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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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坏娜巳衔约旱纳钏矫挥忻飨蕴岣撸涣碛腥种坏娜巳衔钏讲蝗绱忧啊！闭翁纫彩谴诱馐笨急浠摹Ｔ谡庵埃弧叭嗣枪惴褐С志酶母锖偷车恼摺薄Ｔ谡庖院螅荒切┳陨砝嫦喽允芩鸬慕撞恪案械交骋伞保弧案械讲宦保弧岸晕蠢慈狈π判摹薄Ｎ颐窃谡庑┚碌氖莺屯坡壑校豢梢晕虺鲆桓隽钊司鹊慕崧郏�1995年是中国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善恶；这倒不是1995年才有；而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中国人的这种本性到这时候才有机会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信念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记者在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以后这样说；“我真的很想知道；1995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中国经济导报》总编辑莫新元也有相同的看法。“1995年是一个转折年”；他在多年以后这样说；“对；那就是一个转折年！”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仓库里又装满了粮食；城里人用了三十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怎么 卖就怎么卖；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四十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四十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六百种商品供大于求。朱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至于是不是“商品过剩”；还有争论。有人说；不是这些东西太多；而是中国人吃得太少了。“我们的肚子都被饿小了”；一个学者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多吃一两肉；那就又要排队了。”这说法显然有道理；所以当时大家有个一致的结论：低水平下的商品过剩。不论怎么说；就从这一年开始；商品市场的风水转了过来；变成“卖家求买家”；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商品应有尽有；又很便宜；这让老百姓高兴；也让政府松一口气。在一番剧烈的跌宕之后；经济终于出现平稳发展的局面；政坛也是波澜不惊；右派们偃旗息鼓；“左”的人士暗地汇聚筹划新理论；但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卷土重来。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忙着勾心斗角；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动向；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 可是；让新一代人烦恼的事情依然继续着；没完没了；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有些事情变得更加危险了；而且这危险十之八九存在于自己的阵营里。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3）
如果腐败这个问题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那么1995年里有些事情就特别值得一提。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的立案突然 增多了；有十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件；罪名差不多都和钱有关：受贿和贪污。二十四个省（军）级、二百七十九个市（厅）级、三千零八十四个县（处）级的官员被定罪、逮到监狱里面去服刑。官员级别越高；涉及的犯罪者越多；分别是：百分之一百六十六、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二十九；都是前所未有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公布这些数字时；用了一个通常是描述经济繁荣的词：“比去年同期增长。”所有人都能看明白；这是一些比通货膨胀率还要可怕的上升曲线。为了寻找犯罪证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小组在全国各地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黑龙江省有个人叫做朱胜文；身兼哈尔滨市委常委和常务副市长。由他掌管的各个机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贿网；连接着六十七名官员。他本人则是这个网络中胃口最大的受贿者。在山东；最有名的人物叫胡建学。此人是泰安市的市委书记；是个外表文质彬彬、堂堂皇皇；内心阴暗丑陋的人。此人迫使麾下数以百计的官员；构成一个吹牛、撒谎、阿谀奉承、伪造政绩的独立王国。他命令统计局把全市四十亿元工业产值公布为二百六十亿元；把五亿元的财政收入报告为“十二个亿”。公安局向他报告一年发生刑事案件五千余起；他当即命令“改成八百起”。有些局长见此情形；不免犹豫；他就发出最后通牒：“不换数字就换人。”还把纳税人的钱大笔大笔拿去给宣传部；说是“公关费”；其实就是专门招待收买各路新闻记者；为他张扬政绩。在过去六年里；这位市委书记就是依靠这样的手段一路升迁。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行败露；他仍然是个前途光明的“党的后备干部”。很多下属明明知道他的劣迹；怀恨在心；却都在上级官员面前证明他是如何“优秀”。“胡大权在握；耳目又多。”泰安市政府的一个局长说：“如果投了反对票；被他查出来；将遭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说他点儿好话；让他快点儿提拔走！”胡在2000年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在他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人们都说此人欺世盗名； 死有余辜；但是法院认定的罪名只有受贿。 这些都是那一年暴露出来的官场大案；可是还有更大的犯罪活动潜伏着；没有浮出水面。广西有个人叫成克杰；也是从这时开始和他的情妇李平沆瀣一气；弄权受贿。胡长清这一年8月刚刚来到江西；当上了省长助理；就此开始他的“先后八十七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的历程。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揭发出来的；这两个人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批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极刑的省级领导干部；是在五年以后。而在1995年；无论是成克杰还是胡长清；都被当做优秀党员和优秀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侵吞金钱的野心；是以上级对他们的信任为动力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是一边仗权谋私一边获取更大的权力。成克杰后来成为自治区的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受贿的纪录也随着晋升的历程增加到四千一百零九万元。胡长清则是在他官升一级、当了副省长之后；受贿骤然变得频繁而且数额巨大；按照检察官后来指控并被认定的事实；其非法收入“日进万金”。这超过了当时一个官员一年的薪俸。 赃款数额如此巨大；这在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心理上引起巨大冲击。仅就薪俸制度来说；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群人。自从1989年那一次提薪以后；六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普通的公务员每月不过几百元；一个像成克杰和胡长清那样的高级官员；也不到千元。一个单凭薪俸生活的官员；根本没有可能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准。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仕途依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官员们在合法和非法之间；有着一块谋取利益的巨大空间。当日朱胜文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被捉进监狱里去；趴在牢中昏暗灯光之下；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收受的钱财都是过年过节和各种庆典时人家给的礼金和活动费；“这些虽不属于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是灰色收 入”。这话听上去有些可笑；但恰恰道出一些官员得以维系自己利益的关键所在。即使那些清正廉洁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官员；也难免沾上“灰色收入”。当时高级官员几乎都拥有配备专职司机的轿车；难免要让亲友搭乘；都在享受价廉物美的住宅；都不能避免用公款支付自己旅行和娱乐费用；在公家电话上说几件私事；也都享有免费进入名胜古迹或者观看一场演出的特权。此外；别人送来的一盒新茶、一篮瓜果、几包香烟、几瓶好酒；几本新书；也都使官员的实际收入在无形中扩张。只是大多数人小心耕耘“灰色地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避免越轨陷入法网。问题在于；法网本来漏洞百出；所谓“灰色地带”的边缘又很模糊；宽严虚实总因时势不同而有变化；其依据往往不是法律；而是常情。河北省有个人叫平义杰；身兼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通晓法律界限；不肯公然受贿；但却使用公款长期租用高级轿车和无偿使用公家物品。“这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可是与常情相悖太远；”一个记者这样说。这一评价虽然并不堂皇；但却更加中肯；也更加符合实情。 有个故事就最好地说明了官员的“灰色地带”能够宽广到什么程度。山西省有个人名叫田玉明；身兼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二职。由他掌管的这家工厂；其实就是他和一群官员的钱柜子。根据后来的调查；在1994年1月到1995年9月这二十一个月里；这个人以公款支付自己的吃喝费用共计八十一万元；相当于这个厂两百个职工的年收入。工人们啃着冰凉的干粮；斜眼望着书记那美食堆积如山的餐桌；对一位记者感叹：“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贪污公款两万元的行为败露；这家伙的肚子是永远装不满的。一个官员肚子里的酒菜再多；也不会垮台；可是他那个由山珍海味构成的王国快要倒塌了。他的王国地处山西南部一个贫困县中；根据中央电视台记者柏杨的报道：政府花 了巨资建设这个电厂；这在当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投产那天；剪彩仪式轰轰烈烈；山上沟底都是人。人人都说这是平陆的希望。可是不过两年半；成千上万的平陆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这电厂每周亏损两万元；四千三百万元固定资产只剩三千多万元。其余那些都变成了一堆发票；留在会计手中；上面写着： “红塔山”五十条；计六千元。“红中华”两条；计四百元。 “五粮液”六瓶；计一千零八十元。“飞天茅台”二十四瓶；计七千二百九十元。 …… 人们看到这些；又惊又怒：“平陆电厂就像是唐僧肉。”可是田玉明被逮捕以后说：“我认为我本人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这个企业搞好。我确确实实是这个想法；也是这么去努力的。”这话是为自己开脱；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说自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表明很多人并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如此；因为美食佳酿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润滑剂；也是商场和仕途的通行证。有如当时一首民谣：“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官员依靠薪俸之外的利益维系其生活水准；在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为制度所允许；而且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它在90年代中期突然尖锐起来；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缘于某种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向前推进；私人财富的积累开始分化；官员薪俸虽有增加；却无法追赶这种进程；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又有极大的等级差别。多数官员的生活水准本来居于社会上层；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超过自己；诸如别墅、轿车、电话、飞机头等舱、火车软卧包厢这类东西；本来只 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现在也被别人分享。官员们若要在物质方面维护自己原来的位置；除了在黑白之间寻求回旋余地外；别无他法。 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下子通过七个法律。报纸上评价这一事件；说是“开创中国立法纪录”。仅就数量来说；的确如此；可是党的领导中枢显然认为还是太少；还有必要颁布更加具体的条文来约束官员的胡作非为。5月24日；中南海向数百万党的官员发出文件；命令他们每年两次申报自己的收入。差不多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颁布若干禁令；要所有官员严格执行： 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 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 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及外籍车号牌。 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 不准参加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 乐活动。 这些禁令在当时被叫做“五不准”；人人皆知；但是它并非中纪委的新创造。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五不准”。 一个是1994年的“五不准”： 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 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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