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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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设刑堂。私刑拷打、体罚、侮辱人的行为，打人致死的事情也屡屡发生。
北京市第六中学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血统论”的恶性膨胀，“西纠”在六中建立了所谓
的“劳改营”。这座“劳改营”设在六中的后院，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作为岗楼。抓去的人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
了一个独立的居所。
“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一类人，被押进“劳改营”后，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要
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
澡”、“鞭打”、“突刺”、“扫膛腿”等惨绝人寰的大刑。纠察队员还用“犯人”被酷刑折磨流出的鲜血，在审讯室
墙壁上写下了拳头大小的字：“红色恐怖万岁！”。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营”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300 多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
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
红卫兵纠察队把自己看成是“文革”的宪兵；的确，它做了一些制止在抄家中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事，但是，它更
突出的形象是带血的，在“红色恐怖万岁”，“打击阶级报复”等口号下，诸如“狗崽子”、“反革命”、“右派分子”、
“地主”、“资本家”等等便成了他们手下牺牲者的莫须有的罪名。没有法律，没有审讯，一切加害随同而起，棍棒皮
带交加，事情过后，扬长而去。个别红卫兵残害无辜的手段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西纠”的粗暴、骄横引起愈来愈多群众的反感。老红卫兵凌驾于其他学生之上，纠察队凌驾于一般红卫兵之上的
状况，使学生中的矛盾扩大。纠察队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广大群众加入运动的倾向也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
中央文革小组最早察觉了“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的离心倾向，陈伯达说：西城区纠察队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
派，已经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最后，终于触怒了江青。
江青说：“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的。”
造反派围攻纠察队，批斗周荣鑫，矛头直指周恩来。纠察队失势了。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这些老红卫兵大多是中国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风暴里被打倒或“靠边站”
的领导干部子女。这些人曾经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无比的崇拜和热爱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初期参与和发起
了无数骇人听闻的过激行为。正当他们拿着皮鞭、木棍向被打成另册的牛鬼蛇神一顿猛揍的时候，想不到自己家大门也
被人家踢破了，自己的父亲也被人粗暴地拉上斗争会，享受皮鞭和棍棒的滋味。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使他们打人的手
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他们发热的大脑也开始冷却了。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 文化大革命' 的最新发展和干部子弟应采取的对策”。这群
青年学生大都是从外地串连后返回北京的。他们脑子里乱糟糟的，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所到之处，
省、市、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造反派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已经延伸到中央各大机关。过去掌握权力的人全部
变成了“黑帮”，都在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干部子弟开始产生疑问：这就是毛泽东号召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
革命”吗？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无疑我们前些日子的举动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发丧。
前些日子，中央军委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更使他们兴奋不已。四位老帅明显地在批
评当前的这些过头的做法。这给了他们鼓舞，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
“应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像' 西纠' 那样。”不知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 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 三司' ，咱们是' 四司'。”
有人说。
“要不就叫' 造反兵团' ……”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 造反兵团' 也太俗气，我看就叫' 联合行动委员会'
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人都赞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
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
员，主持常务工作，由北京工大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
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官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在此之后，他们以北京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到处进行串连活动。
12月5 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市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正式
成立。
当晚，北京街头出现了如下的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指1966年11月中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军委副主席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作法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
为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奔走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
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了一条大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在造声势的同时，也开始主动出击，向造干部反的红卫兵发起挑战。12月6 日，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
成员来到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三
司”的围攻。“三司”才不买“联动”的帐，而且他们对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牛皖平寡不敌众，还没开口
就败下阵来，只好夺门而逃。
“联动”并不甘心，第二天派出石油学院附中、农大附中20多名能言善辩的学生来“三司”寻衅。“三司”用电话
调来上干名造反派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争执不下。
周恩来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来调解。经过了周荣鑫的耐心劝说，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
“三司”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与此同时，12月7 日，在民族文化宫由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三司”和“联动”
为争取联欢会主动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主持者偏向“联动”，“联动”获得了主持权，“三司”代表愤然离开
会场。“三司”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联动”勾结“走资派”廖承志，“妄图利用外事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无中生有
的事。为此，廖承志被江青多次点名批判。
12月16日，江青在北京市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点名批判了“联动”，作为“联动”理论
基础的“鬼见愁”对联，也遭到了厄运。大会决定解散以“联动”为核心的红卫兵纠察队，并决定逮捕首恶分子。江青
严厉地指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东纠”。“西纠”和“海纠”的总后台，并气势汹汹地说：“对一小撮杀人
犯、打人、破坏革命的，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陈伯达在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会后，各校红卫兵组织联合对“东、西、海纠”，发动了攻击，捣毁了他们的据点。12月16日晚，北航“红旗”红
卫兵将两名据称是企图偷窃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
随即，一群“联动”红卫兵冲进公安部，将被抓“联动”人员劫走并打伤北航“红旗”红卫兵，并大骂、冲撞公安
部工作人员。公安人员拘留了几个主要人员，在对他们进行教育后释放。“联动”却说公安部乱抓人。这就是所谓“联
动”一冲公安部。
在12月28日上午、31日、1967年1 月6 日晚、9 日、11日又连续发生了“联动”红卫兵五次冲击公安部事件。在这
六次冲击公安部的行动中，“联动”人员对公安部进行了打、砸、抢，在墙上留下了诸如“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
力”、“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命干部子弟“等标语，一些”联动“红卫兵甚至喊出”油煎
江青“、”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弹压
在“文革”爆发后连续几个月的动乱中，“联动”红卫兵一些人已开始渐渐地怀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些讲话和做
法的正确性。也许是事实催人觉醒，觉醒促人愤怒，愤怒在集聚着力量，这愤怒的力量终于在12月26日的大会上爆发。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这次大会是“联动”第一次大会，由“联动”
主要成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
附中）等人筹备，彭小蒙（北大附中）主持。
会议开始，由清华附中等四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组织“红卫兵”的成绩和缺点做“破私立公”发言，
但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署名“红后代”的口号传单，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当大会主持人宣
读传单上写的“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时，全场同时发出“好”的吼声。这是几千个高中级干部后代发自内心的呼声。
当马晓军念到“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话时，全会场几千人全都愣住了，大家压根没有想到传单上会有这样
几个字。
一秒、两秒……全会场突然像炸了锅似的沸腾起来，大家捶胸顿足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被抛向圆形的
屋顶，鞭炮声震耳欲聋。接着大会放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镜头上出现老干部时，掌声响成一片。出现中
央文革成员时，会场发出一片“嘘”声。
大会结束后，“联动”成员奔赴全市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入户宣讲。他们不再向过去那样旁敲侧击了，
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们的口号有：“江青不要太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踢开中央文革”！“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联动”红卫兵在这一时期始终处于十分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国红卫兵的典范，
去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又无法理解他们的父辈接二连三地坠入“黑帮”、“保皇派”、“走资派”
深渊的事实。
正是他们久已养成的孤傲心理和血统高贵的思维习惯，使他们把父辈被打倒的愤怒宣泄在了中央文革小组身上，从
而开始了最早的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革命”目的何在的质问和思考。
北大附中彭小蒙曾写道：“我翻毛选，又拜读了十六条，认为中央文革所作所为都不符合。”“江青就会感情用事，
江青太狂了！”
一些“联动”红卫兵也提出，“谁要是对中央文革不满，谁要是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给谁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
作风？显然是国民党的作风。”他们要求“对中央文革要调查，要整成本禹！”
北大附中一位女红卫兵在家信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