学说的系统性在于全面地贯彻了他的基本思想”：“科学理论一定会获得真正现实的知识，即原子和原子在空间运动的知识，从而当现实表现在知觉中的时候便能解释出现在现象中的现实。”（24）而在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卓有洞见的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则指出：“（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是通过源于科学专业化的方法而进行的普遍性的批判，它预设了一个原初观念的封闭集合。”（25）他又指出：“所有系统的思想必定开始于预设。”（26）这就是说，思想或理论的“系统化”以“预设”的且构成一个“封闭集合”的“原初观念”为前提。此处的“原初观念”与文德尔班所谓“基本思想”在措辞上有微妙差异，但所指大致相同。
既然任何“理论系统”按文德尔班及怀特海等的观察，均建基于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初观念”之上，那么，一旦这些“基本思想”或“原初观念”被颠覆，则整个“理论系统”便难免随之“垮塌”。不过，照钱钟书的看法，尽管“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概而言之，一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往往只是一些“片段思想”。仍以德谟克里特为例，其哲学体系所赖以建构的“基本思想原则”：“科学理论一定会获得真正现实的知识”，被后世研究实践证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而非真实的命题，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建构都难免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与所谓“真正现实”有一定差距。由于德氏的“基本思想原则”或基本理论“预设”被证明非真，则其“哲学体系”或“理论系统”便从根本上被动摇，但其中的许多“片段思想”仍然对后世“有价值”。可以看到，钱钟书在对“理论系统”的反思中，是以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作为对照的，这就凸显出了“理论系统”与“片段思想”这一对关涉着人文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重大问题的二元概念，后文对此将作深入探讨，兹不赘。
另需指出的是，由于“理论系统”往往是在某些“基本思想原则”或“原初观念”的基础上，以“目的和方法的统一”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问题作出解释，这就难免导致它对其他“思想原则”的排斥和解答问题时的“一以贯之”或“一意孤行”，怀特海所谓“封闭集合”，揭示的就是这层意思。文德尔班则指出，在“第一批创立体系的天才思想家”（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里，“哲学体系建设的优点和缺点”便“同量地显露出来”，其“缺点”是：“不只在一个问题上导致片面性观点，导致对个别领域的侵犯，从而导致问题相互纠缠，经受不住批判。”（27）细按之，文德尔班所谓“哲学体系建设”的“缺点”似可区分为两个层次：（1）“导致片面性观点”；（2）“导致对个别领域侵犯”，从而使不同层面的问题“相互纠缠”，以致矛盾丛出，难以自圆其说。文氏所揭示的第一层“缺点”，与怀特海对“体系”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