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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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行的不是他写的那些新闻；而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 那时候企业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差不多全都销声匿迹了。像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赵章光、王永民这些人；不仅在今天的《财富》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就是在整天追逐企业家的那些记者中；也没有多少人还提起了。牟其中倒是还能在报纸上找到踪迹；他被抓起来；在监狱里面服刑呢。还有禹作敏；如今已在无期徒刑的煎熬中病故了；可在那时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真是人人景仰。史玉柱那一年也是被记者追捧的“巨人”；可他还不知道；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捧成“巨人”；也就离倒霉不远了。他开始设计他的“巨人大厦”。这大厦在六年以后建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失败之时。 而今天风光无限被人看做财富象征的那些人；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杨元庆那一年已经进了联想集团；不过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俞敏洪还只是在别人旗下做一个教书匠；一边体会那些学校对学生的傲慢和懈怠；一边构思他的英语世界；他的“新东方”；那时候还只是山沟里的一块梯田。《财富》杂志上“2000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字；要是在十年前说出来；十之八九没人听说过。刘永行兄弟是“排名第二”的；1991年他们刚刚把成都希望集团组建起来；一想到社会上对私营企业有很多议论；就“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向县委官员提出把“我们这个企业送给国家”。吴一坚；排名第五。这个西安人在那一年拿着他在海南挣来的第一笔钱；回到家乡开创新业。排在“第九位”的张思民；那一年做出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冒险；在深圳南山区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海王大厦”。还有排名稍微靠后的几个人；“第十豪富”宋朝弟；那一年创办了北京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第四十二豪富”王志东；那一年在方正做“视窗”汉化；“第二十豪富”丁磊；那一年还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的“触网”是在四年以后。还有另一个网上英雄；“第三十七豪富”张朝阳；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和十年前比起来；现在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作家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感叹道：“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变好；就是变糟。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一年；美国的《新闻周刊》把鲁冠球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上了这家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杂志的编辑评价说；鲁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现在回想起来；说他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这似乎有点夸张；但在十多年前所有那些名人中；他似乎是惟一没有被列在“大亨沉浮名录”里的大亨了。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4）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1）
死灰复燃1991年上半年；据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则故事；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江青很惊喜地对狱警说：“姚文元放出来啦。” 狱警笑道：“你在做梦呐。”“不是梦；是真的。”江青的脸上恢复了昔日的容光；“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掌握了领导权；老娘要回中南海去了。”狱警说：“谁告诉你的？” “笨蛋；老娘还用得着谁告诉？”江青把一张《人民日报》举到狱警眼前：“看看这文章；除了小姚；还有谁能写得出来？” 这个故事明显是虚构的；因为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得知；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今年5月14日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可是既然它广泛流传；就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而且也带着某种象征意义。 对于亿万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那时候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毛泽东曾经说；阶级斗争；过七八年再来一次。1976年王洪文被捉进监狱时也说；十年以后再看。这话连邓小平听了也悚然心惊。我们的国家自古就有“物极必反”的逻辑。批判别人的人后来自食其果；被批判的人也往往有扬眉吐气的一天；老百姓用一个挺生动的说法来描述这种局面；叫做“翻烧饼”。可是十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动静；又 过了四年；还是没有。那些人本来已经灰心丧气；现在却都高兴起来；自信心又恢复了。“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但是他们感到可以有所作为了。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做“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眼前这场争论就其规模来说；不算大；仅仅局限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参与其中者；也只是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教师、厂长和经理、记者和作家；九亿农民是不知道其中奥妙的；两亿城里人也不知道；这一年到中国来旅游的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个境外游客；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不过；就其深度来说；它却能让我们的国家大大改观。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也认定“1991年上半年平淡无奇”。这是一本六百二十九万字的浩瀚巨著；里面提到这一年春天流行起来的女装是“大衬衫”；腰胸袖部全都超大；肩括和领口则必须合体；又以轻薄面料制作；所以能“使魅力更加展露无遗”。可是它没有提到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它还提到了下面这些事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在上海过年。一大批人当选为省长；包括山西的王茂林、河南的李长春、浙江的葛洪升、辽宁的岳岐峰；吴邦国则接替朱基成为上海市委书记。位于京城西郊万寿山脚下的中共中央党校；新开办了一个进修班；学员都是省长部长或者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看来这成了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最关注的地方；政治局常委、党校校长乔石到那里去；同他们谈了很多话；六天以后；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李鹏和宋平；又跑去同他们说了更多的话。不过；普通人从公开的报道中只能知道这些；至于他们“座谈”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北京风波”后被抓起来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世人中间引起一阵小小的激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5日分别对在那次事件中触犯刑律的九名犯罪分子公开宣判。两周后；又对同案犯共计二十六人做出处理决定；其中有些人是过去十八个月里报纸上反复出现的名字；包括王丹、刘晓波、陈涞、李成涣、姚军岭、郭海峰、包遵信、任畹汀、吕嘉民、陈坡、刘苏里、熊焱、周勇军和陈卫。另外还有四十五人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改表现；未予逮捕。外国人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里；似乎只关心这件事。法新社有个记者说：中国“表现出人们所没有料到的宽大”。路透社评论道：“中国领导人想平息西方的不满。”一位高级西方外交官说：“显然；他们比较注意外部世界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这些话说得不错。中国人对自己人说的话常常不大在意；而且还要反唇相讥；可是他们越来越在乎外国人说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改变自己治理国家的原则。 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翻阅种种公开的出版物；满目皆是批判与被批判的记录。董学文先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李泽厚；很有礼貌地称这位学者为“李先生”；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挺凶。按照他的描述；李先生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推动者”；又是这股思潮的“产儿”；还“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动乱的吹鼓手”。在李泽厚后背猛击一掌之后；他又转过头来痛斥张贤亮；说张的《习惯死亡》是“一头两脚兽的表演”。不过；他现在要委婉得多；还期待着那位作家“回到健康的创作轨道上来”。淳于水对王蒙和他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早就耿耿于怀。“两年之前；正是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他这样说；“这个短篇横空出世；直截了当地配合起‘当前’的‘任务’来了。”还说这碗“稀粥”已经“被明白无误地当作射向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纸弹’”。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中国人都能听出；他话中有话；用在王蒙这个“前文化部长和中央委员”身上；就更加尖锐。不过；显然有很多人不能同意这种指责；他们让“稀粥”在1991年夏天登上“百花奖”短篇小说榜首。这让淳于水心中的愤怒“立即被唤醒了”；再次想起“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这真是‘坚硬的稀粥’啊。”他写道：“作为‘两年祭’的‘牲品’；又端到了‘祭坛’上来了！”一个名叫草木的评论者；没有看到什么“祭坛”；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三年以前出版的一本《人民文学》找出来；看到那里面有一句“编者的话”：“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就质问道：“他们究竟扇动的什么翅膀呢？”然后重读全部内容；仔细寻找答案。结果发现：小说《红庙二题》扇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翅膀；《谐振》并非旨在文学；而是另有政治图谋；至于《欢乐》；有“肚皮、乳房、生殖器”；还有“嫣红的嘴唇”和“丰满的臀部”；如此这般“污秽笔墨”；“让人不忍卒读”；还有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充斥着“很不健康的颓唐情绪”；“远离时代大潮”；不过是“小悲小怨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在找出这些答案之后；草木感叹：“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个本来比较好的刊物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已经是一种很严厉的指责；不过；他还保留着一点含蓄；没有直接揭露这本杂志的主编就是刘心武。另外一个人；金圣；比草木的革命性更彻底。他勇敢地把刘心武拉出来示众；还把刘描述得像是一个伸长了舌头的“吊死鬼”。那是“一条充满‘动荡因素’的舌头”；金圣说；“在1987年早春二月就从文艺界；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界神圣殿堂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亮了出来”。这种指责是独具匠心的；他把刘心武的“舌头”和赵紫阳的“舌头”巧妙地纠缠在一起了。“赵紫阳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中南海怀仁堂千人大会上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金写道：“这就是使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途夭折的‘五·一三’讲话。从此；反自由化不但搞不下去；那些因为宣扬自由化而受批评的人又纷纷重新上场。” 一个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颜元叔；也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中来。这位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今年五十八岁；难得的是他像一个十八岁的热血青年；很容易被感动；也很容易被激怒。他大骂自己昔日的同学“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如此气愤；非为私人恩怨；而是因为那个人批评中国大陆污染严重；还说了“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之类的话。颜于是拍案而起；怒斥“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寡廉鲜耻的‘烂香港’”；才会说这样的话；“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诸如此类发生在亲人与朋友中间的辩论；“文革”岁月里在大陆这一边也有很多；其中充满了政治色彩；导致夫妻不和；父子离散；朋友反目。自从80年代以来；便很少听到这种事情了。颜元叔似乎想让大义灭亲之举再成风尚；所以把这段发生在家里的争论公开在台湾《海峡评论》上。一向视台湾舆论为“反动”的大陆刊物；这一次一反常态；纷纷介绍此人此文。《中流》做得最为彻底。编者把颜的文章转载过来；一字不漏。还加了一个按语；说是响应读者的热烈希望；还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 中国人喜欢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希望所有人像自己一样思考问题。无论“左”的人士还是“右”派；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从来不肯改变自己；而改变别人的努力又总是徒劳。邓小平也许是看透了这件事；所以再三告诫他们“不争论”；还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可是这“不争论”后来却成了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 新的惊人的消息每天都有。文人们全都提心吊胆；就像一些 躲在战壕里的残兵败将；散乱零落；苟延残喘；等待强悍的敌人攻将上来。他们没有犯法；当然不会像刘晓波、包遵信那样被审判；甚至还有机会竖起盾牌为自己辩护；偶尔也扣一两下扳机回击来犯者的攻击；或者表达一下自己的蔑视。吴江说了一句：“如果人们不注意这些‘左’文发表的时间；一定会以为是‘文革’时期的文章。”有人立刻回击；说他从李泽厚之流的文章中“闻到了浓烈的‘文革式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气氛”。当日中国就是这样两军对垒；你来我往；互相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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