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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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愿协作的谈判场所。层次再高一些的合作就是自由贸易区，最典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层次最高的是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就是欧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就要扩大，如果不对外开放的话，就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德国只要一家汽车厂就能达到足够的生产规模，但是如果只能有一家汽车厂的话，就会有垄断，会损失效率。怎么样才能既没有垄断，又有规模效益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各国的企业规模尽量扩大，同时开放国界使欧洲变成一个大市场。这样即使法国和德国都只有一家汽车厂，但他们必须在欧洲范围互相竞争，因而既不会产生垄断损失效率，又有规模经济。　　　　
　　　　　　再次，跨国公司的发展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0％，在国际经济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世贸组织下面有三个主要条约，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只是其中的一个条约，其他还有服务等方面的条约。世贸组织的下一轮谈判是千年回合，主要谈市场准入、农业和纺织品问题。世贸组织的成立和新一轮谈判反映了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也说明全球化进程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才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主要困难在于世界各国的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从体制上来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少数寡头控制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一般的开放的市场经济。有些问题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例如，在发展初期，农产品有比较优势，价格较低，不需要保护；但是在发展的较高阶段，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价格较高，农业保护就比较厉害，如日本、欧洲；如何取消农产品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只有通过世贸组织，通过多边谈判才能解决问题，而不能打贸易战。　　　　
　　　　　　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分析　　　　
　　　　　　美国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时候，一些利益集团反对，认为自由贸易区会引起资本外逃，使美国工人受到外国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是双赢的安排，应该搞自由贸易区。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学家在考虑国际经济问题时，往往只考虑生产者利益，不考虑消费者利益。进口能够让消费者消费到以前没有的商品，从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这一点。简单地讲，全球化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贸易所得。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贸易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使投入多样化以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贸易能够加强竞争，降低商品的价格，还能够使消费者消费到更加多样化的产品；比如桑塔纳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有几年时间连颜色都不用变，仍然供不应求，但是后来本田雅阁、通用别克进来之后，桑塔纳就不得不推出了新车型，否则它就没有市场了。更重要的是，有的产品原来国内不生产，有需求但无供给，进口商品后消费者能够消费到以前得不到的商品，效用也提高了。　　　　
　　　　　　其次是国际贸易投资会带来正的外部效应。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餐饮业也开始有快餐了，服务也好了。而且这种技术外溢和技术转让是不同的，是不需要支付成本，也是无法阻挡的。一些乡镇企业家就经常出国找“点子”，以得到开发新产品的启发。尤其是现在的知识创新有很强的外部性，只要科学家在一起聊聊天，就能得到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信息产业的科学家都要往硅谷跑，就是因为在和同行交流的时候能够得到很多启发。如果没有开放交流的话，就不能获得这些收益。　　　　
　　　　　　全球一体化的结果　　　　
　　　　　　全球一体化的结果一是体制趋同，二是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生活水平能否提高还不是很清楚。绝对生活水平提高就是把蛋糕做大，尽管某国占的份额可能比以前小了，但是由于蛋糕比以前大了，所以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般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的确都提高了。相对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或者说各国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更重视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做生意，美国人赚了9块钱、中国人只赚了1块钱。尽管美国赚的钱比中国赚的钱多得多，但是，如果不做生意的话，美国固然赚不到9块钱，但中国也赚不到1块钱，实际生活水平也就没有提高。相对生活水平有无提高是一个实证问题。从感觉上来讲，中国和美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在很多方面，中国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多少，即相对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中国是否应该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总体来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贸易收益。贸易收益不仅仅是出口创汇，还包括进口收益。开放市场后老百姓能够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优质产品，从而消费者福利会有很大的增加。衡量一国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不能看名义收入，而要看实际收入，如果商品价格低，同样多的钱能够消费更多、更优质的商品，生活水平和福利显然更高。日本的收入水平是非常高的，但物价也非常高，一碗面要1000日元，而美国一美元能购买8包方便面。从实际购买力来说，显然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因为他们享受了全世界最便宜最优质的产品。18世纪的重商主义认为一定要有贸易盈余，钱流进来才算盈利了，否则就是吃亏了。这种认识是很狭隘的。　　　　
　　　　　　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利用多边体制解决争端。现在中国的贸易是双边体制，和美国签一个最惠国待遇，和加拿大签一个最惠国待遇，用双边谈判解决贸易纠纷，而双边谈判并不是解决贸易纠纷的好办法。多边体制有利于贸易纠纷的解决，至少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仲裁。　　　　
　　　　　　再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参与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必须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下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否则就不能参与下一轮谈判，也就不能在谈判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等到谈判结束后被动地接受谈判结果。乌拉圭谈判的时间长达8年，下一轮谈判还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结束。　　　　
　　　　　　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加快改革进程。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以前没有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但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理论上也说不清，只能不讨论，与国际接轨，靠外部压力来加速改革进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应该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不要计较某些领域内的小得失。　　　　
　　　　　　关于关税，现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是14％，WTO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中国承诺在2000年的关税为15％，2005年的关税降至10％，仍然高于WTO成员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　　　　
　　　　　　再就是民族工业的问题。什么是民族工业？如果麦当劳资本的60％是中国人的，雇员百分之一百是中国人，土豆是东北的，牛肉是河北的，这时麦当劳是不是民族工业呢？牌子问题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增加中国的GDP，增加就业和税收，就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现代企业所有权异常复杂，已经很难用品牌来区分民族工业了。许多日本汽车就在美国生产，而许多美国汽车却是在加拿大生产的，因此，很难说哪个是美国的民族工业，哪个是日本的民族工业了。现在统计中用GDP取代了GNP，也说明对于国家来说GDP更重要。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企业已经落地生根了，其利润也仍然投资在中国，这些企业就不是外国企业，而是中国企业了，应该给它平等的待遇。　　　　
　　　　　　至于农业问题。有人认为要像日本、韩国那样进行农产品保护，但是，日本、韩国当年搞农业保护的时候，并没有WTO的限制，而中国再搞农业保护的话，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是不相容的。而且，中国的农产品正在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搞农产品保护会造成非常大的效率损失，而且以后再取消保护时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总之，现在不实行农产品保护的代价小于现在搞保护以后再取消保护的代价。中国不能搞农产品价格保护，而应该支持农业发展。具体来说，可以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快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引导农民从事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如花卉、蔬菜等等。　　　　
　　　　　　关税和投资有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不是绝对的。美国的关税很低，但美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关税再高，汽车也要进口，因为国内没有这个生产能力。而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任何产品最后都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中国的出口看，现在中国的洗衣机、冰箱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机电产品的出口已有相当的规模。在不久的将来，汽车也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时中国的汽车也会走向世界市场。　　　　
　　　　


第四辑宋晓军　（1）

　　　　大规模、大跨越式发展国防刻不容缓　　　　
　　　　　　宋晓军，男，1976年入伍，曾在海军驱逐舰部队和潜艇部队担任过通讯军官和教官。现在《舰船知识》杂志社担任编辑，对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都有深入研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好比人的“上肢”和“下肢”，如果下肢发达了，上肢却弱小，这个人就会失重，走起路来是会打晃的，拳头打出去也是没有力量的。　　　　
　　　　　　——宋晓军　　　　
　　　　　　伊拉克战争优秀的军事评论员　　　　
　　　　　　2003年3月至4月间，在人们在把目光聚焦到伊拉克战场，倾听中央电视台对这场战争的现场评说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中记住了一个中国专家的名字：宋晓军。　　　　
　　　　　　宋晓军的名气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飚升，可称得上是央视新闻频道开播后的一个“事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电视媒体，中央台视台似乎从来也没有在如此集中的时间内让一个军事专家如此频繁地在荧屏上亮相，而且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以至观众对宋晓军熟悉得哪怕闭上眼睛也听得出他那富于表现力的声音。当然与宋晓军一起成为电视新闻宠儿的还有张召忠、阎学通、金一南、杨成绪、朱锋等中国专家。宋晓军以他平和的姿态、大容量的知识储备和极具个性化的解读打动人心。正因为有宋晓军等强大专家阵营的支持，才使得中央台新闻频道的收视率提高了15倍以上。有人说，宋晓军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起走红了；也有人打趣说，伊拉克战争使我们结识了两位陌生人，一个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鲁克斯，一个就是中国军事专家宋晓军。伊拉克战争使宋晓军名声大震，也正因为这样，战争给他留下了“后遗症”：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通过各种途径寻访这位神秘的军事专家，找他做军事或文化评说的人户限为穿。　　　　
　　　　　　也许是因为宋晓军在中国已经成为电视时政、军事类节目出镜率最高的专家，他的“电视明星”的形象掩盖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战略研究界最具真知灼见的智囊型学者之一的另一面。　　　　
　　　　　　但是，传说仍然不胫而走：有人说宋晓军是凭央视的影响进入高层视野的；也有人说，宋晓军本人乐意走“槽帮”模式的传统智囊路线。（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中枢建立政情渠道的几个模式是：“国师”型和“槽帮”型，所谓“国师”型，是以天文的占卜和各地异相的分析来影响政令出台，“槽帮”型——这是一个很少为人所知也鲜见于史籍的政情系统，以走南闯北的“槽帮”“盐帮”，甚至侠客来为高层提供可靠的民情，进而影响国策。）以宋晓军的闲云野鹤性格，他是把自己归于“侠客”一类了。宋晓军除把时间花在研究和宣讲他的观点之外，其余的时间则在世界各国旅行。如今的他，今天可能在波罗的海的一个码头对着一艘退役的战列舰凝神冥想，明天则饶有兴趣地观察着阿尔卑斯山的古代要塞。但是，这种外在的自由散淡丝毫不影响宋晓军思想和预见的分量。　　　　
　　　　　　已被《简讯防务周刊》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国防问题专家”的宋晓军，普通人至今仍记得他在伊战评论中的精彩表现。然而，惟有国防战略研究