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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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的“五不准”：　　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　　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　　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　　汽车。　　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　　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　　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　　不准利用本人及家属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　　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　　此前还有一个；是1993年的“五不准”：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不准买卖股票。　　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　　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看了这些；你就不得不承认；在全世界所有政党中；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给自己定了如此多的纪律；又如此无微不至（如果再把党章和此前几十年的规定翻出来；你还可以发现；共产党员要遵守的规则数以百计）。　　禁令越来越多；可是仍然不能阻止官员们继续成为“灰色地带”上的耕耘者。有人说这证明官员的犯罪越来越多；也有人说这证明党组织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但是不论说什么；大家都相信漏网的要比抓住的多。老百姓众口相传的很多描述官员腐败的故事；在这一年忽然变得尖酸刻薄起来；有些挺滑稽；有些还带着恶意；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把官员全都拉出来排成队；挨着个儿枪毙肯定是有冤枉的；但若隔一个杀一个；那就肯定有漏网的。”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4）

　　这是明显的夸张；但这话里包含的情绪是真实的。官员们让百姓骂成这样；的确值得深思。不过；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不是被拉出去枪毙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枪毙的。这一年4月4日；他带了一支手枪；爬上京西群山之中；自杀了；陈尸在一片烂漫的花草中。市民一阵悲伤之后；才发现这位副市长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贪污取财二十五万元人民币和两万美元；挪用公款一亿多元人民币和两千五百多万美元；其中一千三百多万美元再也无法收回。除了这些罪行外；他还动用公款为自己营造豪华别墅；为情妇购买高级公寓。尉健行后来说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案件中最严重的”。京城的百姓都在猜测他的背后必有更大的罪犯；有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警方开始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后来汇集种种现场证据；认定他的确是自己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不过；“背后必有更大罪犯”却被不幸言中了；那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4月27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的机关大楼里；来了两位常委。胡锦涛和尉健行。前者宣布王宝森一案的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所以中南海已经批准他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后者当即接任陈的所有职务。陈　　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连向他的下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　　陈这个人；是党内腐败之根在90年代阳光雨露中成长壮大的经典之作。他在60年代以前是北京市政府的秘书；练就一身官场进退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点头哈腰什么时候趾高气扬；在80年代末期是平息“北京风波”的总指挥；懂得在政治角逐的关键时刻；怎样像高明的赌徒一样下注。其发迹的奥秘；乃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谋取自己的利益；有如当时北京市民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小金库”。其沉沦的原因；又是他的仗权谋私和飞扬跋扈超过了党能够允许的范围；因而构成了对整个党的威胁。　　反对陈的人；把他看成一个恶棍；怎么惩处都不算过分；甚至说这个人应该被枪毙两次。这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城里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在他受到公审的那些天里；也有一些人替他叫屈。他在法官面前始终昂首挺胸；故意显出不在乎的样子；言谈举止看上去不像罪犯；倒像是一个官员在向他的下属做报告。很显然；他想给人留下这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的印象。“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用不屑的口吻对法官说。检察官当场出示他的受贿证据；可是；在旁观者看来；这却适得其反：“比他贪的官有的是；怎么就抓了他呢。”　　陈是迄今为止因经济问题而被定罪的最高级别官员。报纸上说这是党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果；预示着党风将会好起来。大多数人赞成党清除陈希同这样的人；可是并不认为这件事对党风好转具有那么大的价值。腐败是这个世界的通病；在任何制度、任何党、任何价值观念之中都不可能彻底避免；但是在中国；腐败却有其独到之处。对于这个政权最具腐蚀作用的；是那些既不违反国法也不违反党纪的行为；它们无法归入“大案要案”之列；却能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所不在；乃至大多数人都会　　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选择。1995年的秋天；葛维连成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他是安徽省蒙城县的一个农民；成名的原因是他善于养牛；还因为他的家碰巧住在三○七国道边上；距离县城不到一公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使他贩牛更加便利；但是对于当地官员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表明自己政绩的最佳机会。　　这个农民的厄运就是从官员们对他的格外关怀开始的。某一日；县委副书记刘政新亲自来到他家；告诉他全国第四次畜牧工作会议要在当地召开。葛维连的牛数量最多；个个体大肉厚；自然成了当地官员关注的对象；他们决定把所有与会者拉到这里来参观。　　秋高气爽；正是黄牛的成熟季节；市场上卖价又好。可是刘政新告诉他；上级已经决定；他不准随便卖牛：“你是养牛专业户；首先要体现出你的养牛数量；这是我们的根本。”凭借着一点点原始的政治智慧；葛维连已经明白；刘说的“我们”不是他这个农民；而是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他养牛的目的很单纯；只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在官员们眼睛里面；那些牛不是钱；甚至也不是牛；而是他们的政绩。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有一大群牛在他们眼皮底下跑；“因为牛少了；参观的人来了就不好看了”。　　可是那些天来买牛的人特别多。买主大都是临县的干部———村支部书记们和乡党委书记们；而且不惜重金。葛维连心知肚明；向他买牛的官员和不许他卖牛的官员；其实有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上电视；给人参观的。”他说。他不管这些；看到人家出价好；当场卖了二十四头。　　“二十四头牛都是个子又大；屁股又肥的；是最好看的。”葛维连后来回忆道。栏中有一千二百六十头牛呢；少了这几头；希望能够瞒天过海。可是这些牛现在头头都系在官员的心上；哪能　　瞒得住呢？第二天；刘政新书记来了；顺着牛圈数牛；居然看破隐情。当即斥道：　　“你为什么要卖牛？全县就你一个葛维连不听话。”　　这时候葛才知道；原来不能卖牛的人不只他一个；是全县的农民。可他仍然嘴硬：“你当你的书记；我当我的老百姓。我养牛。我管他开什么会！”　　刘书记走了；把一句话甩在身后：“咱走着瞧。”这让葛维连心里发毛；转身跑出去买回二十四头牛。他满足了刘书记“要求”；赔了两万块。“不赔你怎么搞呢”；他后来说；“他们老是转过来；转过去。”　　官员们重新燃起对葛维连的期望；可是他们的期望越大；葛的处境就越是危险。他们觉得他的养牛场太小；只有十亩；不够气派；于是为他在公路边选择了一块土地。葛不愿意买这块地；而且人家也不愿意卖。但是官员们不由分说；把地弄过来卖给他。养牛场一下子大了不少；官员们比他还高兴。有个人忽然说；这个农民应该住别墅才对。大家响应；于是又来到葛家；对他说；“‘全国劳动模范’、‘养牛状元’；跟牛住在一起；领导参观；看了没有面子。应该盖座别墅楼。”这让葛维连夫妇哭笑不得；又敢怒不敢言；把一口气憋了若干年后；才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利芬倾诉出来：“我要别墅干啥；我都气得……老少爷们儿谁问我；给葛维连盖个别墅；我说那是‘憋住’；哪能叫‘别墅’？憋住；憋我。”　　根据王利芬的叙述；葛家夫妇都不愿意要别墅；小心翼翼地对官员说；他家房子“绰绰有余；一个儿子住三间；夫妻两个住三间”。可是官员说；“盖房子不用你花钱。你老葛也不用干活。”蒙城县建委副主任；一个叫马文进的人；被上级派来做葛的“委托代理人”；还包揽了别墅建设的全部工作。　　别墅被设计为两层结构；造型亦土亦洋。按照上级参观的日　　期；必须在二十天内建成；可以想见马副主任的巨大压力。他每天在工地上督战。关心这别墅的人也特别多；都是官员；乡里的、县里的、地区的；可就是没有老百姓；也没有葛家的人。　　中国的事情大都如此；只要是官员们想干的事；总能干成。别墅只用十八天就建成了。竣工之日。葛家莫名其妙地收到一车家具。老板桌、老板椅、梳妆台、席梦思软床；还有茶几和沙发。葛维连的妻子看了；当即叫起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呀。”在官员们看来；这无关紧要；他们嘴上说这是葛维连的家；其实在心里还是把它看做他们自己的“政绩”。他们命令葛家立即搬进来；又指挥工人帮助葛家布置一切；连铺床叠被也有人帮忙。地上的水泥还没有干；黏黏糊糊；就把地毯铺在上面。离参观只有一天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　　参观者来了；看看就走了。然而葛家的麻烦还没有完；新房的墙壁从底到顶开始裂缝；水泥也脱落下来。当初工人就说；这样赶工期是不能保证质量的；监工的官员说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人家不负责。官员们又来了一次；不是来修房子的；而是来收账的。账单上写着：建别墅十六万元；征地三十四万元；还有新建的饮牛水池；专供参观者用的厕所和水泥路；还有那一大堆新家具；总计差不多一百万元。“当时说盖房子不要钱”；葛维连的妻子申辩；但官员现在回答她；这钱还是要葛家出的。　　轰轰烈烈的9月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葛维连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牛价跌了；卖也亏；不卖也亏。“本来是个流动产；变成个不动产。”葛维连不住叹息；“你要给它吃；一天一头牛就得三块钱啊。”他想自己加工牛肉；把最后的一笔钱盖了个牛肉加工厂；去恳求官员支持；但现在没人理睬他了。加工厂还没开工就关闭了。他就这样又熬了两年；终于无法坚持。他开始疯狂地卖牛；直到把牛全卖光；搬起石头把缸也砸个稀烂。“不养了；我不养了；我不再养牛了。”葛维连一边砸；一边骂：“你们看去吧；我叫你们看去吧；叫你们看去吧。”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6）

　　风暴在早晨8点不期而至；十只小艇随即倾覆；渔民落入海浪；自此开始了那个悲惨的时刻。　　四百多村民挺身相救；可是他们的船太小；无法迎风前进。村民们手拉手结成一路纵队；冒死冲进海里；又被巨浪卷了回来；于是跑去求救。他们看到“G905号”就停泊在港湾里面；知道这是一艘渔政海监船；有一百零八吨；一旦启动；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落水者身边。可是船长冼亿康却说他没有开船的权力；“调动这船；要副局长批准。”落水者的家人苦苦哀求；冼船长不为所动。一个名叫黄永三的船工动了恻隐之心；冲出去给副局长打电话请示开船。中午1点；也即十二名落水者挣扎五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听到副局长的声音。副局长名叫钟进；是雷州市水产局的；还兼着渔政海监大队队长（这大队是专门监督老百姓不得违法捕鱼的）；是个严格按条例做事、按利益取舍的人。他对黄永三说：　　“你们救人可以；但要先收足钱。”“能不能先救人。他们一时凑不足钱。”黄为那些落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