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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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在“背后活动”。刘少奇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之中，他
希望和学生们不发生任何对抗。
　　　　然而，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北大、人大、师大、地院、航院、钢院……几乎北京所
有大学都出现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的高等学校里也出现了反对和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只
是，这些大字报都比较温和，在“刘少奇”后面都加了“同志”2　字，显然，学生们在试探中央的反应。
　　　　1966年10月9　日至28日，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开7　天，但由于
很多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批判“资反路线”缺乏理解。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直到大家统一认识。
　　　　在后一阶段，会议发生了转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慷慨激昂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陈伯达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是中共高层第一次给刘少奇、邓小平曝光。陈伯达将刘少奇、邓小
平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
　　　　林彪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
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毛泽东在大会快结束时，做了指导性的讲话。他气宇轩昂地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
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很厉害吗？没有设想的事来了。这一冲，
我看有好处。”
　　　　在这种态势下，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检讨。刘少奇承认自己“在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事实上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
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向全国公开报道以后，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早就憋足了劲准备
捉“大老虎”的首都造反派，一马当先，向刘、邓等人发起了攻击。
　　　　10月18日凌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为“口号事件”而在北京大街上喊出了
“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实际上“口号事件”跟刘少奇没有直接关系，是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便于呼喊革命口号，将某些
标语擅自做了删节。“三司”认为这是刘少奇等人捣的鬼，于是走上街头，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面人物”
的浪潮。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特大标语：“打倒修正主义道路的头子刘少奇！”
　　　　10月25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
　　　　11月8　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说：
“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鼓吹在农村
恢复单干，说什么'　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造反派在揪批刘少奇等“大走资派”的同时，展开了对地方“小走资派”的全面攻击。在大专院校里，由于校长、
校党委早早靠边站了，广大师生攻击的对象是刘少奇曾派来镇压造反运动的工作组。当时北京学生斗工作组长是最凶的，
有些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就
是在揪斗工作组长、冲击领导机关上出的名。
　　　　1966年8　月23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000多人步行到地质部，坚持要求批外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邹家尤
（地质部副部长）。当时的批斗方式是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地质部党委为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没有交出
邹家尤。学生们在地质部门口静坐绝食，不交出邹家尤誓不回返。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派人向“东方红公社”表示敬意
和支持，学生们绝食的劲头更强了。
　　　　邹家尤被迫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事被学生们称为“一进地质部，炮打'　何家店'　”。
　　　　9　月5　日，地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经去了地院，而学生却仍滞留地质部，强行翻
阅和取走机密档案。学生们在地质部造反半个月，于9　月19日撤离。
　　　　10月8　日，“东方红公社”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泽东像为先导，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
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个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他们绑架了当时任地
质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的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扩大斗争成果。
　　　　这几去几折腾，使地院'　东方红公社“声誉鹊起，”东方红公社“的头头王大宾也成为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学生
领袖“之一。
　　　　北航“红旗战斗队”也是在揪斗工作组长、冲击国家机关的斗争中出的名。8　月25日，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
委门前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某局局长——赵如琼。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报告主管领导人
林彪，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佳，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罗舜初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的粗暴举动，
请求林彪指示。但始终未收到林彪回音，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北航“红旗”表示支持。
9　月21日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学生，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22日夜，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保证
书”：“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琼），如果被学生杀死
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陈伯达出奇制胜，解决了难题，赵如琼再也没有理由躲藏。9　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琼，北航“红旗”撤走。
此事轰动一时，北航“红旗”家喻户晓，它的负责人韩爱晶也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曾有一位年轻记者
写诗颂之，其中有这样几句：“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
　　　　在北京造反学生的影响下，外地学生和群众对当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也十分激烈。
　　　　“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这是全国造反派一致的口号。湖南的造反者喊出了轰动一时的“打倒
一切当权派”的口号。9　月9　日，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
委暨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宣布这个口号时，全场欢声雷动，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国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造反派小报都登载了湖南造
反派的举动。
　　　　在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和工人包围省、市委机关，炮打各级“走资
派”的事件。10月29日，为了“揪出省委内的走资派”，吉林师大的造反派派出两个“战斗队”分别进驻省委和长春市
委机关大楼，同那里的造反派并肩战斗。省委机关再没有一间平静的办公室，再没有一张洁净的办公桌。省委书记处的
书记们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得不转入“地下”办公，变公开活动为秘密活动。
　　　　甚至，军事领导部门也遭到造反学生的冲击。10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来揪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
（他在“文革”初期当过工作组长）。学生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冲击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11月初，
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的一些师生，反对总参谋部李天佑、王新亭两将军在该院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学生们来京在国防部大楼门前静坐，要求揪斗李天佑、王新亭。国防部多次派人劝说无效。11月8　日，600　多学生冲击
国防部大楼。解放军两个营在那里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地挡住学生。而学生打破玻璃，搭上木板，一头搭
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头上，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这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外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在北京发生
多起。

现实的教训促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自救

　　　　经过1966年8　、9　、10三个月的“天下大乱”后，中共中央高层政治斗争形势已十分明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
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对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但既然中央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然就要涉及到一大批高级干部和地方干部。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
无疑会使这些干部蒙受创伤。
　　　　在中国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悲喜剧深深地刺激着这些干部的子女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走在“文革”前列、自认为“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高干子弟，却突然面临着随时被打入“黑帮”行列的危难，“革命”
革到自己头上了。
　　　　现实的教训促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自救”。而要“自救”也就只能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共同的危急感使他
们努力抗争，而“血统论”的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他们的。
　　　　对于这些干部子弟来说，举起“血统论”的大旗并非偶然所致。
　　　　随着形势的发展，实际存在着的“血统论”意识、被批判着的“血统论”观点、植根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
情感，相互扭结在一起，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奇特的现象。
　　　　于1966年8　月25日组建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就是最早成立的一支以维护当权派利益为宗旨的老红卫兵组
织。不久东城区、海淀区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成员有300　余人，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干部和军人家庭，而且
有相当多的成员是高干子弟。
　　　　“西纠”宣布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
动”，“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品和禁令”：“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保卫重要的国
家机关和主要街道。
　　　　对当时那种局势早已忧心忡忡、深感不安的周恩来总理立即给予支持。他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
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条件，还包括御寒用的棉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像雪片一般飞向全市，飞向全国。“通令”规定：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任意揪斗，不准武
斗，打死人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害革命老干部。
　　　　“西纠”先后颁布了十三条通令，主要内容是强调政策，如规定：严禁查抄国家机关和国家负责干部的家，“力争
不出现武斗”，以后又进一步明令“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通令的这些内容对当时缩小武斗
和混乱局面有一定作用。纠察队还在红卫兵的一些活动中维持秩序，曾竭力阻止某些大学生冲击国家机关，揪斗领导人
的行为。
　　　　纠察队还组织全市巡逻，组织红卫兵冲击造反派揪斗地质部长何长工同志的集会，把被他们从医院里拉出来的何长
工保护起来。
　　　　周总理特意安排了纠察队员在毛泽东接见各地红卫兵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的袖章，借以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但
毛泽东没有接受。
　　　　然而，纠察队既要协助红卫兵造反，就不可能真正制止武斗。纠察队员和作为纠察队主力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就有
私设刑堂。私刑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