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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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观的结果，也就是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谓的理解者（自我；今人）与被理解者（他者；古人）的“视野融合”或“眼界溶化”（52），因此，人/我、古/今互观，本身就是作为人文学科一般方法的解释活动所应遵循的法则。不过，钱钟书对狄尔泰所谓“阐释循环”的重新释义，似有“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53）之嫌，因为，他在以“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以对应于“阐释循环”时，似未意识到本/末关系已超出了局部/整体关系所指涉的范围。
狄尔泰的研究者H。P。里克曼则对狄氏所描述的“阐释循环”作了如下阐发：“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词的上下文（即这个词所出现的那个句子或段落）中理解这个词的话，我们便不可能指出这个词的准确涵义；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理解这些个别的词，我们又如何能知道这句子的意义呢？在逻辑上二者孰先孰后是无法确定的；而在实践中我们则通过一种精神的往返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54）
无论是钱钟书在论述“阐释循环”时所强调的“交互往复”，还是里克曼描述狄尔泰的观点时所提到的“精神的往返运动”，均显示了对语义解释和理解过程中“辩证运动”的重视。朱熹在谈论读诗方法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视为对“循环”阐释这一“辩证运动”模式（“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的极好注解：
“诗，须是讴吟讽颂以得之。……某旧时读诗，也只先去看许多注解，少间却被惑乱。后来读至半了，都只将诗来讽诵至四五十过，已渐渐得诗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觉减了五分以上功夫；更从而讽诵四五十过，则胸中判然矣。”（55）
需要说明的是，朱熹读诗法的取径不同于钱钟书描述的“循环”阐释法：他走的是“举大以贯小”，而又“积小以明大”的路径。但他们在强调解释中的“辩证运动”这一点上，则一般无二。
钱钟书指出，戴震解释观的缺陷在于：“能分见两边”，“未通观一体”。“能分见两边”，也就是既看到了解“文”（“文字语言”）通“志”（“全书之指”）这一解释路径，如戴氏在说明解读“古经”之法时所指明的“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又看到了得“志”通“文”这一解释路径，如戴氏在谈及如何把握“《诗》之词”时所指明的“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未通观一体”，即，未意识到解释活动的“两边”（“解”文通“志”与得“志”通“文”），应于“交互往复”的“辩证运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否则，便不可能作到“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
事实上，钱钟书对“拘守一隅、一偏、一边、一体（按，此“一体”，系“文非一体”的“一体”，非“通观一体”的“一体”）之弊”（56） 的关注，并不限于解释活动，且有其深刻的认识论依据。钱钟书指出，若拘守“一隅”或“一边”，便难免“有见于此”而“无见于彼”，而“无见于彼正缘有见于此”，“‘见’乃所以生‘蔽’”，《荀子•；解蔽》篇所谓：“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说得正是“悟与障”、“见与蔽”“相反相成”的道理（57） 。上文提到的“不以一说蔽一字”则表明，若拘泥“一说”去看待（“见”）一个字，就会遮蔽该字的其它字义。
那么，如何避免“见之为蔽”呢？
钱钟书认为，观照外物（如，一个字，一件艺术品）之时，唯有作到歌德所说的“能入，能遍，能透”（die Einsicht；Umsicht und Durchsicht）（58） ，才有可能避免“见之所蔽”，因为，“遍则不偏，透则无障”（59） 。而“无障无偏”的境界，即钱钟书所推许的“圆照”、“圆觉”（60） 。
显然，这种对“圆照”、“圆觉”的认识境界的推许，从根本上决定了钱钟书之反对单向语义阐释模式及戴震的“未能通观一体”的解释观，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对“循环”阐释模式及解释活动中“局部－整体”之“辩证运动”的推崇。事实上，“循环”即“圆”；解释的“循环”往复，即趋向“圆照”、“圆觉”之途；其结果，便是“义解圆足”而不“偏枯”（“无障无偏”）。
第五章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钱钟书的文学解释观第26节 “阐释循环”与意义理论
钱钟书在关于“阐释循环”的增订文字中指出：狄尔泰的“阐释之循环”，“为意义而发”。（61）
又指出：“当世治诗文风格学者”L。Spitzer（按，即利奥•；施皮策，著有《解释文学的方法》一书），“标举‘语言之循环’，实亦属一家”；“法国哲学家”M。Merleau…Ponty（按，即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一书作者，著名现象学家）“谓理解出于演进而非由于积累：‘其事盖为反复形成；后将理解者即是先已理解者，自种子而萌芽长成耳。’”。而“先已理解者”正“语言之循环”所谓“预觉”、“先见”（anticipation；Vorsicht）。（62）
由于“前理解”（“先已理解者”）、“先见”等哲学观念的介入解释学，直接与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相关，因此，钱钟书在此增订文字中对“阐释循环”的理解，已超出了“本体论转折”之前的解释学范畴。
犹需关注的是，钱钟书在这段增订文字中，首先突出了“阐释循环”为“意义”而发这一事实。而对“意义”（主要是指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即语义）的思考所形成的“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乃是西方二十世纪盛行的“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63） 。
“意义理论”所关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表达式根据什么而具有意义？”（64）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此作了“功用论”的回答。他认为，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同时，他主张词或词组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一定语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他说：“根本谈不上有意义（meaning）这么一回事，有的只是……词究竟是如何被使用的。”（65） 狄尔泰则认为，（语言）表达式在一般“上下文”（即“语境”）中出现，或者说，（语言）表达式是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些结构限定了它们的意义，它们也影响了结构的意义。具体而言，语词影响了它们所由出现的句子的意义，但也部分地被这些句子的意义所决定（66） 。
显然，狄尔泰“循环论”式的“意义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功用论”相通，并且，这种“循环论”式的“意义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循环“循环”阐释这一解释学方法的认识论依据：既然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与结构的意义互为“循环”，那么，无论是想“理解”语言表达式的的意义，还是想“理解”结构的意义，都应在由语言表达式到结构，又由结构到语言表达式的“循环”阐释中实现。
与此相应，钱钟书对“循环”阐释方法的推崇和对单向解经模式与“未能通观一体”的阐释模式的否定，也以“意义理论”为其认识论依据。
通观钱钟书“阐释循环”论的上下文，与“意义”相关的概念可以归结为两个层次：一为局部的“意”（“字义”、“词意”、“全句之意”），一为总体的“志”（“全篇或全书之指归”）。钱钟书引申王安石的“辞之终始”说指出，字、词、句（text ）的意义，受语境（context）的限制，这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功用论”意义理论相通。钱钟书又指出，“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按，即“志”）”，这表明作者意图（“作者立言之宗尚”）、作者所处时代的流行文风、文章体例（“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构成了总体之“志”的语境，只有把握了这种语境，才能对总体之“志”有一先于著述原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前理解”，带着这种“前理解”去解读原文，走的是“探本以穷末”的解释路径，它往往能使拘泥于“字之诂”（字义的考释）所造成的难题迎刃而解，如戴震所谓“《诗》之词不可知”，“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而《论语》“思无邪”一语，可涵盖《诗经》作者的意图，并使读者“概知”《诗经》的总体之“志”，进而求得“文字语言”之可“通”。
笔者注意到，作为对前文讨论的补充，钱钟书紧接着又对总体之“志”的“志”的三重含义也即“志”之三名作了考察（67） 。他指出，“志”之一字有三义，一指“心事之不可告人者”，如“郑伯志在于杀”的“志”，一指“心事之可公诸于众者”，如“诗言志”的“志”，一指“记载之斑斑可见者”，通“记”，如“军志曰”的“志”。而前二“志”，虽字义相反，其为“意内”则一。后一“志”，则相当于“言外”。钱钟书将“全篇或全书之指归”对应于“志”，则此“志”当解为“意内”。而“意内”付诸“言外”，往往难免“常恨言语浅，不及人意深”之憾。因此，“全篇或全书”作为“言之在外者”，与“全篇或全书之指归”作为“意之在内者”，必然隐含着“言语浅”与“人意深”的矛盾。这种“言不尽意”的矛盾，钱钟书在“《老子》卷论第一章”作了深入阐发，他指出：
“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解人难索”，“余欲无言”，叹息弥襟，良非无故。语文之于心志，为之役而亦为之累焉。” （68）
那么，钱钟书在此处揭示的“言不尽意”（“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欲出”）、言难“尽解”（“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的言意矛盾，与他在阐发“阐释循环”时所说的“义解圆足”，是否也有“自语相违”之嫌呢？
笔者认为，作者所欲表达的意义（“人意”）与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意义（语义）是有差距的。通过“循环”阐释，也许对语义能有一“圆足”之把握，但未必能“尽解”作者所欲表达的意义。因此，钱钟书对“言不尽意”与言难“尽解”之言意矛盾的揭示，可说是对其“阐释循环”论的深层次补充，所谓“又下一转语”
第五章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钱钟书的文学解释观第27节 余论（1）
综括而言，钱钟书的“阐释循环”论借助“会通中西”的比较研究，一方面赋予了王安石的“辞之终始”说以现代含义，用钱钟书本人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回过头来另眼相看”，发现了王安石之说与西方“语境论”的相通性，由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语义论从“旧相识”到“新相知”的转变（69）；另一方面则显明了“阐释循环”论的普遍性意义，从而为“解会赏析”须“涵泳上下文”（70）这一为钱钟书所一贯主张并奉行的文学解释或文本释义原则，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
以《管锥编》这部专事考论传统人文经典的大书为例，钱钟书一方面在行文中一再重申释义须究上下文即“词之终始”的主张，如《左传正义•；僖公二十二》条在肯定《左传正义》将《左传》“若爱重伤，则如勿伤”句中之“如”字释为“不如”后指出，“如”即“不如”，乃“词似正而意则负”，至于词义“孰正孰负”，则“不据本句而当据上下文以区断，王安石所谓‘词之终始’也” （71）；又如，《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条在指出阮元《研经室外集》将《世说新语》中“聊复尔耳”的“尔耳”二字解为“如此而已”为“失当”后，申论曰：解释文义“不宜枯蜗粘壁，胶执字训，而须究‘词之终始’” （72）； 再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六》条指出：“‘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与‘朝游北海暮苍梧（即北海零陵，——笔者案）’，句法无异，均言朝暮在一地也；苟无上下语，望文生义，则安知一谓终日寸步而一谓一日周游四海，词旨相隔，有若天冠地履哉？又安知不可彼此交易以为解释哉？此所以必‘考其终始’，庶几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